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价值目标实现的过程

三、共同富裕价值目标实现的过程

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共同富裕的实现在时序上有先后之别，在程度上有高低之差。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区位、资源、经济实力、文化、习俗大不相同，每个人的家庭条件、劳动能力、自身素质千差万别，无视这些差别而要求所有的人群在同一时空条件下达到同等富裕，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状况，以及全国人民要求加快富裕起来的迫切心情，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的“新办法”。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0]先富之所以可以带动后富，是因为先富能够产生两种力量：一种是示范力。鼓励能人出来发展经济，有利于产生“能力效应”，正如邓小平所说：“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41]。一种是带动力。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发展极”，让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率先发展起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以后，邓小平认为，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42]的办法，带动不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在目前中国生产力总体上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的“老办法”，只会导致普遍贫困，而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建国初期，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等“三大改造”中所出现的工作过粗过急的偏差，以及后来实行的一系列平均主义分配政策，都是出于拉平贫富差别或收入差距的目的，其结果却陷入了普遍贫困的怪圈。现实同样表明，贫富差别或收入差距拉得过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实际承受能力，也会挫伤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其结果必然要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进程。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科学总结了以往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映了中国生产力现状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充分注意到把握先富与后富在时序上和差距上的“度”，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只要中国按照这一构想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将会继续证明，“新办法比老办法好”^[43]。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是不行的。加速发展首先是加快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速度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中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44]邓小平对发展速度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单纯以速度论速度，而是有这样的两个特点：一是他把发展速度问题看得比较高。他站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发展速度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上，人民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党和政府就会失去民心，而且在国际上也会因经济落后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二是他把发展速度问题看得比较全面。他强调的发展速度是有条件的速度，是讲效益、讲质量的速度，是以效益和质量为前提的速度。讲效益和质量要求不仅仅注重量的增长，还要重视经济结构、科技含量、资源环境和居民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还提到如何加快发展经济的问题。他认为，首先要善于抓住机遇，创造加快发展经济的条件。机遇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抓机遇必须雷厉风行，必须“敢字当头”。20世纪90年代上下，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45]。由于中国抓住了国内外有利时机，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目标。21世纪头20年，又是中国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实现战略目标同样要善于抓机遇。其次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要特别注意协调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结构失衡、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迹象已经显露无遗。要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