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无产阶级革命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
（一）认清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障
任何革命都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产物，它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所形成的一定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相结合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亦不例外。正确把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是革命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战略策略思想。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81)。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形势，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造成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根据，是革命的客观形势成熟的标志。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82)在19世纪40—70年代，尽管欧洲资本主义总体上还处在发展的上升时期，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全面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使工人阶级“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这表明，一方面，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不能生活下去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83)。这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形势形成，所以导致了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发生。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不仅是指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积极性的高涨，更重要的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增强，即革命阶级必须具备较高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首先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增强它们对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增强其对革命的性质、条件、方式、进程和目的的认识。无产阶级只有具备了高度的革命觉悟，才能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而凝聚成强大的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力量。其次，要增强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当无产阶级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的时候，是不可能举行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只有“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时，特别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成熟的革命政党领导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起到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作用。(84)是否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衡量革命主观条件状况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即使在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都有赖于培养和集中工人阶级力量的那个组织的成熟程度。”(8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从而确定正确的革命态度方面，为人们做出了榜样。当革命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促使而爆发后，他们对革命爆发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并热情地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去，以正确的纲领指导革命取得尽可能大的成就。他们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的表现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在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人为地盲目地发动革命运动，认为这会造成无谓的牺牲，会使人们丧失对革命的信心。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考察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认为革命在短期内不会重新到来了，要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动群众迎接革命的进攻策略，改变为组织群众长期积聚革命力量的策略。他们严厉批评了维利希、沙佩尔等人仍然认为革命会很快到来，坚持要立即发动起义夺取政权的冒险主义错误。马克思指出：这是“在危急关头，轻举妄动”。他分析说：“对革命的暴力镇压给革命的参加者，尤其是给那些被迫离乡背井流亡在外的人的震动是那样的大，甚至使那些坚强的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也都失去了自制力。他们看不清历史的进程，不想了解，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这就使他们去玩弄秘密阴谋和革命，从而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都同样声誉扫地；这就是促成了沙佩尔和维利希失策的原因。”(86)
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时，曾就革命起义的策略问题做过一大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充分体现了革命导师对待革命的正确态度。恩格斯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至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87)
对于法国的革命家布朗基，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过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但对他不顾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怎样，盲目地发动革命起义，一次次遭到失败，却不吸取教训，又一次次轻率地举行起义的行为，则持坚决的否定和反对态度。布朗基曾认为社会发展的力量是“意识的作用”，而不是有规律的。他认为，“规律”一词只有对自然界来说才有意义。在人类社会中被称为“规律”的东西，是同理性和意志不相容的。所谓“规律”，就是“荒谬、虚伪或欺骗，有时三者兼而有之”(88)。所以布朗基不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去制订正确的行动纲领和策略，而是仅凭自己的意志盲目起义，其结果是不可能成功的。布朗基一生曾数次被捕，他活了76岁，有37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恩格斯指出：“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所以，布朗基往往“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89)。实践说明，这种不顾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而随意发动的革命起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二）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是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国际性，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不仅仅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也具有国际性质。所以，各国的无产阶级应加强联合，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共同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基本状况，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将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90)。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回答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的问题时，明确回答说：不能。他分析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91)。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强调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92)。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时期，世界殖民地还没有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激化的程度，因而单独在一个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便容易遭到国际资本的联合镇压，使革命归于失败。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总结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93)另外，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在欧洲比较集中，一国的事变和斗争会直接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有利于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加强联系、互相支持，如果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因此，马克思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要加强团结，“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9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重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观点，决不意味着是这种革命将在某一天或某一个时刻“同时发生”，它将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时期。比如在1年或几年的时间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后相继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一个互相促动和支持的革命高涨的局面。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曾经指出：“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95)。可见，革命导师在考察工人运动的发展时，已经注意到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现象，根据不同国家每一阶段的特点，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进程的种种设想。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英国是当时最有条件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到了70年代以后，他们认为德国的工人运动已处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是最有可能首先获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尽管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联系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很大，这样的革命绝不是孤立进行的。尽管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有先有后，但基本上同处于一个历史阶段。直到90年代，恩格斯仍坚持共产主义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观点。1892年，他指出：“如果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譬如说在1894年，德国会立即跟上，接着法德两国无产阶级联盟将迫使英国行动起来，一举粉碎三国阴谋以及法俄阴谋。那时，对俄国的革命战争就要开始——即使俄国连一点革命的反响都没有——管他呢！”(96)1894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又再次指出：“我们在很多年前所预见和预言的情景将会实现：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97)。
鉴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后，毕生致力于这一活动，除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外，又先后创建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以亲身实践写下了促使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行动、争取共同胜利的光辉篇章。
（三）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力量
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夺取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与农民结成联盟是必要的。首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必然会遭到所有反动阶级的镇压和反抗，所以，它面临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98)。面对反动势力的集结，无产阶级单靠本阶级的力量就难于获得革命的胜利。它也必须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群众，形成足以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其次，资产阶级掌握着全国的政权，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和交通枢纽，掌握着宣传舆论工具，所以，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比无产阶级占有明显的优势。资产阶级还在长期统治中积累了丰富的反对革命的统治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广泛地组织起宏大的革命力量，才能战胜实力强大的敌人。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力量尚弱，而农民是数量众多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他们占全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恩格斯1894年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99)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只有团结农民，教育农民，领导农民同反动统治阶级作斗争，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造成使革命阵营占绝对优势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从而夺取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牢固的工农联盟，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难以维持和巩固下去。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所处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可能创造出先进的生产关系。这决定了这个阶级革命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性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100)。所以，对于农民，无产阶级不去积极地联合他们，他们就可能会被资产阶级所联合，资产阶级会利用农民固有的小私有者的观念，煽动他们去反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狡猾的资产阶级离间了工农关系，欺骗了农民，孤立了无产阶级，致使工人阶级的起义斗争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对此，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101)。
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完全的可能性。首先，农民即是小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它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共同受着资本主义的剥削。马克思指出：“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102)因此，“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103)。其次，农民所以向往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还在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有天然的联系。从历史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破产的农民不断流入城市沦为雇佣工人，成为补充城市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并且，工人和农民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结成工农联盟，有利于工农联合起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恩格斯就此曾指出：“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104)。另外，农民虽然有摆脱压迫和剥削的革命要求，但由于它存在着散漫性、无组织性、缺乏远大目光等阶级的局限性。因此，它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获得翻身解放的，只有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并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要教育农民，使他们认为到这一点，这样，“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105)。
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其经验教训时，曾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在法国，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够上台，正是由于农民的不觉悟，对波拿巴存有迷信，视他为救世主。就此马克思指出：法国无产阶级如果能够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成为自己的同盟军，“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06)。在德国，1848年革命同样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农民运动相配合而失败了。马克思在总结德国革命的经验、展望革命的前景时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107)1875年5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对德国工人党接受和宣扬拉萨尔把工人阶级之外的农民和其他一切阶级都视为“反动的一帮”的错误论调，进行了严厉抨击，再次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
（四）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紧密联系相互支持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也蓬勃开展起来。无产阶级应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是什么关系也就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应考察、研究并着力阐明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正确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更好地进行提供战略和策略的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压迫的根源，指出私有制关系是造成民族压迫进而引起民族解放斗争的根本原因。消灭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功，必须消灭私有制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民族解放斗争的根本任务与无产阶级革命是一致的。所以，马克思认为，一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08)恩格斯曾讲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109)这句话也深刻地揭示了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之间的密切关系。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为了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奴役和压迫其他民族，就必然要强化它的国家机器，首要的是建立和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毫无疑问，统治阶级运用这支武装力量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奴役其他民族的同时，也会用它来对付本国人民，加强对本民族劳动人民的压迫。统治阶级的对外侵略和奴役行为，不仅使受其侵略和占领的民族遭受极大的苦难，也使本民族陷入痛苦的深渊。统治阶级会强迫劳动群众的子弟充军，去为其侵略战争卖命；也会增加赋税，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以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还会以狭隘民族主义的旗号，来麻痹人民的斗志，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挑拨本民族人民与被压迫民族人民的矛盾，以削弱本民族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反对反动的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所以，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认识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对自己的革命事业的有力援助，要抵制和反对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对外侵略和奴役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因此，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正因为这样，波兰和德国才有着一致的利益，也正因为这样，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才能够为解放两个民族而共同努力。……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11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首先要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它必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111)。忽视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民族范围内的斗争任务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不能把自己的斗争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界限内。“工人没有祖国”(112)。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里，工人阶级完全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这样的国家根本不属于工人所有。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是国际性的事业，各国无产阶级要加强彼此间的联合，团结统一，共同斗争，不能受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所束缚，否则，无产阶级就不可能争取彻底的解放。无产阶级在本国、本民族取得统治后，就要促使民族分隔和对立更快地消失，从而铲除造成民族剥削、民族压迫的根源。
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着东、南欧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及时总结其经验教训，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主张，呼吁无产阶级应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奴役政策彻底决裂。在《新莱茵报》上，恩格斯揭露了德国封建王朝在制造民族不和、建立黩武主义方面犯下的血腥罪行。他用大量历史事实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一切反动统治者及其外交家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无不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德国人在过去曾充当压迫其他民族的工具，因此，革命的德国应该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在自己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让一向受它压迫的人民获得自由”(113)，而不能继承反动统治阶级的衣钵，实行压迫其他民族和向外扩张的政策。恩格斯还指出：“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114)如果不改变奴役其他民族的旧政策，那么它自己刚刚获得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用来束缚别的民族的锁链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整个欧洲革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来看待。首先，他们十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对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说：“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115)在总结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相继失败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又指出：“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116)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非常看重民族解放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117)马克思曾经预言说：“看吧，在东方，由各民族的战士组成的革命军已经同以俄国军队为代表的、联合起来的旧欧洲相对峙，而巴黎已经出现了‘红色共和国’日益逼近的征兆！”(118)尽管这一预见未能成为现实，但它体现了马克思关于民族解放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促动力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解放斗争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将成为欧洲革命新高涨的序幕，并不可遏制地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重要著作中，恩格斯根据德国的革命实际，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他指出：“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动荡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119)
到19世纪的50—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又有新的发展。1851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马克思预言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20)。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削弱资本主义势力从而在欧洲引起革命。1857—1859年印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被马克思视为“我们最好的同盟军”(121)。他推论说，如果欧洲大陆重新爆发革命，英国就不能重新占据它在1848年和1849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地位。1863年1月，波兰又举行了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这一起义震撼了全欧洲，推动了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成为第一国际建立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在波兰“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122)。恩格斯也说：“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123)“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因为，“瓜分波兰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连接起来的锁链。只有波兰的恢复才能拆散这种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最大障碍”(124)。恩格斯还曾经专门写了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三篇文章，说明了各国工人阶级应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恩格斯指出：国际工人协会应“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125)19世纪60年代后期，爱尔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再次高涨。英国政府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来打击芬尼亚党人的民族解放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主张坚决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正义斗争。马克思指出：“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126)“我越来越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有所作为。”(127)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128)马克思不仅认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能够推动英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发展，而且认为它对国际工人运动也有促进意义。
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多次重申他们在40年代后期阐明过的观点。如1870年3月，马克思指出：“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129)。恩格斯在1874年5月又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130)这些话的实质含义，就是要求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并把它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得以爆发和取得胜利的有利的促进条件。
【注释】
(1)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4)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2页。
(5)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脚注。
(7)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78页。
(8)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
(1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280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9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9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14)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17)同上，第4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19)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2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08～409页。
(21)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11月—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9页。
(22)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24)同上，第285页。
(25)同上，第307页。
(26)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4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2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中—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30)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31)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11月—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9页。
(32)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1881年5月15日—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7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3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35)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年底—1850年3月和1850年10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
(3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37)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3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9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1～832页。
(39)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40)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42)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1页。
(43)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7页。
(4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6页。
(4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9～60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47)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7～52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49)同上，第286页。
(50)同上，第293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52)同上，第283页。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底—最迟5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55)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8页。
(56)恩格斯：《工联》（1818年5月20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84页。
(57)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58)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5页。
(59)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9页。
(60)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月—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8页。
(63)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1869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94页。
(64)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65)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6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9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9页。
(68)马克思：《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7页。
(69)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10月—187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70)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3页。
(71)恩格斯：《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1892年2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27页。
(72)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895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1页。
(73)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1852年2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49页。
(74)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75)《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1871年9月21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00页。
(76)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1872年3月13日和18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1页。
(77)《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7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83页。
(78)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972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
(79)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6页。
(80)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8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0～471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84)同上，第280、284页。
(85)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1868年9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5页。
(86)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1875年1月8日），《马克思恩各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25页。
(87)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6～567页。
(88)肖灼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若干人物》，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89)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244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91)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93)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马克思恩各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80页。
(94)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11—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9页。
(95)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96)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1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5页。
(97)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4年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45～246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99)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11月15日—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页。
(100)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678页。
(101)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10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
(103)同上，第456页。
(104)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1848年1月20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11页。
(105)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106)同上，第684页，注①。
(107)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8页。
(108)马克思：《关于波兰的演说》（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109)恩格斯：《关于波兰的演说》（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110)恩格斯：《关于波兰的演说》（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311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112)同上，第291页。
(113)恩格斯：《布拉格起义》（1848年6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5页。
(114)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1848年7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78页。
(115)马克思：《革命运动》（1848年12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75页。
(116)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1页。
(117)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91页。
(118)马克思：《“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184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03页。
(119)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4页。
(120)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5月31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12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
(122)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22页。
(123)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1页。
(124)恩格斯：《支持波兰》（1875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30页。
(125)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1月底—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1页。
(126)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98页。
(127)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9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588页。
(128)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2页。
(129)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74页。
(130)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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