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生态情境及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生态情境及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取得显著的增强与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19322亿元。2012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64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资源浪费等矛盾逐渐开始凸显出来，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促使我们必须要正视中国严峻的环境安全问题，更深刻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反思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一、中国的生态情境及其根源

（一）中国的生态情境

1．环境污染严重

2005年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了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评估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或地区中，芬兰居世界第一位，列第二到第五的国家分别是挪威、乌拉圭、瑞典和冰岛，中国位居133位，全球倒数第12位。这一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问题相当严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2004年至2009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局部的、持续的改变，但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国情专家胡鞍钢对中国的环境状况做了总体的评价:“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在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据2008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七大水系总体为中度污染；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全国酸雨分布区保持稳定，酸雨污染仍然较重。中国依然处在高污染的不平衡状态中。正如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中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1/3国土被酸雨侵害；被监测的343个城市的3/4居民呼吸着不清洁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一半。2002年，据联合国开发署报告称，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中国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而污染更使日益短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海河、辽河和淮河的有机污染已经不亚于英国污染最为严重时期的泰晤士河。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且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往往是贫穷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为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担生态破坏的成本，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导致贫穷和污染交合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环境污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向媒体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974亿元，占当年GDP的1.08%。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发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多年里集中体现。一系列问题说明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解决，社会危机需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

2．资源严重透支

在现代化建设的前期，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基本上没有进行科学的规划，导致了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这种过度开采所导致的后果主要表现为石油、煤炭、天然气的日益匮乏，各种矿物蕴藏量的日趋衰竭及森林资源日趋减少。中国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全球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土地、水、矿产资源），中国已耗损大半。如果以每万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含有矿产品的使用量作为对矿产品的“使用强度”的话，经济学家发现:在人均GNP处于1000～2000美元时，对矿产资源的使用强度最大，这实际上相当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是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发展最快的时期。西方工业国家大约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度过了这一时期，它们是靠殖民地的极廉价资源支持了对矿产资源的大量消耗。但是，对于中国，今后20～30年，正好是人均GNP处于1000～2000美元时期，即处于矿产品使用强度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需要大量的物质性投入，特别是矿产品的投入，以支持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矿产资源面临着严峻的形势。2010年根据地矿部资料显示，在45种重要矿产品中，可以保证开采的只有23种，资源短缺需长期进口补缺的有石油、天然气、铁、锰、铜、镍、金、银、硼、硫铁矿等10种，资源短缺主要靠进口的有铬、钻、铂、钾盐、金刚石5种。到2020年，形式更加严峻，可以保证需求的仅有6种矿产。综上所述，中国的资源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中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

3．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事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4]因此一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两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人口。一定量的现代化的人口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加之人口众多，受教育水平低，生态环境意识淡薄，这会进一步加剧人与环境和资源的紧张。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历史上的三次大迁徙，已有1/3的土地沙漠化、荒漠化，不能居住。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又因水土流失减少了1/3，现在可居住的国土面积是300多万平方公里，民族生存空间进一步收缩。但人口却反而增加了一倍，从7亿增长到13亿。许多人口学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2亿～3亿比较合适，7亿就是极限。更不幸的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往往又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全国生态屏障最重要的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生态难民产生的最主要的地区。中国以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2%。这说明了中国人口与资源的紧张程度。

虽然我们的资源总量大，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引发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一方面，由于经济再生产所需要的大量资源大大超过了环境系统的资源再生能力，导致了资源退化和枯竭，正如麦多斯教授在“增长极限论”所说的那样:“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15]；另一方面，经济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排入环境的废物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造成了生态失衡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从而影响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的高速增长对中国的土地、森林、草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形成了“人口增长—开垦土地—破坏植被—土地退化—粮食不足—再辟新地”的恶性循环。在中国人口增长、耕地减少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开垦不太适宜耕作的土地等。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严重污染了土壤并通过生物链的循环影响到人的健康。与此同时，这也加剧了毁林开荒的进程。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林业局中，已有61个区域处于过量采伐状态，有25个区域的森林资源已基本枯竭。由于过度放牧等原因，北方可利用的2.2亿公顷草原中，近15年来平均产草量下降了30%～50%，内蒙古则下降了40%～60%，大片昔日水草丰美的草原，变成裸露和半裸露的荒漠和荒漠草原。

4．生物多样性减少，动植物种类快速灭绝

在人类最初的生存和发展中，动植物是人类最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利用动植物的步伐也在加快，人们为了享乐甚至为了满足一些异化的欲望而大量毁灭动植物，从而导致了动植物的大量灭绝。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中国很多珍稀动植物都处于濒危状态。根据初步统计，中国已有近200个特有物种消失，而且目前处于濒危状态的动植物物种为总数的15%～20%，有5000种左右的高等植物处于濒危状态。而且，有研究表明，每1种生物的灭绝将导致10～30种其他生物消失，也就是说，中国动植物的灭绝可能导致恶性循环。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740中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189种，为总数的1/4。据估计，目前中国的野生生物物种正以每天1种的速度走向濒危甚至灭绝，农作物栽培物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还有大量生物物种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海外。以上种种损失，对一个国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分析

1．生态环境恶化的发展观根源

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的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必然要走向资源枯竭，从而导致为争夺资源而不断冲突。中国的发展观也追随了西方的模式: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增长是硬道理”。但是这种机械发展观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只追求单纯经济增长，抛弃了自然循环法则。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在过去的30年里尽管中国的GDP平均年增长速度9.8%，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和环境更快速的损耗和生态系统的失衡为代价的。再加上盲目引入外资，一些被发达国家淘汰的，有毒、高污染的企业纷纷入驻中国，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不同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近年来在中国已集中出现。经济增长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剧的社会矛盾而付账。并且这种机械发展观会导致扭曲的政绩观，目前中国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当地GDP的增长，一些发展规划都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被制定出来，部分制造业也在没有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发展起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2．生态环境恶化的传统文化根源

封建社会等级制的私有财产分配和中央集权制决定了不公正的政治伦理，同时也决定了不公正的文化伦理。在这种长期不公正的文化伦理的氛围熏染下，公正性问题很难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影响了追求公正精神的培养。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各界人士开始关注“公正”问题，但“公正”思想的真正形成需要多年积累，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复杂过程，它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由于中国缺失公正的伦理观，这种伦理只限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向自然延伸，以及受国外不公正的环境伦理思想的影响，从而使这种缺失和这种影响在环境问题上的局限性上暴露无遗。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很少考虑到他的生产行为及后果是否对他人和自然构成危害，是否是公平、公正的。因此，在环境问题上产生了大量的不公正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中国区域间的环境不公正有两大趋势：一是由于东部地区设置环境门槛，限制污染企业落户，导致大量污染严重和技术落后的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由于西部没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达地区享受了环境保护的好处，不发达地区却在竞争中日趋落后，从而造成了西部的环境污染急剧加重，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并加重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不公正。二是2005～2008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工业化向农村深入等原因，出现了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态势并造成了点污染和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交织、饮用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等局面。从代际上看，在过去的发展中由于公正思想不够充分，在时间维度上没有看到地球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是各代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而仅仅是看成当代人的财富。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无节制地透支资源、肆意毁坏环境，从而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造成了对下一代人的不公正。

3．生态环境恶化的体制根源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扬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以追求资本为目的的利己性，从根本上为环境问题及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但是中国的体制在许多方面还不合理，不符合环境管理的需要，这也是中国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国立法体制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执法和立法的是同一个部门或政府，彼此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及利益而陷入了恶性循环的行政泥潭。这种体制上典型的“宏微倒挂”使得各地区难以打破行政区划，不能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容量的总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考核体系，在此基础上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和责任机制。在这种考核体系中，环境评价是主要指标。除立法体制上的弊端外，还存在着各职能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的问题。完整的生态系统被人为地分割成不同部门管理，而权利的分散导致各个部门之间由于利益的冲突难以形成统一的管理目标，甚至各部门的目标相互矛盾，导致了环保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不协调乃至环保部门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利益交换，进而造成了环境执法权力、执法责任的分散和一定程度的执法混乱，从而削弱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一致性。譬如天然水资源管理，水利部门负责管理全国主要江河湖泊，林业部门负责管理水源林和湿地，资源部门负责管理地下水和近海海域，环保部门负责水质，城建部门负责城市地区水资源管理。这种管理体系，忽略了自然环境因子整体性的特点。管理目标分散，使环境问题难以及时解决。为此，应把分散到各部门的职能尽可能统一起来，由多头管理变统一管理，建立大协调机制，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关系。

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

西方工业文明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不断扩张为特征的文明。它与生俱来的反自然性和不可持续性内在地决定着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引领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而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才能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时早已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他们始终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自由发展给个人创造机会，在艺术、科学方面得到发展。甚至把人与自然的统一、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看作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前提和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就会陷于灭顶之灾，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条件下，人类才能获得整体的解放，获得整体的幸福，获得整体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道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和解、人与人和解的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不但重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坚持“以人为本”，而且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者和推进者所说的作为这种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追求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亦即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着眼于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它是在总结工业文明的经验教训，吸收和借鉴国际世界环保理念，特别是在对中国环境危机的清醒认识与判断及对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旨的传统文化继承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的战略思想。国务院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指出：“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未来15年中国人口将继续增加，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资源、能源消费持续增长，我国的这一国情，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文明的提出充分考虑了它是党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取得的新认识、树立的新理念及形成的新任务。因此，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就必须改变传统工业文明时代高投入、高能源、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生态文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把“科学发展”作为基本发展战略、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基本历史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信息化建设并行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信息化建设并行，这对全世界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及独特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并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强大的经济支撑和技术支撑，一般遵循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并且他们的制度内在地决定着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大多把环境污染转移到第三世界，实行“生态殖民”。而中国则还处在工业化时期，尚未完成工业化，中国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生态治理同时协调优化，将这些范畴纳入同一历史进程。此外，发达国家已制定好的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及中国紧张的人口资源结构，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着中国不能实行“生态殖民”，也不能把污染转移出去，只能利用后发优势在工业化过程中实行绿色崛起，建设生态文明。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信息化又接踵而至。中国已错过了工业化的最佳时机，不能再错过信息化，必须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建设信息化。信息化是中国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对工业化的牵引力和加速器的作用，实现工业化跨越式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工业化、信息化在中国结合为一个过程，统一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正是基于此认识，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条道路是融信息化、工业化及生态化于一体的道路，充分考虑了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及环境压力大的国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