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翠摇金的唐人花钗

唐代的岭南无论如何也没有长安大明宫含元殿那样宏伟壮丽的建筑。

唐代的岭南也不会有“声震百里，动荡山岳”的“秦王破阵”之舞。

即使是渴望建功立业的五陵年少偶尔流落到广州街头，饶有盖世豪情，也不得不在商业的檐下低垂高贵的头。如果今天的才俊之士打算要在广州寻求“盛唐之音”，他一定会大失所望，“见歧路泣而返之”。

甚至连某些事物存在的多寡也好像是有某种象征的意味：声震中外的“唐三彩”在岭南地区居然极为少见。1987年在广州发现了3件不知何处烧制的“唐三彩”，算是填补了一项令人尴尬的空白。这令我们不禁想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的地区差异早有精辟的论述，他显然不会以中原的“盛唐气象”来要求岭南唐风。

唐代胡人俑

唐代的广州展现出繁华的海上交通贸易，丝绸、香料、陶瓷是广州对外贸易的大宗。当时广州各外贸单位在一天之内的商业总收入达到5万典拿——阿拉伯一典拿约等于清末时中国白银3两。唐朝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对广州很倚重。据《新唐书·黄巢传》，当黄巢表示希望朝廷派他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时，“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乃拜巢率府率。”朝廷还在今天的香港屯门附近组建了一支南海舰队，以护卫中国商船。这种海上雄风夹杂着浓重的商业气氛，与攻城掠地的古典战争大不相同。

那时在广州办事的“胡人”很多，他们会在交易会上分辨出未经漂白的生丝，也会抱怨中国外贸机构办事拖拉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外贸与国内商业的发达使广州人逐步学会了管理，朝廷最早在广州设立外国商人住宅区，设立国家控制外贸的权威机构——海关（唐代称“市舶使”）。

这些近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概念，广州人早在1400多年前就开始接触了。

在这种商业氛围里，工艺美术的发展应该是远比政治性的说教更为突出的。唐代岭南广州的金属工艺有很出色的成就。青铜镜不仅是实用品，而且成为一种时尚。另外，各种金银饰物也是岭南的时尚。岭南唐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多为小型饰件，如金银钗、指环、扣饰、鎏金银花牌、素钗、花月钗、缠枝钗等，器型多样。在广州出土的一个墓葬中，就曾发现有8件鎏金饰件，其中除了一件是花牌外，其余都是发钗。在中国人的审美传统中，发钗是一种物小情重的信物，唐人诗句中多有咏叹：“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李白《白头吟》）、“翠翘金雀玉搔头”（白居易《长恨歌》）。广州出土的这批鎏金首饰的做工，无论是铸、钣还是刻凿，都精雕细琢。不难想像，当它们插在如云的鬓发上时是怎样的一种摇曳生姿。

唐怀圣寺光塔

如果我们现在漫步在广州街头，想要寻找一点有关唐代的记忆，是很难的了。只有现存光塔路的怀圣寺光塔还依稀透露出某种唐风。该寺地处唐代广州阿拉伯商人聚居的藩坊的中心地带，相传为阿拉伯默德那国传教士阿布·宛葛素于唐初创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清真寺。现在的建筑经过历代重修，耸立的光塔为圆柱形青砖实心塔，高达36.3米。该塔的用途主要是阿訇登高以呼唤教徒集合和作为珠江边上的导航灯塔。在蓝天之下，它的造型是何等的简洁、优美！它像一支银笔巨毫，它的孤耸天幕似乎混合有骄傲与谦逊的成分。现在它已远离江岸，再没有悬旗挂灯的人了；阿訇每天五次在塔顶发出的“邦克”之声也早已无闻。只有这座光塔是这个城市沧桑的见证。中学时代，我上课的教室的窗户正开向光塔，距离只有一百多米。我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时被它诱发的少年思绪真像在它周围奔涌的白云。

唐代的广州城一定是很繁华的。当时广州的人口约为30万左右（元和年间的数字），再加上数以万计的外来人口，人气旺盛。由珠江上岸直趋南门，为商业中心区，商人列肆，繁华一片；东北郊有甘溪、夹溪之流，树木成阴，游人踏青赏览；城西临江边则是桅樯林立，光塔高耸。那时的广州人当是活得很自在的。

这里没有“高高秋月照长城”，只有“商人重利轻别离”；没有飞奔的天马，只见到一片叠翠摇金的唐人花钗。广州的唐人欣赏着生命的流光与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