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集体论西部生态环境

第二节　中央领导集体论西部生态环境

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西部开发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从历史来考察，对西部的开发和发展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为了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了工业化，为了使包括西部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非常重视西部的发展，提出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而谋求西部的发展，也是为了谋求全国的发展，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针对当时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他提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强调“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在谈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他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里的内地和少数民族主要指的西部地区。由此，从“一五”计划到“三线建设”时期，中央政府将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内陆地区，这是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它极大地改善了工业布局，促进了西南、西北广大内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西部工业化基础，在力支持了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中也具有鲜明的西部开发观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基础设施落后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瓶颈，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无论从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全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周恩来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1953年9月8日他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专题报告中指出“交通运输是建设中的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连结起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西方发达国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亦开始暴露之时，周恩来即以战略家特有的洞察力敏锐地认识到，环境保护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事，强调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不可做竭泽而渔，贻害子孙的蠢事。他说：“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说你。”1964年12月18日，他在治理黄河会议上指出“水土如何综合利用，这不仅是战术性问题，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是植树造林。“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村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要坚持到21世纪。”1971年4月5日，周恩来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同年9月8日，他在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到治理“三废”问题时指出“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的事。”

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些论述，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渊源。

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部大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

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谋求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短期和中期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又要谋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实现社会公正、文明、健康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关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及其蕴涵的丰富内容，是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针对我国经济增长中速度与效益的状况，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增长中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增长，必须始终讲求效益。1982年，在谈到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他指出：“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1983年1月，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在谈到发展速度时他说：“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要重视经济效益，不仅是要讲微观经济效益，而且要讲社会效益，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邓小平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要“适度”，1988年6月，他在会见波兰前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说：“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为此，他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高瞻远瞩地又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时再次指出“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的理论指导。

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增强环境的持续能力，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号召。1982年，邓小平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科德克时说：“我们准备植树造林，坚持20年50年。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林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进入90年代，他又强调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并要求“这件事，要坚持20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他还多次强调，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要编制环保规划，切实将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实施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管理、调节和控制，使环境保护与各项建设事业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工业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建立可持续工业，推广“绿色工艺”和“绿色生产”。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部大开发中要注意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论述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方略。早在1992年，中国政府就针对自己的国情，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的10大对策，明确指出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当代中国及未来的必然选择。1994年3月，我国政府批准并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与行动方案。1995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6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可持续发展战略被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重点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他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它是党中央作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具体贯彻和落实，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年12月，他在贵州考察时就提出，要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好。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要处理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解决地区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1997年他提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要人们关爱大自然，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满生活家园。1998年朱镕基视察陕、甘、宁、滇时，代表中央政府部署了西部地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贩、个体承包的措施。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指出，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从现在起，就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在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标志着实现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已经从前一个大局向后一个大局的战略性转变。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任务，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2000年3月，“两会”期间，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总动员令。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既要有紧迫感，又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防止一哄而起。由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在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江泽民强调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地区的一切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温铁军在东方电视台的谈话中也强调西部开发在吸取东部经验的同时，要吸取东部开发过程中的教训，不应该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各级地方政府切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求经济增长。中国西部不仅开发条件差，而且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同时又处于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因此对可持续发展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以避免世界上这个地球的“第三极”可能会给人类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不利影响，如水土流失、沙漠化、荒漠化，甚至“臭氧空洞”等。

2002年4月江泽民在视察陕西时还指出：“生态环境建设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坚持不懈抓好，只要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努力，西部的生态环境一定能得到根本改善”，“要认真搞好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和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生态战略是根本战略，是百年大计，在西部地区实施生态环境战略是实现党和国家加快开发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的需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