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若想公允地评估中古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意义，我们的视野就不应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或者隋唐五代，而是应该尽量地“瞻前顾后”。如果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两者在地理格局、经济面貌、社会结构、典章制度、宗教哲学乃至民族气质等等不同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乃是中古历史变迁的结果。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加以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古历史变迁并不是一个完全由社会自行决定的过程，不仅仅是社会内部一些现象衍生或者替代另一些现象，诸多生态环境因素亦曾参与其中，甚至曾经发挥重要的促发和驱动作用。因此，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认识中古历史变迁，也是十分必要的。

以下仅对中古主要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动以及连带的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略陈浅见。

一经济领域的主要变动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尽管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并不总是最凸显于经济方面，但经济变动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与汉代相比，中古时代的经济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我们还应将南北的情况分开来说。

先说北方。

两汉时期，中国基本经济区域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经济主体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生产。在中古时代，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但是，农牧经济的比重、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内部构成都曾发生了显著变化和调整。这些变化调整，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因素所致，而是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动因。

中古时期，畜牧业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复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直接地说，既与游牧民族的内迁有关，亦与人口密度的升降有关，间接地说，则与气候的寒暖变化关系密切。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

自东汉后期开始，气候逐渐向寒冷转变，驱迫游牧民族逐渐向南迁移，因为气候转冷不仅导致草原地区单位面积的牧草生产量下降，从而影响到载畜量和畜产品。而且寒冷期的酷寒事件比较频繁，导致牧群大量死亡，牧民因生计日蹙，不得不南徙以寻求比较温暖的生存空间。其时，恰逢中原社会严重骚乱，边疆防卫体系崩溃，“五胡”乘虚大举内犯，引发了长期的民族对抗与杀戮，导致中原地区农业萧条、人口下降、土地荒芜，而恰恰这又给畜牧业的扩张提供了空间条件。然而，随着气候渐转温暖，民族融合加强，社会秩序重建，人口逐渐恢复，北魏中期以后，农业生产逐渐复苏，延及隋唐时期，乃取得了新的增长和发展，畜牧业则重新向北退即。总之，这个时代北方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的消长，是在一系列文化和环境的因素互动作用下，农耕与畜牧这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的结果，并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变动。

种植业的结构性变化也很显著，其中以麦作发展及其经济地位的上升意义最为深远。在先秦时代，麦子虽已位列“五谷”之一，但却不是最重要的粮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北方人民是以粟米为主粮，唐初“租庸调制”关于民户输租的规定，仍以纳粟为正，包括麦类在内的其他粮食作物则为“杂种”。然而，自汉代有了旋转石磨，磨面制粉做“饼”(汉唐时代对各类面制食品的统称)逐渐流行起来，至中古时代，各类花色的“饼”逐渐成为北方人的主食，麦类生产也因而逐渐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地方已将麦收称为“麦秋”，与秋收(即获粟)相并提。至晚在唐代后期，小麦已经取得与粟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可从“两税法”中夏、秋税额的比重清楚地看出。至宋代以后，小麦更逐渐完全取代粟的地位，至今仍为北方地区的主粮作物，“北人食面”于是成为千年不易的习惯。

仔细分析起来，麦作的发展，除制粉、做饼技术的影响之外，亦与生态环境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由于早期北方平原地区沼泽湿地广袤，且多“舄卤”或“盐卤”之地，而低湿土地并不适宜种粟，因此，北方以种粟为主的旱作农业是在地势较为高亢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后来由于人口不断增长才不断向低湿地区推进，早期北方平原农业生产的主要难题并非干旱缺水，而是如何解决水渍和盐碱问题。

相对来说，小麦在生长期的需水量比粟大，一般为粟类作物的两倍，比较适合在低平地区种植而不宜高亢之壤，这一点北方农民早就熟知。农耕区域向低平地区推进，也就促进了小麦生产发展。可以相信:汉代以后小麦生产的逐步发展，与华北平原的经济开发关系密切。

汉唐时期，北方水稻生产的规模曾一度相当可观，西起关中，东至海滨，北起燕山之南，南至淮河沿岸，均曾有过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在不少地区，水稻种植是与“斥卤之地”的改造和利用相联系的，因为水稻是一种需水量大但较耐盐碱的作物。我们注意到:唐代以前，北方农田水利建设多与引水种稻有关，而种稻地区多为沮洳盐碱之地。但是，随着水资源渐趋短缺，一些地区的水稻生产也逐步让位给了小麦种植，这种情况较早发生在关中地区。唐朝曾经力图控制水源以维持关中的水稻生产，但至晚唐时期最终放弃了这种努力。宋代以后，华北平原各地也先后经历了相似的替代过程。

考察古代北方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有一个环境因素最不容被忽视，这就是黄河。因为自西汉以后，黄河对于这个地区的经济起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史念海、谭其骧及其他几位学者的论著所示，中古时代，黄河在汉代经历第一个多灾期之后，出现了一个相当长的“安流”时期，决溢泛滥次数少且祸患轻。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东汉以后、魏晋北朝时期黄土高原的人口变化和农牧消长有关，而其结果则为北魏之后直至隋唐时代北方经济的持续恢复，并臻于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十分重要的环境条件。如果中古时代的黄河在西汉那种经常决溢、洪水肆虐动辄数十年的状况下继续恶化，唐代北方，特别是华北平原的经济繁盛是不可想象的。

以下再说南方。

大量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农业经济的起步阶段即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后来却逐渐拉开了距离，以致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一方面称赞北方“膏壤沃野千里”或“膏壤千里”，另一方面却以“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地薄、寡于积聚”、“火耕而水耨”之类词句描述南方地区。直到魏晋时期，东南地区仍然“人无牛犊”，沿袭过去“火耕水耨”的农作方式。

对于这种明显的反差，我们可从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来加以解释。众所周知，与北方地区相比，南方的水、热、生物资源更加丰富，从理论上说，发展农业生产具有更大的生态环境优势。但是，优势的利用和发挥需以一定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为前提。在铁制农具和牛耕发明和推广之前，森林茂密或者低湿沮洳的南方地区，与土质松软、森林覆盖率较低、大型乔木较少的北方相比，土地开垦更加困难。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很值得重视。例如，与地势相对高燥并且一望平川的北方相比，南方既多“水乡泽国”，又多山川阻隔，发展交通比较困难，不利于区域经济和文化交流。再如，南方地势卑下、气候湿热，人民更容易蒸灪成疾，故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显然更不利于人口增长，甚至，与北方相比，南方拥有更加丰富的天然食物资源，所谓“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因生存压力而发展农业生产的动力较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早期南方农业的发展。

及至中古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北方社会的巨大变动，引发了南方经济的连动:汉族人口大量南迁，既增加了南方地区的生存压力，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条件，包括具有较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以及比较高级的生产组织方式等等，南方地区的人口—资源—技术—经济的关系与前代相比大不相同。更兼自六朝至于唐代，南方社会环境一直相对稳定，有利于经济积累和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故自六朝开始，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势逐渐得到发挥，长江中下游逐渐成为比较发达的经济区域，《宋书》卷54《孔季恭传》中的史臣之论虽不免有些夸饰，但农业生产已经取得显著进步则是可以肯定的。隋唐以后，南北经济发展优势更逐渐发生了显著易位，唐代中期以后，东南经济终于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撑。

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南方农作结构一开始即与北方旱地农业有明显不同，这在粮食、蔬菜、瓜果以及其他副业生产方面都有所体现。仅就粮食生产而言，南方向以水田稻作为主，司马迁《史记》所云“饭稻羹鱼”可谓简约而精当。不过，在中古时代，南方的粮食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魏晋南朝时期，由于中原人民的到来，同样适宜于南方的麦类在淮河以南地区不断得到推广，并逐渐成为仅次于稻作的一种重要粮食生产项目。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唐代江南已推广了稻麦轮作复种制，但当时这个地区种麦普遍却是可以肯定的。粮食生产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随着饮茶习俗的发展和普及，茶叶生产逐步兴起，尤其是中唐以后，北方人民也普遍饮茶，更进一步拉动南方丘陵山地的茶叶生产以及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这对于中国南方丘陵山地开发、农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和跨区域远程贸易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其实，上述这种文化与环境的互动作用，不仅只是影响了当时南北地区的经济类型和农牧结构，而且也影响了当时的土地、赋役制度和生产组织方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生产活动采用什么样的组织方式，实施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经济传统和生产力水平，人口密度和生态条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总体上说，自魏晋至于初唐，劳动力缺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尚未开垦的土地和荒废的耕地则大量存在，人地关系的特点是人少地多，这直接影响到当时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土地制度。当时，中原传统农区荒芜日久，土地蒿莱丛生，南方广袤土地或则蒹葭千里，或则林莽郁闭，单个家庭耕垦经营均相当不易，在一定时期和某些地区采用国家屯田形式和通过家族组织开展生产活动，具有较大的优势，当时国家屯田和地主庄园经济发达，也并不仅仅是由于社会因素所致，江南腹心地带———太湖流域之所以在唐、五代以后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实有赖于国家在这里采用屯田形式长期实行大规模围湖造田。有关问题情况复杂，不能展开论述。

二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

如上所言，南方地区发展农业经济的生态环境条件更加优越，一旦其潜势得以发挥出来，就将超越北土而后来居上。若论中古历史的种种变化，意义之钜者，无过于社会发展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主要由于南方经济发展所致。这种地理格局的变化，并不只是帝国疆域版图的简单扩大，而是一种包括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在内的全局性的历史变迁。

尽管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中心问题学界向有不同意见，由于各地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人们曾深信不疑的“中原中心说”不断受到质疑，但是，汉代以前黄河中下游的社会经济中心地位，乃是不容置疑的。与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相比，自夏商至两汉时期，黄河两侧不仅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而且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对于那个历史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黄河轴心时代”。

汉末以降，北方社会长期动荡，经济严重衰退，黄河中下游的中心地位亦开始动摇，中国历史发展逐渐偏离“黄河轴心”。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分裂，南北对立，社会分途发展:北方地区由于内部骚乱继以异族冲击，社会秩序一度全面崩溃，尔后又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逐渐重整。在此期间，政治上胡汉民族上层由互相对抗、疑忌而逐渐合流;经济上农耕与畜牧彼此消长，经济制度全面革易;社会生活和民俗风尚方面则“胡风”与“汉俗”错杂、交流。经过数个世纪的冲突和交融，终以新的姿态进入新一轮的统一时代。在南方地区，随着汉族人口大量移入和仍以正统自居的偏安王朝建立，成长于中原的汉族文化不断流播和扩散，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被打上了永不磨灭的“中国”烙印。分裂近四个世纪的南北社会，由于各自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气质。

公元6世纪末，中国南北重归一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逐渐恢复了两汉的繁荣，在政治上保持着对南方的控驭地位，社会发展的地理格局似乎又回归了“黄河轴心”，但实际情况较之两汉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分布格局变化显著———南方人口稳定增长，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中唐以后逐渐超过了北方;二是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经过六朝数个世纪的开发，南方经济持续发展，逐渐达到了与北方并驾齐驱的水平，长江中下游融为冀朝鼎所谓“基本经济区”的一部分。中唐以后，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南方已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撑，至北宋以后则牢固地确立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三是南方的政治和文化形象发生明显改变———虽然政治和文化中心仍旧在北方，但在南方已不再被视为“被发文身”的蛮獠之地，政治地位也持续上升。不仅如此，唐代以后，曾受中原文化哺育的南方地区，在若干方面已开始了对北方的“文化反哺”，给后者增添了南方色彩，大则陈寅恪、唐长孺所谓唐代“南朝化”，小则饮食由热衷“胡食”转为钟情“南味”，都反映了这一点。从总体上说，经过中古的发展，“中国”已经由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南北社会的沟通和整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运河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中古时代由于南方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发展地理格局的变化，意义是十分深远的，远非只是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盘。它对后世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当代。比如，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错位”，正是初步形成于这一时期。这种错位与高度的中央集权相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南粮北调”和“南赋北运”，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发生在不同区域之间，持续时间如此久远，并且差不多完全是单向性的巨额能量流动，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其给中国历史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无论如何估量都不算过分。

〔原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