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是最早注意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学者，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54]在这三层含义中，第一层含义是基础，即主要是指经济领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合理性在于“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155]。但市民社会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和能力私有基础上的，因而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扩大。每一个人的财产和能力，“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他偶然性和任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156]因此，市民社会不仅需要警察和法律保护财产私有和秩序，而且需要国家这一更高的伦理实体引导和管理。因而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级伦理实体中，国家居于最高地位。“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157]。国家承担着调整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任务，“调整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规律，是映现在它们中的理性东西的制度”[158]。一句话，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作为解决家庭和市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力量而出现的，他的目标不是改变这种生产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国家来完善这种生产方式，使整个社会上升到一个新的伦理实体。黑格尔的思路潜在地成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方向：不是批判资本，而是在资本的基础上从文化、道德上完善。由此，马克思对黑格尔作了恰当的评价：“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对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159]即不是从根基上改造市民社会，而是希望通过国家缓和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现实生活是，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60]。正是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即把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含义，推广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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