两制三地之家

我和妻七次飞往美国，前五次都是在冬天去美国，为的是能够在美国过圣诞节。我并非基督教教徒，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洋节”，总要一次次远涉重洋，到太平洋彼岸去过圣诞节？

团聚，是人生的幸事、家庭的节日。我一家八口，除了我和妻之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以“二、二、四”的“比例”分住在上海、旧金山、台北，是“两制三地之家”，难得一聚。圣诞节是美国的“春节”。孩子们在圣诞节放长假，因此圣诞节也就成了全家最佳的团聚之日。正因为这样，我总是选择在圣诞节前夕飞往美国。

我家成为“两制三地之家”，这“三地”包括海峡两岸。在中国大陆，由于子女出国，出现许多“一家两制”家庭，而像我家这样的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两制三地之家”并不多见。

我的家，原本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家庭中的一个。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变成如今的“两制三地之家”，那是随着时代而变，随着中国的进步而变。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与时俱进”。

我的家庭的演变史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缩影：

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那一年我结婚了，小家庭就安在上海。

1967年，长子在上海出生。三年之后，次子在上海出生。从此，我的小家庭成了四口之家。

我的小家庭在艰难中度过了十年“文革”。在“文革”初期，我家也曾分为三地：我在杭州湾畔的“上海电影五七干校”，妻带着长子在上海，而次子则暂时寄住温州老家。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家庭的命运。我从“臭老九”变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而我的两个儿子也相继从上海的重点中学进入大学。

开放的国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出国潮”在中国澎湃。1990年，长子第一个迈出国门。那是他在上海念完大学之后，通过GRE考试（研究生英语考试），获得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研究生。他在美国宾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工作。

1992年，次子也通过GRE考试，获得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研究生。他在美国特拉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工作。

1993年圣诞节前，我和妻来到美国，先是住在洛杉矶内兄家，然后飞往美国东部，和两个尚在求学的儿子在特拉华大学团聚。那天，正好是圣诞节。

两个儿子先后被美国公司聘用：长子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任职，而次子则成为美国“AT&T”公司的白领。

那时候，我曾经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家一半在美国》。确实，一家四口，我和妻在中国，两个儿子在美国，怎么不是“我的家一半在美国”？

两个儿子在美国相继跳槽。从1996年起，他们先后被美国新公司派回中国工作。这样，我们全家总是在春节的时候，团聚在上海。

两个儿子在中国工作了几年，在1999年又先后被美国公司调回美国本部工作。两个儿子相继结婚，从此，我的家从一家四口增加到六口。

小儿子在美国硅谷工作，定居在旧金山东湾。他先是在那里租公寓，后来在那里买了房子。长子在美国东部工作。不久，他被美国公司派往中国台湾台北市，在那里他筹建了中国台湾分公司，担任副总裁兼总经理。后来，在中国台北又开始新的工作。

作者全家和亲家平安夜在美国旧金山合影

我的长媳出生于中国台北，上小学时随父母到了美国，从此在旧金山长大，后来毕业于旧金山的柏克利大学。她原本在美国工作多年。长子调往中国台北，她也一起回到台北。如今，长子在中国台湾已经工作十几年，买了房子，从此定居在那里。

于是，“我的家一半在美国”变成了“两制三地之家”。

2000年、2001年、2002年，我和妻三度在圣诞节的时候前往美国，全家在那里聚会。即便是2001年美国爆发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仍坚持去美国，还特地赶往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现场采访，写出《受伤的美国》。

2003年，我和妻前往中国台北看望长子、长媳，也就没有去美国。

2004年的圣诞节，全家又在美国团聚。这一回的团聚，我的家增添了一个小成员——2004年7月，小孙女在中国台北降生，成为一位“小台胞”。由于长媳是美国籍，按照美国的规定，我的小孙女也是美国籍，出生之后拿到了美国护照。我的次子、次媳也成为美国公民。

2007年5月，小孙子在中国台北出生，他同样在出生之后拿到了美国护照。

长媳的父母、哥哥也在旧金山。这样，我们每一次去美国，也与亲家团聚。

平常，只有我和妻在上海，是一个“空巢家庭”。我们总是企盼着热热闹闹、充满亲情的大团圆之日。

每一次去美国，除了团聚，除了到美国各地旅行，我也过着美国居民的生活。我把我在美国旅行的见闻写成了《美国！美国！》一书，而把在美国的生活写成这本《我在美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