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的历史演变

通常情况下，一国货币当局会选择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中的一个或几个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最终目标。根据性质不同，四大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可以归为“增长”型目标，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可以归为“稳定”型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86年1月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应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1]。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明确地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以稳定货币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量，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指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2]。

由此亦可以看出，“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同属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范畴。现实操作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日益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又经常涵盖了对国际收支平衡、经济金融稳定等的考虑。而在面对冲击的时候，关于我国货币政策在“增长”型目标与“稳定”型目标之间如何抉择、参考怎样的准则，以及具体调控的方向与力度，我们目前似乎找不到一个规范式的框架。

（二）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的解析

根据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于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其总供给方程通常可以采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描绘（Svensson，2000；Guender，2006等），如（3.1.1）式所示：

将“稳定”型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终极目标意味着需要保持每期的通货膨胀率为零，并且开放条件下一价定律的存在使得实际有效汇率的对数为零，所以根据（3.1.1）式我们可以推知，政府当局要实现“稳定”型目标需要维持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而这恰恰与政府理解意义上的“增长”型目标相冲突。

由以上推论可知，当“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同属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时，就容易出现货币政策实际操作层面的多目标制。货币当局在具体操作层面，一方面要维护货币价值及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配合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以维持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使得我国央行决策的独立性经常受到侵扰，并倒逼央行关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在保增长、稳物价上的短期效应，而忽视了货币政策在中长期增进社会福利、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上应该起到的作用，从而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