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革命主题”研究历程的简要回顾

美国学者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包括辛亥革命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土改研究、“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与革命相关的研究，简言之，就是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研究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研究。可以说，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大多数时间的主题，如果考虑到革命的历史影响，我们干脆可以把整个20世纪看成是革命与后革命的时代。因此，以实用主义为哲学思维方式的美国人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大问题去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美国大学一般都开设有介绍中国革命的课程，著名的中国学家史华慈就是以研究中国革命而起家的^[2]，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3]和《新中国史》^[4]都以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中国革命。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的介绍和研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整个历程，深深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革命以及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认识。

美国人对中国革命的关注，无论是对辛亥革命还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关注，最先介入的主要都是与革命共时态的一批新闻记者，他们以充满现场感的报道、日记、回忆、访问、著作，向美国公众传达了最早的有关中国革命的信息和他们的认识，虽然总体上还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但推动了美国的中国革命研究，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中国革命研究的铺垫阶段。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美国官方当时的态度是敌视的，但美国新闻记者包括传教士却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向美国公众发表反映事实真相的文章，使得美国公众能够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20至30年代，美国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主要是靠美国新闻记者发表的著作、日记和新闻报道，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千千万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s，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from 1927 to 1935，1935）、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7）、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人民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1933）和《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1934），其他还有维克多·基恩（Victor Keene）、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蒂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斯蒂尔（A.T.Steele）、比森（T.A.Bission）、莫里斯·哈里斯（Morris Harris）、贾菲（Philip J.Jaffe）、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等，这些记者的报道让外界了解了伟大的中国革命。这些跟踪式的“研究”，对于推动美国的中国革命的研究，使美国公众了解中国革命，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无论是对于辛亥革命还是对于中共革命的研究都处于草创阶段。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观点，大体是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观点相对应的。所有出版物实际上是以回忆、访问为主。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几乎没有，只有个别涉及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论述，对辛亥革命评价亦各有不同。而美国记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盛赞共产党的“红区热”，他们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分析，为推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美国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一直到40年代末，都还没有提上日程。

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是美国当代中国学创始的阶段，也是美国的中国革命研究真正进入学术研究阶段的开端。由于冷战的国际背景和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打压，整个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一开始就遭遇寒潮，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也难有大的发展，但好的学术成果仍然破茧而出。最有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就是1951年出版的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这本书的研究完成于40年代末，是他的博士论文，其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否定了中国革命起源的所谓“莫斯科阴谋论”，提出了“异端论”，即应当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的逻辑去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性质和毛泽东取得权力的原因，尽管他的研究也不是无懈可击，但这一论断毕竟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特别是在当时中美隔绝、资料有限的条件下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实属不易。其他还有惠廷（Allen S.Whiting）的《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1954）、布兰特（Conrad Brandt）《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1958）、史华慈和费正清等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52），以及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编纂并附有详细引言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1927年北京警察局搜获的俄国使馆密件》（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1956）等。在这些书中着重评述中共创建时期和大革命初期中共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关系，以及苏俄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又如邓嗣禹、费正清、孙任以都、房兆楹等人编撰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1954），则是把孙中山的思想和辛亥革命置于中国不断觉醒、日益顺应西方思潮的范围内来观察。但这些书中的主线还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问题，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只是作为其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来处理。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专题研究也开始出现，如：詹森（Marius B.Jansen）的《日本人与孙中山》（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1954）、赛珍珠（Pearl S.Buck）的《改变中国的人：孙中山故事》（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The Story of Sun Yat-sen，1953）等。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往往交织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作为其中的重要事件来处理，缺乏专门的研究。这一阶段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的主要范式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把中国革命置于中国不断觉醒、日益顺应西方思潮的范围内来观察。

六七十年代，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相应地也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单从队伍来看，史学界新增加的806位研究人员中，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至少有500人，连同原来的研究人员，总数将近1 000人^[5]。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大力资助、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以及越战爆发、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西方世界学生抗议运动的兴起，都是我们常常用来解释造成这种大发展的因素。这一时期对孙中山的经历和思想，辛亥革命的总体状况、团体、地区、知识分子、人物乃至文献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代表著作有芮玛丽编辑作序的论集《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1968）、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1976）、高慕柯（Michael Gasster）的《中国知识分子》（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1969）、薛君度（Hsueh Chun-tu）的《黄兴与中国革命》（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61）、冉玫铄（Mary B.Rankin）的《中国的早期革命家：1902—1911年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1911，1971）。这一阶段关于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加强了对民众运动史的研究，强调“自下而上”的原则，如韩丁（William H.Hinton）的《翻身》（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1966）、黄宗智与林达·贝尔（Lynda Bell）及凯西·沃克（Kathy Walker）合著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村社会：中央苏区时期》（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8）、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1980）等。二是“文化大革命”研究成为热点。三是资料搜集出现新途径，美国以香港为中心收集了大量的红卫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成为美国学者进行文献研究和访问流亡者的主要场所，如傅高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1949—1968，1969）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这反映出当时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从四五十年代整体宏观的描述性研究进入到比较具体的地方史研究的层面。傅高义本身是哈佛社会学系毕业，是费正清把他引入中国研究，经济学家珀金斯（Dwight Perkins）也是由费正清引入中国研究的，这两人是当时费正清等人倡导以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的例子。四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了，研究内容包括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红军长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原因、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主要原因、党的群众路线、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等等。另外，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虽然不是直接以中国革命为研究主题，但也阐发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如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1970）最后一章。其他如迈斯纳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1967），也是一本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性”做了深入研究的著作。五是从研究范式上看，中国学研究的第二代以“中国中心观”冲击着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论，也对中国革命研究产生了影响。

80年代，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仍在发展，但热潮在退去，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必然会发生革命，而旧的研究模式很难解释新的变化，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资助也大不如前，这些是不利因素，但有利的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为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包括中国革命提供了资料获取、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的条件。《剑桥中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毛泽东的思想》等都是其中有大影响的著作。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向社会主义时期转移，据统计，80年代研究社会主义时期情况的著作占到出版的全部历史著作的半数以上。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略有减少，但质量有所提高。论著进一步探索了孙中山的经历、思想及其与国外关系等诸多问题，深化了对辛亥革命的起源和性质，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方面的作用，以及有关文献史料整理等方面的研究。

90年代，由于苏东剧变、史学思潮变动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对“革命”的否定，美国学者开始反思自己的中国革命研究，这种反思还受到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学术成果的很深的影响，出现了所谓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如1993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组织召开了“中国革命再认识”的学术研讨会，在1995年《近代中国》上黄宗智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这次会议上的观点和他本人的观点，同期周锡瑞也发表了这次会议上的论文《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论题》，都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学者反思自身的中国革命研究的动态。90年代，一些学者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受“规范意识危机”的影响，更加转向微观专题研究和个案分析，但哈里·哈丁认为这是“过于将眼睛盯在中国那些新出现的事情上，而疏于对中国总体发展的把握，而且过于急忙抛弃了早期分析框架中尚有价值的东西”。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比较有分量的是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1993），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Pickowicz）、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1993）。

进入21世纪，美国学术界中国革命研究的热潮继续退去。2005年，哈佛大学召开纪念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立50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举办会议的考虑的：“当中国正在向21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这一新的发展瓦解了我们从前有关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叙述。”会议报告认为，历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革命已经不再能够指导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发展的解读。^[6]

但是，一些美国中国学家仍然继续坚持着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和关注。在研究中国革命上很有造诣的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一直坚守着她的阵地，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她曾表示，“经济发展和革命退潮使中国近代史必须有新的书写方法，只强调革命，是不能评估中国近代史的”，“然而革命对于中国又极其重要，今天的中国仍然继承着积极和消极的革命遗产，了解中国革命才能了解现在的中国”。从她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到2006年出版的《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Worker Militias，Citizenship，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她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她即将出版新书《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Anyuan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从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利用能力，而不是其运用苏俄模式的能力。

以新文化史研究中国革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动向。哈佛大学历史系另一名女教授沈艾娣（Harrietta Harrison）的《制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1911—1929》（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2000），是一部研究民国史的新文化史力作，以新文化史研究中国革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动向。其他如叶文心的《地方道路：文化，空间，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m，1996）、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研究》、杰弗里·瓦瑟卓姆（Jeffrey Wasserstrom）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的视角看》（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1997），都可以看到新文化史的影响。萧邦奇的《血路——革命中国中沈定一的传奇》（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98）获得1995年列文森奖。一些怀念50年代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具有新左派倾向的学者如德里克（Arif Dirlik）等开始纷纷呼吁向革命史的传统解释路径复归。^[7]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解释力。“随着社会主义的溃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对阶级分析法的反对也成为老生常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阶级的分化达到空前异常尖锐程度的时候，许多人竟然反对阶级分析方法。阶级的分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资本的全球化表明目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资产阶级，他们所拥有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越民族国家边界。我并非是无休止地为阶级这一概念做辩护，而只是想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放弃了阶级概念，在社会分析和不平等的分析中我们将失去什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