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五 基本经验及发展前景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
1．从稳妥为重到适时调整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其实是和整个20世纪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救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历史长链中环环相扣的关节点。在此过程中，制定正确的意识形态策略一直是我们党十分重要的任务。
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的确立经过了很长时期的反复和斗争。当时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社会？中国革命的动力从哪里来？革命的目标又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所有这些问题，曾经有着根本的分歧。我们党是在经历了反对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李立三等人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后最终取得发言权的。以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代表的党的意识形态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估计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性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我们党没有建设新社会的经验，加上苏联模式的影响很深，曾经产生“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等历史后果。在意识形态上，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价值论，反对商品经济，倡导“一大二公”等政策，导致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灾难性后果。
1978年12月1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此为标志，我们党走出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逐步调整：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引进市场机制，重新承认生产力标准，重建法制等政策和措施等等。当然，不容否认，这种调整是缓慢的，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这里面不仅有要不要调整的问题，更有究竟朝哪个方面调整的问题，还有一个调整究竟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引发思想领域的议论乃至激烈争论。一些教条主义思想就曾经对生产力论、以人为本、市场经济持这样那样的非议和指责，把改革路线等同于自由主义。与教条主义相对的自由主义在3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也曾经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市场。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思潮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此，我们党也采取了相当慎重的态度和做法，整体上保持了思想文化领域相对稳定的局面。
党的十五大召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日高，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舆论氛围。在2000年的高州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来写进十六大新党章，并恢复了中共七大关于党是“两个先锋队”的提法。“三个代表”提出以来的近几年，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总括起来包括如下基本要点：
（1）提出和确立“以人为本”的基本出发点
“以人为本”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正本清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以人为本”的提法不是一时之需，也不是无关痛痒的局部政策，而是根本性的出发点，是“人民主体论”的具体体现。
（2）提出和确立“科学发展观”新理念
党的十七大总结了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更加明确地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不仅充分重视发展不当的问题，更关注发展不足的问题，考虑标本兼治，立足长远。
（3）提出和确立“和谐社会”价值目标
“和谐”理念既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又是人类文明成果的合理表达。不仅包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适。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但是上述三个核心理念及其内在一致性可以充分展示我们党根据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突出的亮点。其中的任何一点都将对今后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有效推进产生积极影响。
2．从允许争论到明确立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争论曾经有过多次，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问题、精神污染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也包括近年来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和指导思想提法方面的争论。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实践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争论和正确的引导，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系统完整的认识，从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信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巨大的理论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曾经存在“穷革命，富变修”的奇怪思想。把富裕和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人们不敢言富，更不敢致富，甚至把一些正当的致富行为和路径，都当作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明，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归结为共同富裕。彻底否定和抛弃了穷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观念。
关于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也曾有过很大的争论，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8)在此基础上，我们才一步一步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终于彻底抛弃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实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相对集中在以下几个议题上：
（1）“反思改革”
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郎咸平在2004年8月上旬就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发表看法(59)，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床。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刘国光集中讨论了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
（2）“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起因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2006年年底在《北京日报》和《学习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民主是一个好东西》。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称“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指导思想的表述
2007年，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在《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第1期发表文章《谈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定位问题》，就指导思想的表述发表意见。总的认为新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间过短，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它的了解、熟悉、接受程度都很有限。特别是能够列入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基本理论更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注重现实和当前是正确的，但也不宜动辄把当前的一些提法都上升到指导思想的高度，即使把这些新提法摆到低一个层次，也并不影响它们实际的指导作用。
这些不同观点提出来后，改革的总体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路径、党的指导思想的稳定性等问题都引起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讨论。面对这一系列的争论和问题，我们党一方面包容差异，尊重多样，允许学术界理论界发表意见和看法，另一方面及时表态，注重方向和目标上的正确引导。我们党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成果，提出“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3．从规范倡导到体系构建
思想道德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道德生活、价值观念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从规范倡导到体系构建的过程。
（1）“五爱”
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五爱”作了新的规定：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既是对建国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经验总结与科学概括，反映了我国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现阶段评价与判断公民道德行为的具体准绳；既反应了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们利益的共同性，也对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责任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其德行如何，最终的评价标准就落实在“五爱”上。
（2）“公民道德二十字”
进入21世纪，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也必须与时俱进。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它以人的生存、尊严、全面发展问题为价值尺度，明确提出了新的基本道德准则，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个字的基本道德准则，既包括了传统美德、革命道德的内容，又弘扬了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特色，也涵盖了个人与社会、与国家、与他人的关系，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200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此作了进一步强调。
（3）“八荣八耻”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根据新时期我国道德建设的现状，进一步强调一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特别“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60)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了完整表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内容，是我们党从更宏观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提炼和概括的结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这个价值体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要长期起作用，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必定要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个价值体系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必须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个价值体系需要在全社会宣传推广，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命线”。
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
1．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明确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初是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来的。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虽然在具体的行文中曾经有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略有不同的提法，但是总体价值取向没有改变，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高度重视定位问题，认真分析党情世情国情，作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与此同时清醒深刻地分析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在此分析基础上，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经过30年的探索和思考，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结论性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2．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成为三十年来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在分享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普遍收益和物质成果的同时，改革精神也为社会认同和支持。改革已成为执政党和社会公众共同承认和参与的公共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背景上推进才是合情合理的。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来自对社会观念和价值的有效反映。不断把形成社会共识的观念和价值吸收到意识形态体系中，避免使其僵化，增强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改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党正是通过不断提出新的概念、理念、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来充实意识形态的内容，提高其反映实践的敏锐度，增强时代感。2000年以来从提出“三个代表”开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观点，组成新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内涵，得到海内外舆论的肯定评价（尽管具体表达还有待进一步提炼）。与此同时，通过发现和回答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多种宣传形式，提高意识形态的社会性；探索充分利用网络为载体的舆论表达工具，以把握新的舆论空间。近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力度的加强，使一些重要媒体和理论杂志的话题讨论更加深入。在管理上讲究方法艺术，不轻易划分派别，不轻易扣“反马克思主义”帽子，甚至对出现的比较尖锐的带有政治性的一些争论、重大的理论分歧以及对改革进程的反思等，都比较理性地控制在学术层面，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原则，不把已经取得的改革经验当作不能改变的神圣原则，也不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作无法超越的必然道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只有和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为此，我们党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阐明了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的“五条要求”。此前，江泽民同志还在北戴河和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两次谈话中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四个方面“同样重要”，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大有作为。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和目标。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2005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思想库的作用，勉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2005年在中国社科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方面开展重大问题研讨，适时推出一批有说服力的理论成果，帮助干部群众澄清错误认识，引导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组织编写年度《理论热点面对面》，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有针对性地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从学科和教材建设入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宣传落到实处。全国已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89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346个，同时还在本学科领域建立了25个博士后流动站。制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总体规划》（2004—2012）逐步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61)。
三、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改进的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以2009年为例，当年历史节点多、重大事件也多，我们党在引领社会思潮、加强舆论监督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作为主流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09年中宣部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引起关注。尽管理论界对“六个为什么”的论述有不同看法，但普遍认为这是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在具体文化实践方面，一大批影视片如《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流》、《建国大业》、《高考1977》、《风声》等，改变了过去主旋律影视片人物形象脸谱化、扁平化的风格，把革命者的理想和信仰寓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细节之中，使人物有血有肉，富有感染力，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学者们普遍认为，宣传管理部门和中央主要媒体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2009年以来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在天价烟局长、习水“嫖宿幼女案”、湖北“女服务员刺官案”、湖南“罗彩霞案”、杭州“飚车案”以及上海“钓鱼执法案”、足球打假等事件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突发事件面前不缺席、不失语，及时回应公众质疑，维护社会公正。主流媒体主动应对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的做法，真正有助于化解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舆论导向。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等大型纪念活动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取得很大成功。特别是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天安门阅兵活动，真正起到了展示国威、振奋人心的作用，而对青少年来说，举行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阅兵活动是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领域、在宣传工作的艺术性和方法创新方面，在应对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精神需求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具体来说，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1．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获得最广泛的认同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我们党确实已经超越改革开放初期“摸石头过河”的状态，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内容、基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等一系列方面形成比较完整的认识并作出比较科学的概括。今后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持之以恒地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上，使其获得最广泛的认同。
事实上各个年龄层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老一代人更关心的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价值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价值目标所采取的举措，与以往所受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承续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中社会地位相对下降，获益较少或者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比较关注的是现在提出的这些价值目标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其中不免疑问。而年轻一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则比较关注就业、收入、生活等等实际问题，对于社会理想等等并不那么关切，其中少部分人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以及通过许多流行文化传播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相对主义、甚至是价值虚无主义影响，根本不关心社会理想及其价值目标。这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认同各种具体的价值目标，但是并不关心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的。凡此种种，都对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带来新的问题。为此，首先我们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价值目标的宣传落实工作与一般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适当区分。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目标，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发源于欧洲，其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以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又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学术界作了许多工作，但是理论上将这些问题梳理清楚还需假以时日，学界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不宜匆匆忙忙地将这些问题推到公众之中。在具体的宣传工作中，价值观上的教育包括历史观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关键还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落到实处，切实解决诸如贫富分化、分配不公、权利保障等社会经济问题。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突出了“公平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并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付诸实施。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规划的建议，更加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制定了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则和政策，确定了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等等重要的政策。同时明确了进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是要“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并且把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在制度上体制上的体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容易使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与其在抽象的原则上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展开争论，不如用具体历史的方法把中国人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解决了和正解决着什么问题讲清楚来得更有说服力(62)。
2．下大力气促进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的良性互动
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需要旺盛健康的精神生产的支持，需要与生产紧密相连的消费群体。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发展中“消费与生产”的理论来把握社会主义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的关系，切实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确立促进文化整体和谐发展的战略和策略。所谓“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时尚文化”等，主要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形式；而所谓“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合理价值，主要在于通过专业化不断向新领域、深层次、高境界的探索和创新，因此应视为代表精神文化“生产”（原创、创新、提高）的形式。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一般规律。一方面我们要让文化消费的需要、特别是它的发展需要，尽可能成为文化生产的需要和动力，以促进文化生产的发展更新；另一方面，要让文化创新生产的成果，尽可能快地转化为消费的需要和动力，以使优秀文化真正成为大众文化的引导，帮助大众文化不断提升到新境界。就是说，不仅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实现大众消费型（含次生产和再生产型）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要调动整个社会资源，着眼于高层次文化的发展，实现生产型（原创型、创新型、提高型）文化体制的健全完善，以造就文化生产与消费积极互动、雅文化引导俗文化不断上升、和谐发展的良性机制。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仅表现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也表现为人民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大量精神需求的释放和精神消费能力的急剧增长。在这种形势下，精神生产领域的落后和不足充分地暴露出来，成为精神文化发展的主要瓶颈，这是当前最大的“文化不和谐”现象。目前在精神生产（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不同程度存在的“高雅文化不够高雅，精英文化难出精品，主流文化缺少魅力”，不足以显示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文化需求的情况，当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对于从计划体制时期沿袭下来的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是一个基本因素。计划体制下的精神生产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型”，即内容高度政治化，精神产品的原创或首创权力不得不高度集中于“上面”，形式则着重于从上向下进行推广、普及、教育和灌输。这种体制事实上主要是精神再生产或次生产的体制，并不符合全面的精神生产、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的精神生产的规律。因为精神生产的本性在于面向生活实践的探索、开拓、升华和创新，是整个社会自主创新的共同事业。局限于单一的“宣传教育型”体制，显然难以充分调动和依靠精神生产队伍（思想理论界和文艺创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造就精神生产领域普遍的自主创新机制。一味“眼睛向上”而不善于“植根大地”的精神生产方式，容易产生理论与实际、导向与群众、口号与生活之间彼此脱节的不良后果。长此下去，不仅使精神生产难以适应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而且会使精神生产能力趋于萎缩，造成未来文化的落后(63)。
因此，我们目前亟需推进精神生产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以符合精神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适应新的形势和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从制度和体制上促进、保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走向新的繁荣，造就“思想库、智囊团”型的精神生产队伍，形成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精神服务的文化体系，为创建新时代的先进文化提供富有生命力、凝聚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丰富成果；研究怎样从制度和体制上实现并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精品成果，能够与社会需要和大众的文化生活密切结合，使它们相互转化的渠道通畅起来，从而取得可控的良好效果；研究怎样通过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的有机整合，保护好、发展好体现民族精神的优良文化遗产，使它们成为我国新世纪的文化优势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因素，等等。总之，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机制，精神生产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应当有更具操作性的措施。
【注释】
(1)李德顺：“文化、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4年第4期。
(2)刘小枫：“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个体学术”，转自《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3)李德顺：“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构”，载《精神文明导刊》2007年第4期。
(4)李德顺：《“中国梦想”的现实路径》，人民网，2009年11月25日。
(5)李德顺：“和谐文化应是一种新型的法制文化”，《理论参考》，2007年第2期。
(6)李德顺：“国学：‘热向何处’”，法治文化网，2008年9月27日（www．fadaxuebao．cn）。
(7)李德顺：“雅俗文化之辩”，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7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南方网综合，2004年5月17日。
(8)重读李泽厚《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9)韩毓海：《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10)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71—972页。
(11)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7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
(15)《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6日《每周评论》，选自《李大钊选集》第222—224页。
(16)《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选自《李大钊选集》第194页。
(17)徐俊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1)《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246页。
(22)《李泽厚近年答问录》，第247—248页。
(23)《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序。
(2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明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25)参见刘力波：《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知网博士文库（2007）。
(26)参见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7)参见张建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28)参见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5年版；《浮生论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
(30)李德顺：《邓小平人民主体论价值观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31)刘力波：《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知网博士文库。
(32)参见郑海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博士学位论文）；史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丁云：《毛泽东对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继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王锐生：《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当代化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戴小江：《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社会主义的探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李军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董四代等：《文化创新与20世纪前半叶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长白学刊》，2007年第6期；戴兆国：《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价值维度》，《哲学动态》，2007年第5期；顾红亮、刘晓虹：《反思、融合、创新：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讨论述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
(3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6页。
(34)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障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35)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3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
(37)“关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的推进顺序”，可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和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8)《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39)参见《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他”部分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版。
(40)参见孙美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路径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刘力波：《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论文）。
(41)刘小枫：《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42)华勒斯坦（Wallerstein）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4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45)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67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
(47)李德顺：《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283页。
(48)参见刘力波博士论文《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四部分。
(49)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50)《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4页，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59页。
(51)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4页。
(52)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
(5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
(54)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7页。
(55)《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
(56)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5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07页。
(5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59)《东方早报》，2004年8月11日。
(60)《求是》，2006年第9期，第3页。
(6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光明日报》，2007年12月28日。
(62)赵修义：《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转引自童世骏主编《意识形态新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483页。
(63)参见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家园——新文化论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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