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旅游文化

道教旅游文化_中华旅游文化

二、道教旅游文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最大宗教，其内涵及文化元素，无论在民间传统文化还是在旅游文化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其星罗棋布于神州大地的历史遗存，是旅游者经常谋面的重要景观。

1.道教基本信仰与教义特征

（1）基本线索

道教的起源，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由于其思想“杂而多端”，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的终极思想根源。开初，有借托老子为道教创始人的说法，在佛教传入后，受到佛教关于佛国净土说教的影响，道教徒也自编了一套家谱和天宫神仙世界来与之抗衡，于是有了“元始天尊”是道教教主的说法。而元始天尊是在天地未分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了，这就从时间上盖过了佛教的创始人。

其实，道教的形成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思想来源既有古代原始宗教的巫术，又有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既有先秦黄老学说，又有秦汉流行的谶纬神学。当然，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黄老学说。

黄老学说起源于稷下道家学者，他们尊奉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道教的创始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道家是很出风头的。到汉朝立国，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为皇帝所推崇，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一时治黄老之学者蜂起。其中许多神仙方士（当时的知识阶层）就用神仙长生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黄老思想中诸多神秘主义因素，这些人逐渐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并向神仙方术的方向发展，同时将黄老思想神秘化，崇拜神化后的黄帝和老子，而形成了道。到东汉时则与方仙道合流，是为早期道教的前身。学术界一般以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的出现为标志，视道教形成于东汉。有学者认为，道教产生于下层民间（见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序言），这值得商榷。应该说，道教先是形成于社会上层，但很快为社会下层所接受。因为，无论从道教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道家的哲学思想的利用、对道教神学理论的核心谶纬学的理解，还是从道教的实践方式——炼丹、修习，都不是下层民众的知识与财力所能胜任的。而道教迅速普及于下层社会，并演变成大规模的宗教行为，则是历史赋予的机会。

两汉之际，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王莽改制，乱上添乱，不但没有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上层豪强与下层中小地主发生火并。中小地主不但没有实现与大豪强平分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的目的，反而被排挤出利益集团之外。他们或经济上破落，或政治上失意，有的甚至沦落到社会下层。而这些人大多有文化，接受过道教思想，或者本身就是道教理论的创造者。在农民忍无可忍而爆发的冲突中，他们很自然地充当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在酝酿组织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亮出了自己的理论旗帜——道教，作为凝聚斗争力的核心。可见，道教是东汉时期社会动荡的产物。最早有组织活动的是著名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它们被学术界视为原始道教。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正一道。其创始人为东汉顺帝时的张陵，又名张道陵（34～156年），他活了122岁，原籍是江苏丰县，曾入太学。到四川鹤鸣山学道后，自称“天师”，假托太上老君的口授，造作“道书”，著《老子想尔注》，开始传授徒弟。其宣扬的宗教信仰可能与五方星斗崇拜有关。但下层民众对其玄奥的说教不易记忆，将“斗姆”讹为“斗米”，加上“从授道者，出五斗米”，或该道为人治病，痊愈后病家要出五斗米的传说，故称为“五斗米道”，或“五斗米教”。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其孙张鲁相继传承，在川北、汉中形成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有说张衡或张修在汉献帝中平元年（184年）率五斗米教起义，与黄巾军相呼应。张鲁后投降了曹操。

太平道。因崇奉《太平经》而得名。按《后汉书》记载，道士宫崇曾向朝廷进献他老师于吉（一作干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这本书体系混乱，被官方视为“妖妄不径”的书。倒是张角利用这部书组织太平道，同时通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徒众数十万，遍布全国各地。在阶级矛盾激变，民情汹汹的情势下，终于竖立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起义虽然被曹操镇压下去了，太平道也衰落了，但道教的影响仍在社会中惯性发展。

五斗米教和太平道都是原始道教中的“符箓派”，它主要靠祈禳、禁咒、画符、治病来吸引下层人民，并与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要求结合起来，所以它的宗教理论是很粗糙的，宗教活动也是比较简单的。与此同时，道教还有另一个“丹鼎派”，它主要存在于社会上层，以内修炼丹为主要活动。东汉桓帝时的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作。当符箓派的太平道卷入农民起义而遭到镇压后，统治者也注意到对原始道教的利用和改造。这个过程大约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完成。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其理论的体系化和符箓派向社会上层复归的改造。统治者最为关心的是整顿和改造曾为下层民众所热衷的符箓派。魏世祖授命嵩山道士寇谦之担当这一重任。寇谦之则假托授命于太上老君，提出“清顿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就是将还流行于民间的张陵、张衡、张鲁的符箓派视为“伪法”，认为正统的符箓之法应该是存在于上层阶级中的那套，道教必须回复到正统的位置上来。在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下，寇谦之对道教进行了形式和内容上的改革。废除了被下层民众发展的新教义，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礼”、“度”作为主要内容，以礼拜、炼丹作为主要形式，把农民起义中形成的某些鼓动造反的教义完全排除，使道教与封建礼教紧密结合，达到了为封建统治政权“佐国扶民”的要求。寇谦之也被封为国师，道教首次居于国教地位。继寇谦之后，南朝则有陆修静、陶弘景相继对南方五斗米教派进行改造。他们根据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需要，以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为范本，吸收佛教的仪式和儒教的思想规范，从形式到内容进一步充实道教，反对出世，提倡积极入世和现实享受，并编制了一套新的道教斋戒仪式，形成了一个新的道教派别——茅山上清派。

隋唐时期，道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首先得益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世民。作为一个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君权神授，并能被汉人认同，他选择了尊李姓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他把自己打扮成老子的后裔，那么道教也名正言顺成了其家教，必须为其政治服务。道教因攀得天子大树而炙手可热。由于李世民采取宗教平衡政策及三教合流的趋势，而道教内部也因利益关系，产生出诸多小派，其中茅山派取代天师道成为道教正宗，修炼方式也由修炼外丹向修炼内丹转化。

两宋时期，是道教发展与分裂整合的时期。其中北宋时期是道教教理承继唐代发展之势向纵深和细密方向发展的时期。因为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与儒、佛之间的大辩论后，道教深感自己理论的薄弱，于是在唐宋国家大一统时期，统治者都奉行崇教政策的有利氛围下，加强教理的研究。除了进一步吸收儒、佛各家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外，道教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也不断互相交融，出现了一大批道教理论家，如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南宋偏安江南，先后与金、元南北对峙，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兴起。在南方，有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道、阁皂山灵宝道等三大符箓派最受朝廷青睐。其他还有从此三山符箓派衍生出来的，如神霄派、清徽派、混元派、东华派、净明派。而紫阳派则属于丹鼎派。在北方，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王喆）云游到山东创立了全真道。金朝初年还有沧州人刘德仁创立了大道教，卫州人萧抱珍创立了太一教，形成北方三大教派。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道教各教派大多认为三教同源，主张三教合一。

元代，中国再次统一，这时北方道教三大教派只剩下全真道，并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壮大，成为出入公门、煊赫一时的官方宗教。南方除了紫阳派融入到全真道中，天师道为了能与北方新兴的全真道抗衡，便采取与上清、灵宝、净明等派合流，并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天师道第三十八代传人张与材被授为正一教主，统领符箓各派。此后，道教正式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教派，分别代表丹鼎派和符箓派两大道教学说，一个讲清净寡欲，保养精神，一个讲斋醮祈禳。

明清时期，两大教派继续流传，但因政治变更，王朝替换，两大教派的地位发生了更变。明太祖推翻元朝，但他非常有心计地继续选择了喇嘛教为国教，对道教不再重视全真道。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正一教派乘机取得了统一诸路道教的首领地位，并在道教迷皇帝明世宗的宠幸下，积极参与朝政，深入宫廷，道教由明初受冷落又变为红极一时。但这时的兴旺已经不是因为宗教本身的发展，而仅仅是靠某个皇帝的个人喜好。明世宗一死，道教失去靠山，又走上一程下坡路。到清朝，官方仍是推崇喇嘛教，但道教仍以“设坛礼斗”符箓咒水俘获了雍正皇帝的心，使道教在上层舞台上出现了一点回光返照的景象。但好景不长，雍正皇帝一死，道教又逐渐退出上层舞台。

事实上，道教自元朝中期就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原因在两个方面。

一是佛教咄咄逼人，而道教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和发展。1258年，道教与佛教在元大都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道教出场的是以张志敬为首的队伍，佛教出场的是以少林寺长老福裕为首的队伍。双方经过激烈的辩论，结果以道教的败北而结束。1281年，佛教发起挑衅，道教各派联合迎击，派出了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道首领祁志诚、大道教首领李德和的强势阵容，到长春宫与佛教徒展开了一场恶辩，结果还是大败而归。两次较量的失败，使道教势头大挫，一度道士被勒令落发为僧，经书被一焚再焚。

二是道教自身的蜕变，这是最关键的。元朝前期，道教曾达到其鼎盛时期，宗派首领行走于宫廷之中，上层道士居于金碧辉煌的宫观，威势不亚于王侯。如正一教的吴全节七十大寿，皇帝为之大摆宴席，朝廷百官一起去庆贺。受此隆遇的道教，再也无心去创新，清心寡欲也守不住了，一心只想用点雕虫小技来笼住皇上，从而加快了自身的世俗化。在上层社会，尤其是在士大夫心目中，道教既失去了清高雅洁的印象，又失去了它自己的特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讲高雅、讲潇洒、讲玄理，道教讲不过禅宗，禅宗窃取了老、庄的精华，把道教弄得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不得不反过来去禅宗那里乞讨；讲伦理、讲善恶、讲忠君孝父，道教讲不过理学；讲巫仪幻术，西番来的和尚似乎比道士还来得地道，就连房中术也被佛教学了去，玩起来比道教那一套还放纵（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道教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不惜借方术巫仪之力来强撑局面。到明代嘉靖年间，碰巧遇上了个迷信的昏君和献媚的奸臣严嵩，道教投其所好，进一步滑向粗鄙浅薄。在士大夫心目中，道教已经成了“下三滥”的货色，在上层失势也是必然的事情了。

当然，道教在民间的流传却是一直延续不绝，且有着广阔的市场。因为下层民众还有这个需要，他们需要精神寄托，需要请神求雨，需要治病驱邪。即使在社会权贵那里，他们也对道教念念不舍，因为他们想发财，更想长生不死。

（2）道教的经典与信仰

一般都将《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看作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其实，这是原始道教的理论经典。后来又有《抱朴子》，这是神仙道教的代表之作。最后有《道藏》，这是道教的经典汇编。

在原始道教的经典中，以《太平经》最为重要。它拥有170卷，流行于民间，反映了农民的疾苦和愿望。它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础，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全书理论多，方术少，内容庞杂，但也含有不少要求平等、反对剥削的闪光思想。由于它不合统治者的口味，随着太平道、五斗米教的反抗被镇压，也就成为绝唱而没有传承下来。

《抱朴子·内篇》则是魏晋之际流行于上层社会的神仙道教的理论和方术集大成的专著，编辑者是晋朝的葛洪。神仙道教最关心的是上层阶级的既得利益和地位，追求的是如何才能肉体成仙、长生不死，于是推出种种以药物养生、术数延命的实践方法，而对下层民众的疾苦和社会的黑暗则熟视无睹，并且在政治思想上表露出袒护封建秩序的倾向。但作为一部历史文献，书中注重自然科学技术的探索与观察这点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道藏》又叫《道藏经》，它是包括道教经典及其有关书籍的一部大丛书。其最早为唐代开元时所编的《开元道藏》，有3744卷。在此前，刘宋时的陆修静曾编辑过《三洞经书目录》，共1228卷，是后来《道藏》的基础。宋代真宗时，王钦若、张君房等主持编辑成《道藏》4359卷，称为《大宋天宫宝藏》。在此基础上，张君房又摘其精要编辑《云笈七签》122卷，被称为《小道藏》。宋徽宗时，又把《天宫宝藏》增加到5481卷，刻版印刷后藏于闽县天宁万寿观，是为《万寿道藏》。金代章宗时刊刻《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元代刊印《玄都道藏》7800卷。以上各版本的《道藏》均已亡佚。现在能见到的最古的《道藏》版本是明代正统十年（1445年）完成的《正统道藏》共5305卷，以及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刻印的《续道藏》180卷。这一套正、续《道藏》共收书1500种左右，其中有几百万字的一部大书，也有少到只有88个字的短篇。整个《道藏》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主要是道教的经、论、律、符诀、法术和威仪、斋醮，以及道教历史等书。

以上经典都是宣扬道教的教义等信仰的，其基本教义的核心就是“道”或“道法”。无论是持老庄学说，或是持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他们都无不以“道”为其本体论的理论支柱，“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围绕“道”的教义，道教又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构建起自己的信仰系统。其中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创世纪说。道教的创世纪说理论主要在《太上老君开天经》中。它将宇宙的生成与发展这样表述：在天地宇宙产生之前，是“太无”，也即“太清”时代，是个“万象无有”的时期。当时的状态是“太清之外不可称计，虚无之里寂寞无表”。但是这时又存在一个“先天地生”的自在之物——道。道就是一,一就是道。一散而为气,聚而为太上老君，默默地孑立于静寂深邃的“空洞”之中。他要开始动手构筑宇宙了，而此刻还是所谓“道生一”的体现。而后，“渐渐始分，下成微妙以为世界，而有洪元”。这就是所谓“一生二”的体现。接下来自然是“二生三，三生万物”了。

道教将“洪元”列为创世纪过程中的第一大世纪。“洪元”经过万劫进入“混元”时期，再过万劫进入“百成”时期，“百成”经过81万年后进入“太初”时期。

“太初”是道教创世纪的第二大世纪。这时期，太上老君虚空而下，成为“太初”之师，他不但带来了“开天经书”，开辟天地，创造了日、月，而且也创造了人。

道教创世纪的第三大世纪是“太始”。“太始者，万物之始也。”这时，太上老君又下凡为师，“口吐太始经一部，教其太始置立天地”。于是有了世间万物。

“太始”之后是“太素”世纪。这时“天生甘露，地生醴泉，人民食之，乃得长生”。道教又将以上诸世纪称为上古时期。

接下来是中古时期，经历了“混沌”、“九宫”、“元皇”、“太上皇”、“地皇”、“人皇”、“尊卢”、“句娄”、“赫胥”、“太连”等世纪进入下古时期。

下古时期则是从“伏羲”时代开始，而后是“女娲”、“神农”、“燧人”、“祝融”、“高原”、“高阳”、“高辛”、“仓颉”、“轩辕黄帝”。在每一个时期，老君都下凡为师，以不同的经书，教给人类种种生存的技能和各种组织社会关系的纲政。

道教的创世纪说非常复杂，各经典所说也不一致，特别是关于天地开辟者以及万物的创始者。有说是太上老君，有说是元始天尊，有说是灵宝天尊。但无论是谁，都是“道”的人格化。“道生万物”是道教的基本教义。在现在的道观三清殿，人们还能看到这样一个排列组合：中间为元始天尊，他手握虚拈，象征着“天地未形，万物未生”时的“无极”；左边的灵宝天尊，手持“阴阳镜”，象征的是刚从无极状态中衍生的“太极”；右边的道德天尊（太上老君），手中的太极扇则象征着由“太极”而分出阴阳的“两仪”。他们三位的象征组合就是一个道教的宇宙图式，反映了道教的世界观。

长生久视与神仙信仰。宗教是苦难者的呻吟，如佛教就是以生为苦，以死为乐。道教却恰恰相反，它是以生为乐，以长生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所以在其早期的教义中就已经很强调重生恶死的思想。如《老子想尔注》就把《道德经》中的“生乃王，王乃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的所有“王”字均改为“生”。在《太平经》则有“夫天道恶杀好生”的说法，可见对生的重视，认为“生”比“王”重要。不但要生存，而且要活得自在，要快快乐乐地享受。当然，这种享受是高雅脱俗的，不堕俗尘的。于是道教有了自己有别于其他宗教的神仙信仰。早在汉成帝时，甘忠可炮制了《包元太平经》，就崇奉天神赤精子。到后来，神仙体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成规模。

在道教的神仙谱里，最高的尊神，即道教的经诰创立者和最初的说经者，是“三元”。所谓“三元”是指：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他们分别又叫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所以“三元”就是“三宝”。由于三宝又分别治于玉清境、上清境、太清境，所以“三宝”又叫“三清”。“三清”在道教经书中又被称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太上老君）”。这三位尊神各为经教的祖师，是他们把天上的道经秘箓传授给世人的。他们传的道经叫“三洞真经”。所谓“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教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道教自认为，就是因他们向世人传授这些经诰而形成的，故奉三清为最高神。在此基础上，随着道教的发展，其神灵体系就越来越膨胀，而且神灵不仅高高挂在天上，就在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也有仙境，有形体长生不死的活神仙，人们可以通过信仰与一定的辅助技术登仙。后来由于活神仙的许诺不能兑现，于是又兴起了所谓“尸解”、“蝉蜕”，以自圆其说。

我命在我，不在于天。道教认为道生万事万物，故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而一，一而二，是须臾不离的。所以人的生命并不决定于天命，而决定于自身。生命之有亡，年寿之长短，在于与道的相守、合一。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安神固形，人便可以长生不死。对于修道养生的方法，道教推出了很多方案，如外丹、内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行、房中、守庾申等等。通过这些修炼，就能“保神固根，精气不散，淳白不分，形神合道”，达到生道合一，长生久视。

万物有灵与神鬼世界。道教是个多神教，除了最高神三清外，以下还有三十六天帝，还有大明、夜明之神，北斗之神，五星五行之神，太一、文昌神，风雨雷电诸神，五岳、五镇、四渎、四海诸神，还有五祀八腊、城隍土地、先农先蚕，等等。后来甚至连历史名人、民间传说中的人物都拉进了神仙的行列。为了安排这么多神仙、人物和亡灵，道教塑造了一个天界、仙境、地府的神鬼世界。这个世界体系是太上老君创造的，它无限广阔浩渺，上至极远之玄天，下及极深之地府。在塑造理想境界时，道教的主张是两重的，一是要在世俗的现实世界建立一个极大公平、和平、幸福的世界；二是超脱自在，不为物累，极虚静的仙境。前者在《太平经》中表示得很清楚，但随着汉末农民起义的失败，这一理想也就基本破灭了；后者则成了理想境界的主要模式。但道教在现实世界建立的仙境的信念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所以，其仙境并不完全指虚无缥缈的天国，它所宣称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就是人间山水风光胜地。

按道教的设计，天地间有三十六天，由三宝君统治。三十六天又可以分为三大层次。第一层次是“三界二十八天”，包括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基本上是此岸世界的人间；第二层次是“四梵天”，这里已经是“人断生死，三灾所不能及”的仙境了；第三层次是“圣境四天”，它包括三清境和大罗天，这里是九圣、九真、九仙的居所。

与三十六天相对应，道教又设计了九地三十六音，即有三十六土皇。人死为鬼，鬼入阴曹地府，恶鬼则被打入地狱受罚。此外，道教还在八方四海之中设计了十洲三岛，都是仙人游息的去处。而神州大地上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也都分配给上天所遣群仙统治，七十二福地则留给了“真人”，这里是容易得道的场所。

天道承负与因果报应。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就有宣扬天道循环、善恶承负的思想。它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说前人惹祸，后代遭殃；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二是说，天地人相互依存，人们的欲望多了，就生出奸邪，社会与自然界就会乱衰，到不可救药时，就会灭亡，复归于虚无。除了这种规律性的循环演变外，道教还相信因果报应，认为在人们头上有日月“照察”，在心中有心神与天“音声相闻”。神灵记录着人的善恶，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奖惩，“善者自兴，恶者自败”。

（3）道教的组织与戒律

道教没有很严格的组织，一般以宫观为其最主要的组织形式。道教教徒有两种，一种是神职教徒，即道士。据《太霄琅书经》说：“人行大道，号曰道士。”“身心顺理，为道是从，故称道士。”这类道士是要出家的，要蓄发留须，头顶挽髻，素食，重清修。近代这一类道士都属于全真派。另一种是一般教徒，或称“居士”、“信徒”，他们在家修行，一般不蓄发，其中也有以道士称的，大多属于正一派，重符箓，主要从事斋醮仪式活动。出家的道士，居住在宫观内，按宫观中教务，又可分为“当家”、“殿主”、“知客”等。

除宫观宗教组织外，道教还有一些经济组织和慈善组织，如素食部、茶厂、安老院、施诊给药部等。

道教为了约束、统一教徒的宗教行为，也制定了自己的戒律与清规，并有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早期道教只有道诫和斋戒。所谓道诫，就是“道君”对人所降的劝诫、警告、文告，如《太平经》中就有“贪财色灾及胞中诫”、“不孝不可久生诫”等。道教崇敬神仙，并认为神仙禀性清净高雅，整洁肃穆，因此，每当祭祀神仙时，教徒都必须沐浴更衣，不饮酒食荤，实行斋戒，以整洁心、口、身。后来道教把斋戒分开，在道教三洞经书的十二类中，每洞皆有戒律。戒律是从道诫发展而来的，带有强制性的教条，要求信教者必须受戒，学道者不受戒就无缘登上仙界。

道教的戒律很多，律条有简有繁，制约有松有紧。最具特色的是道教主张随缘受戒，即因人品高下受戒。“上品之人，身先无犯”，“故用不着持戒”；“下品之人，恶心万般，难可禁制”，戒也戒不住。因此，受戒对象主要是那些“心有上下”的中品之人，通过戒律使之向善去恶。

道教的戒律及具体戒条据说是元始天尊或太上老君传下来的，其实大部分是两晋南北朝时由上清、灵宝、新天师道等宗派制订出来的。其斋戒内容如“五戒”、“八戒”有明显模仿佛教戒律的痕迹。如道教五戒是不得杀生、不得茹荤酒、不得口是心非、不得偷盗、不得淫邪；八戒在五戒的基础上再加三戒：不得杂卧高广大床、不得普习香油以为华饰、不得耽著歌舞以作娼妓。此外，道教也有“九戒”、“十戒”、“二十七戒”、“三百戒”等。

道教的传戒经历了公开、秘密、公开的历史过程。秘密时期是因为黄巾起义遭到朝廷镇压牵连所致。直到全真道兴起后，传戒才又恢复公开进行，并形成一套程式。如清代全真道的“三坛大戒”就是将传戒内容分为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三个过程，整个传戒完成要一百天。传戒采取集中在有律师的大宫观进行。

清规则是由各个道观自己订立，这是惩罚违反戒律者的条例。有的清规规定得很细，如对在殿堂上喧哗惊众者，在观里三五成群交头结党者都要惩罚，惩罚的方式有“跪香”（罚跪）、“迁单”（驱逐）、“杖责驱出”，直至“火化示众”（处死）等。

（4）道教的法事与修炼

道教的法事主要有日常的早坛、晚坛功课，他们叫此为“修持功”。此外，还有不定期的功德法事，即“斋醮”，他们称之为“积功德”。在日常功课中所做的是诵经、祝香、念咒、存思，这与佛教大致差不多。斋醮则是应社会需要所做的祈禳法事。“斋”就是齐，祭祀之前，整洁身心；“醮”就是设坛祈神。它是道教原始巫觋本色的遗存与体现。斋醮又称为做道场。道教斋醮一般分三类：黄箓、金箓、玉箓。黄箓是专用于超度亡灵的；金箓除了超度外，还包含延寿受生的内容；玉箓则专门用于消灾祈福，祈祷国泰民安。道场以天计，有一天、三天、七天、四十九天不等。

道教还有一套为其他宗教所不能比拟的实践天道的宗教行为，即道术修炼，也叫“修道”。道教《西升经》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认为人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就可以长生不死，即身成仙。于是在不同时期产生出不同的修炼派别，炮制出五花八门的实践方法。南北朝时期的刘勰把道教的修炼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乘是老子的清净无为；中乘是方士们的神仙服饵；下乘是张道陵五斗米道的符箓。宋代马端临又把道教修炼分为四派：一是黄、老、列、庄的清净无为派；二是赤松子、魏伯阳的炼养派；三是卢生、李少君等的服食派；四是张道陵、寇谦之的符箓派。明清以后，史学家则将其简化为丹鼎和符箓两大派别。无论怎样划分，就其修炼内容来看，最具特色和影响的主要有外丹、内丹、服食和房中等。

修外丹。就是用丹炉或鼎烧炼铅汞等矿石，制作人服用后就能“长生不死”的灵丹。《抱朴子》中说：“金丹之为物，炼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而自固。”可见当时人们对金丹的作用是深信不疑的。在生存欲望和享乐欲望的支配下，这种虚幻的狂想使道教信徒们一度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一些道士在深山老林里挖灶安鼎，整天烟熏火燎，灰头垢面地勤奋于鼎炉前，客观上倒是培养出了一批古代“化学家”，但令人长生不死的仙丹始终没有炼制成功。

唐朝炼外丹的热情渐渐衰退。宋时虽一度振兴，但终究因吃丹药而死人的事屡有发生，基本为社会实践所否定。

修内丹。外丹见不到效果，于是在三教合流的趋势下，道教也转向了修炼内丹，即以人体作为炉鼎，通过行气、导引、呼吸吐纳之类的方法，使精气神在体内凝结成丹而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此法由于比较玄妙，又与医学原理有些关系，不但难以穿帮，而且在某些方面真的有益于身体，所以为人们所接受。内丹之术渊源上可追溯到战国时代，但盛行则始于金元之后。

服食。是指服食药物以求长生。此法在魏晋时期风靡于上层社会，如服食“五石散”就是受道教服食之风的影响。服食修炼中,流传久远的有“食气辟谷法”和“鼓漱功”。这些方法对促进中医学的发展和增强个人保健都有积极作用。

房中术。又称“黄赤之道”、“男女合气”之术，起源于战国方术，东汉张道陵将其引为道教修炼方法之一。其理论是通过男女性结合，而形成人道合一。房中术，有其糟粕的方面，也有其合理的性卫生知识，不能简单地视为纵欲之术。

道教是现实世界虚幻的反映，是精神世界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贵族、官僚们乞望长生不死，永远享乐；民间百姓要过日子，希望岁岁平安，衣食温饱，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但这在对抗的社会中，又是一种奢望，一种不能超越的现实。人们在无奈与空虚中只有寻求宗教的帮助，获得心灵的解脱。道教正是以它的教义和宗教行为、仪式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虚幻欲望。这是道教得以长期流传的原因。

2.道教名胜古迹与宫观建筑

道教的神仙们，最早是活动在山上的。《释名·释长幼》解释说：“仙，迁也，迁入山也。”只是后来，受佛教33天说的影响，道教也造出36天来。这样，神仙们就搬到天上去住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仙人、真人留在人间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这些地方多处深山丛林中，人迹罕至。然而，时过境迁，社会发展，这些仙山洞府如今大多已成为旅游的名胜景区。

所谓十大洞天，据《云笈七签》卷廿七所载：第一是王屋山洞，第二是委羽山洞，第三是西城山洞，第四是西玄山洞，第五是青城山洞，第六是赤城山洞，第七是罗浮山洞，第八是句曲山洞，第九是林屋山洞，第十是括苍山洞。

三十六小洞天则是：霍桐山洞，东岳泰山洞，南岳衡山洞，西岳华山洞，北岳常山洞，中岳嵩山洞，峨眉山洞，庐山洞，四明山洞，会稽山洞，太白山洞，西山洞，小沩山洞，潜山洞，鬼谷山洞，武夷山洞，玉笥山洞，华盖山洞，盖竹山洞，都峤山洞，白石山洞，岣嵝山洞，九嶷山洞，洞阳山洞，幕阜山洞，大酉山洞，金庭山洞，麻姑山洞，仙都山洞，青田山洞，钟山洞，良常山洞，紫盖山洞，天目山洞，桃源山洞，金华山洞。

七十二福地，上天命真人治理，其间很多地方是著名的修道者得道之所。据《云笈七签》卷廿七所载，它们是：地肺山，盖竹山，仙磕山，东仙源，西仙源，南田山，玉溜山，清屿山，郁木洞（《中华道教大辞典》作：郁示洞），丹霞洞，君山，大若岩，焦源，灵墟，沃洲，天姥岭，若耶溪，金庭山，清远山，安山，马岭山，鹅羊山，洞真墟，青玉坛，光天坛，洞灵源，洞宫山，陶山，三皇井（《中华道教大辞典》作：皇井），烂柯山，勒溪，龙虎山，灵山，泉源，金精山，阁皂山（《中华道教大辞典》作：合皂山），始丰山，逍遥山，东白源，钵池山，论山，毛公坛，鸡笼山，桐柏山，平都山，绿萝山，虎溪山，彰龙山，抱福山，大面山，元晨山，马蹄山，德山，高溪蓝水山，蓝水，玉峰，天柱山，商谷山，张公洞，司马悔山（《中华道教大辞典》作：司马梅山），长在山，中条山，茭湖鱼澄洞，绵竹山，泸水，甘山，山，金城山，云山，北邙山，卢山，东海山。

在这些洞天福地，最著名的旅游胜地有如下一些。

恒山。又名常山，位于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的塞上地区，为五岳中的北岳。主峰玄岳峰（又名天峰岭），海拔2017米，高度为五岳之冠。道教称恒山为三十六洞天的第五洞天，名总玄洞天。相传汉代的茅盈曾入恒山修道。至唐代，著名道士张果（即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曾长期隐居恒山。至今恒山上有一岭名曰果老岭。宋元时，有杜志寥、孙道微、赵道详、彭正忠等道士曾任恒山各宫观提点。明清以降，恒山道教逐渐衰落无闻。但作为五岳之一，朝廷的祭祀从汉代到明清一直没有断过烟火，其旅游文化的名气因之很大。游人置身山上仙台，脚下云岚飘飘，头顶松风阵阵，四周云峰隐现，令人感觉真是到了仙境一般。

衡山。位于湖南省中部，为五岳中的南岳，以势雄、景秀、境幽、文丰为最大特色。就总体而论，则以秀冠五岳。横亘800里，有峰七十二，回雁峰为首，岳麓山为足，最高者为祝融峰。衡山自古就是道教圣地。号称“南岳四绝”之一的水帘洞，即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三洞天。而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青玉坛福地、光天坛福地、洞灵源福地，都在衡山上。据《南岳志》载，从东汉至明清，在衡山筑观建院、凿洞辟崖进行隐居修炼、传道授业的名羽高道，共有109人。衡山上曾建有众多道教宫观，其中以南岳大庙最为宏伟，是我国南方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道教古建筑群。

华山。在陕西省华阴县南，为五岳中的西岳，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四洞天。华山主峰海拔达1997米，在五岳中高度仅次于北岳恒山，而其山势险峻，则雄冠五岳之首，被誉为“奇险天下第一山”。相传道教的道祖老子曾到过华山。华山北峰有一段险途叫“老君犁沟”，传说是老子用犁开劈的。道士之隐居华山者，较早的有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唐宋间，华山道教开始兴盛，大批道士隐居华山修道，其中最著名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道士陈抟。华山现存的道教庙宇主要有山下的西岳庙、玉泉院和山上的东道院、镇岳宫、玉女祠、翠云宫等。其中玉泉院、东道院、镇岳宫被列为全国重点宫观。华山有众多的名胜古迹，流传着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它的魅力是永恒的。

龙虎山。原名云锦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境内，乃道教第三十二福地。东汉顺帝年间，祖天师张道陵于云锦山结庐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现，龙虎山因此而得名。祖天师得道成仙，创立了道教。因之这里被视为天师修炼之祖坛。境内峰峦叠翠，树木葱茏，碧水长流，如缎如带，并以二十四岩、九十九峰、一百零八景著称；道教宫观庙宇星罗棋布，今仅存天师府，1983年，国务院将天师府列为全国重点宫观保护单位及全国21座重点开放道观之一，并多次拨款修复。

罗浮山。位于广东省博罗县西北的东江之滨，纵横广袤250公里。在道教的洞天福地中，罗浮山为第七洞天——朱明耀真洞天，第三十四福地——泉源福地。东晋时，著名道士葛洪曾在罗浮山烧炼丹砂。葛洪栖止罗浮山时，建有四庵，后经扩建为宫观。明清时，罗浮山道教仍较兴盛。罗浮山旧有九观十八寺二十二庵之说，明清之后，许多已经废圮，现尚存五观五寺。其中冲虚观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宫观之一。朱明耀真洞坐落在罗浮山下的深谷丛林中，那里万籁俱寂，只有小溪流水，淙淙作响，幽静雅致，俨然仙境。

茅山。原名句曲山，位于江苏省西南部。道教将其列为十大洞天中的第八洞天，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一福地。相传西汉景帝时，有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炼，并为民治病，后于此山得道成仙。后人为纪念他们，遂将句曲山改称三茅山，简称茅山。从西晋起，茅山逐渐成为江东道教圣地。明清时期，茅山道教仍然香火隆盛。太平天国时，茅山宫观遭到兵燹。1938年9月，日寇扫荡茅山，焚毁了90%以上的道院房屋。茅山的香期庙会是从农历腊月二十四日至来春的三月十八日，长达三个月之久，内容丰富多彩，既为信徒提供了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广大游客游览观光的胜地。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约15公里处，背靠西山皑皑白雪，俯临成都千里沃野。山上林木葱郁，四季常青，群峰环绕，状如城郭，故有“青城”的美称。道教将其列为十大洞天中的第五洞天，名宝仙九室洞天。青城山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东汉时期张道陵天师在蜀中鹤鸣山创立道教，邻近的青城山即是他传教的主要地区。自汉至今，青城山道脉繁衍，千年不衰。青城山的宫观自清代重修后，至今基本保存完好。主要有建福宫、常道观、祖师殿、上清宫、老君阁等。

嵩山。又名嵩高山，为五岳中的中岳。在河南省登封县境内，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道教称嵩山为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六洞天。嵩山道迹甚多，最早有周灵王太子晋，被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今太室山东有浮丘峰，西有子晋峰。北魏时，嵩山已建嵩岳庙。隋唐时，先后建有嵩阳观、隆唐观、太一观等宫观。宋元间，又增建紫虚观、天封观、承天宫、长春庵等宫观。明清以后，除中岳庙屡经重修外，其他宫观大都倾圮。

泰山。又名岱宗、岱山，为五岳之首──东岳，位于山东省的中部，横亘济南、长清、历城、泰安等县市，方圆400多平方公里。在道教三十六洞天中，泰山被视为第二洞天。道教何时进入泰山，已难确考。《晋书》记载，晋代道士张忠隐于泰山，这是目前所知居泰山最早的道士。明清时期，泰山道教仍较兴盛。现在，泰山上较大规模的建筑主要有岱岳庙、王母池、碧霞元君祠等。1983年，碧霞祠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21处重点开放道教宫观之一。泰山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宗教文化积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玄岳，位于湖北丹江口市境内。它西接秦岭山脉，南临大神农架，绵亘800余里，包罗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山中宫观宏伟，香火旺盛，为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道教的历史十分悠久。明成祖时遣隆平侯张信等率20多万军夫工匠，以12年工夫，在武当山上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此外还修建了三十九座桥、十二座亭子以及从山麓到金顶的70余公里的登山神道。当时的武当山拥有全国最宏伟的宫观建筑，最庞大的教团组织，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山”。现在武当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终南山。又名太一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一段，西起武功，东至蓝田，千峰叠翠，景色幽美，素有“仙都”、“洞天之冠”和“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终南山为道教发祥地之一。传说今天楼观台的说经台就是当年老子讲经之处。自尹喜草创楼观台，历朝于终南山皆有所修建。明清时期，终南山道教渐趋衰落，除说经台外，其他宫观大多因年久失修而废圮。现在经过对终南山古楼观进行了多次修葺，形成了以说经台为中心的建筑群。

宫观是道教建筑文化中的主要内容，也是道教旅游文化的重要承载体。从其文化特征来看，在整体布局上体现出“天人合一”，选址很注重“风水”，建筑结构讲究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同时又模仿人体结构，注重轴线对称。在材料选用上多就地取材，以土木建筑为主。在功能配置方面又吸收了佛教庙宇的一些特点，如道观一般也有山门，进山门即到灵官殿；主要殿堂在灵官殿后面，居官殿中心地点；在其后则是藏经楼；宫观院内的两厢则是配殿。当然，作为与佛教的区别，道观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化特点。如早期道教修道斋戒的场所并不叫宫观，而是叫“茅屋”、“草屋”、“幽室”、“静室”、“靖舍”之类，而且与其教义、信仰相呼应，多选址在山洞中，或依洞而建。从南北朝起，道教由民间行为进入到官方行为。修道场所也多从山居迁入都邑，由官府出资修建“馆”、“观”。隋唐时，正式视“宫观”为道教寺府名称。一般大的道观称“宫”，尽管脱离了“茅屋”时代，但大多宫观仍然在建筑布局中突出早期讲经台、炼丹井、神仙修道处等。还有一些建有八卦亭、窝风桥等道教标志性建筑。选址仍然看重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而且刻意地通过修建楼台池榭、山石林苑等道教园林来突出成仙或清修的意境。

道教宫观建筑的黄金时代是唐朝。武德元年（623年）朝廷曾下敕规定，各地寺、观比例为一比一，打破了以往佛道寺观比例为三比一的局面。宋元明清历朝对道观都有修建，故全国道观数量还是很可观的，留下不少宗教旅游文化遗址。1983年，国务院确定了21座道教全国重点宫观，它们是：北京白云观，辽宁沈阳太清宫、鞍山千山无量观，江苏句容县茅山道院，浙江杭州抱朴道院，江西贵溪县龙虎山天师府，山东青岛崂山太清宫、泰山碧霞元君洞，河南嵩山中岳庙，湖北武当山紫宵宫和太和宫、武汉长春观，广东博罗县罗浮山冲虚观，四川成都青羊宫、青城山常道观（包括天师府）和祖师殿，陕西华阴县华山玉泉院和镇岳宫及东道院、西安八仙宫、周至县楼观台。

除以上名胜地的宫观和21处重点宫观外，全国还有一些著名的道教宫观。如北京的火神庙，上海的城隍庙、白云观、钦赐仰殿，天津的天后宫，重庆的老君洞道观，黑龙江省阿城市的海云观，辽宁省的千山五龙宫、本溪九鼎铁刹山云光，青海省西宁市土楼观、湟中县西源山道观，甘肃省兰州市白云观和金天观、天水市玉泉观、平凉市崆峒山道观、敦煌市西云观、临夏市万寿观，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天都山道观、中卫市老君台道观，陕西省的华阴市西岳庙、宝鸡市金台观、延安市太和宫、户县重阳宫、佳县白云观、陇县龙门洞道院、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老母殿，山西省介休市绵山大罗宫、洪洞县水神庙、方山县北武当山道观、浮山县龙角山庆唐观，河北省鹿泉市十方院道观、平山县天桂山青龙观、邯郸市吕翁祠，山东省的青岛崂山太平宫，河南省开封市延庆观、南阳市武侯祠道院、鹿邑县太清宫和老君台，四川省的都江堰建福宫、上清宫、二王庙、江油高观、大邑县鹤鸣山道观、三台县云台观、射洪县金华山道观、蓬溪县高峰山道观、梓潼县文昌宫，云南昆明的龙泉观和太和宫金殿、昭通市大龙洞道观、巍山县巍宝山道观、腾冲县云峰山道观，湖北省襄樊市真武山道观、麻城市五脑山帝主庙、黄陂县木兰山道观，湖南省的长沙岳麓山云麓宫、芷江县天后宫，江苏省的苏州玄妙观、如皋市灵威观，安徽省蚌埠市涂山禹王宮，江西省的西山万寿宫，福建省福州市裴仙宮、福清市石竹山道院、泉州市元妙观，广东省广州三元宫和纯阳观、惠州市元妙观、梅州市赞化宫、潮阳市石洞玉龙宮、南海市西樵山云泉仙馆，香港的云泉仙馆、省善真堂、紫阙玄观、蓬瀛仙馆、青松观、黄大仙观，台湾的高雄文化院、文化三清宫、指南宫、朝天宫，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太清宫，新疆天山王母池道观。

3.道教对旅游文化的影响

道教因为其本身的文化含量、历史底蕴与自然山水的完美结合，对旅游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旅游者，他们是旅游文化创作的生力军。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科举制实行的一千多年里，读书求仕被众多文人视为唯一的出路。然而真正成功的终究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不是失意就是落魄。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些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往往会由入世的儒家转向出世的道教的境界，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如唐朝的孟浩然就是先以儒家自居，自称“丘园一竖儒”，但在中年求仕失意后，就移情山水，常到道观游览。他不但游遍了家乡襄阳一带的道观，而且到越中旅游，其目的就是要“学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脱俗”。他曾经像道士一样“采芝南涧溪”，还向道士云公表示“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在旅游夜宿天台山桐柏观时写下了《宿天台桐柏观》：“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山，云涛空浩浩。”大诗人李白也是个典型，他曾以满腔热血出夔门下三峡，想展报国宏图。结果官场失意，也就转向了一生好为名山游的道路，广游道教名山名观。像他们这样的文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道观的环境与文化，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官场得不到升迁，在这里可以求得补偿，因为道教不像佛教追求的是死后的来世，而是现世成仙。道观又是烧汞炼丹、修炼仙术的地方，所以文人特别喜欢到道教的名山古观旅游。在这里可以亲自见识道教的炼丹养生，有时还可以得到炼丹的嫡传、养生的真秘。他们更希望“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李白《登峨眉山》），成仙而去。而道观对文人的旅游，都非常欢迎，待若上宾。不少道士自身文化素质也较高，视文人为知己，不但以仙茗招待，而且陪他们参观旅游，谈经论道，吟诗作赋，甚至在道观里杯盘畅饮，通宵达旦。“仙侣披云集，霞杯达曙倾”（钱起《宴郁林观张道士房》）就是生动的写照。如此快乐、有益的旅游自然令文人乐此不疲。他们或三五成群结伴而来，或个人常居道观读书为文，作科举准备。道观吸引着他们，他们的传播又扩大了道观的影响，连皇帝也听得心痒痒，常到道观一游，大批文人自然又随驾巡游一番名山仙观了。如唐代诗人中李峤、沈佺期、崔湜、李乂、苏颋、徐伯颜等人就是跟着皇帝去游白鹿观的。

第二，为旅游文学创作提供了温床。文人来到道教名胜旅游，心情得到放松，清新的空气，秀异的风光，幽雅静谧的宫观，古意尚存的人文环境，往往令人感到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创作的欲望很容易被激起。灵感所至，援翰而作，不少佳作就这样玉成。有的文人本来就是带着创作目的来游玩的，他们在旅游中都要写点东西。还有的文人受道士求文，盛情难却，非写点文章不可。不论何种原因，一旦写出锦绣文章，就会被道观或题于墙壁，或摩崖刻碑。道观又是一个人来人往的文化交流场所，好的诗文一经出现，就会借此平台不胫而走，作者也会一夜之间成为名人。这种富于刺激的成功方式对文人来说更是求之不得。诸多因素结合，道教名胜与宫观就成了旅游文学创作的一个温床，孕育出许多旅游佳作，如李白的《登峨眉山》、陈子昂的《春日登金华山》、韦诰的《华阳洞题名》、孟浩然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苏洵的《张仙打狗碑记》等。

第三，促进了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旅游文化不是一个为政府主动发展的事业。但古代是尚文的时代，文人的社会影响很大。道教向文人提供创作环境，为文人的作品提供传播平台，无疑起到了一种广告和宣传的作用。主观上是宫观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名气，吸引经济来源，但客观上，宫观与著名文人的合作，则使这些洞天福地和众多道观成为社会所趋的旅游热点，形成游人如织的情景，道观也随之声名鹊起。明显的效果使那些不甚知名的道观，更重视通过文人的旅游文化作品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文人，特别是著名者，他们的创作不仅仅在当时会有轰动效应，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成为新的名胜，成为文物，继续吸引着游客，并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旅游文化。这种良性的互动作用对旅游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