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和平发展

战略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和平发展

张腾军

【摘　要】　战略文化是研究一国行为根据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一国的传统战略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并进而影响着一国大政方针的最终制定。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杰克·斯奈德首次提出战略文化概念，国内外学者掀起了一股研究战略文化的热潮，从最初的决定论到工具论再到干预变量论，战略文化在争论中不断向前发展。本文从战略文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出发，介绍了战略文化诞生30多年来学者的相关研究，并追溯到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和智慧结晶，思考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价值所在，由此来阐述和证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　战略文化　核心价值　和平发展

一、战略文化的理论框架

（一）战略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每个新的概念的提出，及其所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总是学者们基于所处时代和形势发展而不断探索、发现的结果。战略文化，这一战略研究的新视角，也同样如此。

1977年，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其同年出版的《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行为的含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战略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决策者对于核战略通过指令或模拟获得的观念、制约性情感反应和习惯行为模式的总和”⁽¹⁾。战略文化研究由此开端。

根据美国战略文化研究专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划分，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所谓“决定论”时期。在这一时期，学者困惑于为何美苏两国核战略有诸多差异，并从这一角度入手，认为美苏战略文化的不同是美苏两国不同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除斯奈德外，格雷（Colin Gray）、琼斯（David Jones）等人从历史经验、战争观念、地理位置等变量因素探讨了战略文化的形成。⁽²⁾

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所谓“工具论”时期。在这一时期，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国家内部的战略决策，认为战略文化无非是战略决策领域政治主导权拥有者手中的工具。克莱因（Bradley S.Klein）认为，美国对外所宣称的战略，实质上是政治精英们为了使他们实际施行的战略被接受和消除潜在政治挑战力量的工具。⁽³⁾

第三阶段为90年代以来的所谓“干预变量”时期，即认为战略文化既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干预变量”。在这一时期，战略文化研究侧重于“利益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战略选择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避免了第一代的“决定论”，其排除了把行为作为独立变量，并认为战略文化是可以变化的。二是注重理论的检验以及与不同理论的对比。主要代表有列格罗（Jeffrey Legro）、科尔（Elizabeth Kier）。⁽⁴⁾

（二）战略文化的含义和基本内容

战略文化，这一概念自产生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的历史，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一些问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承载了孜孜不倦以求“真相”的学者们的太多希望，不过，从当初目空一切的决定论到相对温和的干预变量论，体现了人们在关于战略文化的思考和争论中正逐渐回归理性。

在对战略文化的定义上，西方学者从微观层面来研究战略文化，把战略文化基本认定为价值观、行为模式或符号系统。例如除了斯奈德之外，格雷认为，战略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成员传授给新成员的一套态度、信仰和程序。⁽⁵⁾江忆恩则说，战略文化是指一个完整的符号（如论证结构、语言、类比、隐喻等）系统，它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用的概念，并且赋予这些概念以能使战略偏好现实和有效的光环，从而建立起普遍和持久的战略偏好。⁽⁶⁾在此，笔者更倾向于江忆恩的观点，所谓战略文化，最初就是指军事上的战略偏好，这种偏好直接影响到决策者的战略思维并反映到国家政策上来，战略文化的首要特点就是它的持久性、延续性。

据江忆恩的分析，战略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关于战略环境的规律性的基本假定，包括三个问题，即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偏离常规的）；对手的性质及其所施加的威胁（是零和的还是非零和的）；使用武力的功效（控制结果和消除威胁的能力，以及关于有效使用武力的环境）。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见图1）⁽⁷⁾，二是在可操作层次上的一组假定，主要明确哪些战略选择用来对付根据上述战略文化核心范式的3个问题的答案所定义的战略环境最为有效。

图1　战略文化核心范式图

江忆恩将战略文化分为现实型战略文化和理想型战略文化两种。他认为，现实型战略文化促使战略决策者采取高度进攻性战略来处理零和性冲突，理想型战略文化则使战略决策者通过协调、外交等手段来处理非零和性冲突。

（三）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的关系

战略文化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解释现实问题的最重要原因，即一国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相对稳定的战略文化能够影响其决策者的选择并最终作用于现实国家行为。这些战略文化进而导致决策者在决策问题上的不同认知的形成，从而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上，对于目标的优先次序、目标与手段间的关系问题产生出不同的判断，并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国家战略选择。⁽⁸⁾

当然，战略文化对于国家战略选择是否具有影响及发挥怎样的影响？这是研究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1.对战略环境的认知与判断

从国际关系上讲，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使得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世界政府来进行管理，而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其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是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出发的，最终哪种利益能够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的环境而定。在这一方面，“战略文化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为决策者对战略环境的认知与判断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图式。不同的战略文化提供不同的认知图式，从而使人们对战略环境形成不同的判断”⁽⁹⁾。

2.对战略目标的选择

江忆恩将战略文化分为现实型战略文化和理想型战略文化，不同类型的战略文化的差异，在战略目标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通过另一方面的类比来形象体现，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抛出了“十四点原则”，保持了对人性的乐观，主张通过建立国际机制能够实现世界和平，当然，最终换来的却只是“20年的休战”，两次大战的苦难经历后，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打破了理想主义的神话，将人们带回到赤裸裸的现实，将国家置身于弱肉强食的丛林之中，事实上，后来的许多国家采用了这一理论，并应用于外交实践中。

3.对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

诚然，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文化，对于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的作用也大不相同，现实型战略文化认可国际关系冲突的零和性，认为只有武力才是有效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这类战略文化使得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依此形成的军事战略具有外向性和进攻性。⁽¹⁰⁾理想型战略文化则恰恰相反，认为解决冲突有许多手段和途径，武力只是其中一种，而且是最坏的打算。

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以“文化实体”的姿态而存在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了同样意蕴久远、博大精深的战略文化，这种传统战略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闪耀着古人智慧的光芒，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核心价值，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一）天下观

任何一种对世界构想的体系，必先于地理空间开始。所谓“天下”，最初也是产生于其空间意义的，即“天底下的所有土地”，《尚书·禹贡》将天下细分为“九州”和“五服”，“九州”覆盖了华夏地域的所有部分，而以自京师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分为“五服”，在这些基本的地理概念之上，建构出了古人的“天下观”。

随着中华文化的不断发展，“天下”概念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和发展，更多地被思想家们用来阐述“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文化观、价值观。它体现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古人对自己文化所产生的高度自信。自封建国家建立特别是秦一统天下后，君王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无上的优越感使其有义务维护国内安定和保护属国安全，在这种“天下观”的影响下，繁衍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

1.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包括地理疆域、思想意识以及政治体制的统一，处于同一个“天下”的人们，深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战国虽然分裂，但诸子百家提出各种一统天下的理念。儒家的德治与王道、墨子的兼爱、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强权政治、严刑重罚……都认为，中国只有走向统一才能避免战争。⁽¹¹⁾秦灭六国后，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地域上空前的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君权神授论的发展，大一统成为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范式，自此代代流传下去。两千年来读书人“内圣外王”的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平天下”即天下一统始终是作为古人的最高理想存在的。这种天下观影响下的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笔可贵财富，始终把中国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对当今中国和平统一事业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2.重视防御

古人眼中之“天下”之所以只覆盖华夏地域，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三面深入亚洲大陆腹地，北部寒冷的西伯利亚，西北为高原沙漠戈壁，西南是高山峻岭，东面南面濒临沧海。这样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地理单元，相对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另一方面也给了中国人以较优越的安全感。钱穆先生也说，“因为数千年来常在一个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下，因此他的对外问题常没有像他对内问题那般的重要。”⁽¹²⁾

此外，这种高度依靠土地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安土重迁，求稳定而不愿扩张。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¹³⁾近代清朝甚至用闭关锁国的极端方式强行隔绝了同外部的交流，足见其影响之深。

3.道德主义的天下秩序观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色彩。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与理论充满了道德观点，其中尤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甚，主要表现为“德”、“仁”、“礼”、“和”。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从赞扬高尚的德行出发，推广到治国上，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劝导统治者只有以德治国才能得民心。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常常被儒家尊为“全德”，包括从个人修养到天下秩序的一种至高境界，“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要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还应该有一颗包容的心去爱众人。上升到国家、天下高度，儒家主张“仁政”，认为只要统治者实行仁政，就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礼”是儒家思想中另一重要范畴。在人与人交往方面，孔子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做到“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在构建封建等级秩序与治理国家方面，儒家的“礼”就是要建立一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等级秩序结构，并且认为统治者应运用道德与礼制来进行治理国家，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与国之间也要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受这种文化伦理导向的支配，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取向也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人提倡的“德治”“仁政”等政治思想影响甚至牵制了统治者的决策，并是古代多个繁荣盛世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今被人们称道，当然，这种强调用“道德”来判断战争或政策的利与害、是与非，是一种非功利性的价值选择。

（二）和合文化传统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乃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的是结合、融合、合作。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的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¹⁴⁾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合的民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资源。

首先主要体现在自然秩序上，“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提出了“太和”的观念，认为只要使阴阳处于“太和”关系中，万事万物就能保持各自的生命本质和存在状态。自然的本质是和谐，道的本质也是和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二十四章》），古人将道看成是世间最高的存在。

其次是其关于“以和为贵”的社会秩序思想。在人际关系上，孔子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现了中国文化中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和合文化倡导一种普世之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兼相爱”，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为大也”（《礼记·中庸》），强调要以开放、宽容的胸怀接纳他者，这与上述“和而不同”思想是一致的。体现在国家民族关系上就是“协和万邦”，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国不殊”，因此“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促进了中国的多民族融合，也是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重要因素，对现今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追求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灵魂可以归纳为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始终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从未间断。美国学者江忆恩根据古代的几部兵书及明朝几位大臣奏议的研究，认为中国具有强现实特征的战略文化，未免有失偏颇。我们需要知道，战略文化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只能根据各个时期的战略有多大程度符合其固有战略文化偏好以及该影响是否具有连续性来判断一个国家总体上的战略文化特征，而且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在中国的明朝以及近代的清朝其现实型确实要强于理想型的，这受到其各自所处环境以及决策者的战略思维的影响，并且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占据主流位置。

三、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战略的理性选择

在人类文明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血腥和战争。一个日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将会展示出什么样的形象，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全世界都在关注。对于中国来说，也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战略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不仅对近现代中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欣欣向荣的中国当代发展道路作了内在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和平发展道路，注定将是中国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的不二选择。

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可供选择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伴随着战争和武力征服的发展道路，西方大国的发展和崛起大都走的是这条路；第二条路是在西方大国扶持下发展和崛起的道路，战后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就是在美国的扶持下获得迅速发展的；第三条是和平发展道路，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¹⁵⁾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所有这些，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和调节作用。”⁽¹⁶⁾

从刚开始官方表述的“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口径统一，其实质意义并未发生改变，就是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现在争论的关键在于，从世界历史上看，每一个地区大国或世界大国的出现和强大，他们经历的路程如同一个人，总与战争形影不离。英国的殖民帝国史，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横扫欧洲，德国的统一及其向海内外的扩张，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岛国短时间内成长为一个地区强国，20世纪美国的崛起，也都是依靠武力实现的。由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也必将通过战争攫取霸权，“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¹⁷⁾，西方对中国的无知、误解与恐惧，使得“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大国兴衰终究是难有最终答案的难解之谜，这不仅在于问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而且也由于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历史发展的新趋向，不同国家兴衰的轨迹不可能简单重复。⁽¹⁸⁾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考量。

一方面，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中华民族向来都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亲仁善邻”“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6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国斌先生指出：“中华帝国的国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磐石，但是它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将促进国家统一作为典范的领土观。”正是这个大一统观念使得中国历代更加专注于一统天下（即中国）而不关心外部世界，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始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主流。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重视防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万里长城只是中原王朝为保卫农业文明而修筑的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而不是向外进攻、扩张的武器。”

这种战略文化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当然，中国的战略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嬗变。近代一些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选择用暴力革命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建国后出于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新生的中国仍处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挣扎之中。不可否认，“重力、尚武”是近现代中国战略文化的主要趋向，但传统战略文化价值观并未消亡，反而历久弥新，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战略文化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向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明确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完全是深厚的历史传统文化的时代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出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需要。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总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制约中国发展的困难依然存在。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实现现代化，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对外工作需要围绕4项任务展开：第一，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基本完整，即不遭受外来侵略，这是传统的安全目标，也是最基础性的目标。第二，为发展经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目前的核心目标。第三，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创造条件并推进统一大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领土主权完整问题，因为分裂即意味着一部分领土主权的丧失。第四，在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发挥作用。这几个目标是统一的，都是立足于“和平”二字。⁽¹⁹⁾

思考中国对外关系理念，应把握两个要点：一是讲实力、讲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二是讲合作、讲友好和礼尚往来。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对内是要增强维护主权安全的能力，对外则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这种行为特点，既是自身战略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对国际关系现状的积极回应。⁽²⁰⁾因此，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十分自然而理性的战略选择。

四、结　语

毛泽东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战争和战略的历史影响不仅在于胜负的结局，而且还在于思想文化的展开。

战略文化理论假定战略环境以及对其做出的反应都是历史建构和社会学习的结果。其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战略文化作为国家行为的一种思想性来源，有助于揭示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中观念与行为之间更为明确的关系。当然，战略文化研究的历史不过短短三十余年，其理论内涵和解释力有待完善，笔者也并不认可战略文化对一国行为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无论哪一国，其决策总要与其国情相适应，战略文化更多的是影响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认识问题的视角，不应该把它神圣化和绝对化。

最后，笔者想要谈一点现实问题，2007年初，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为封面标题，刊出专文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在享誉盛名的《大国的兴衰》出版20年后，其作者保罗·肯尼迪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中国仍在崛起，未来的中国将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综观历史，每一个崛起的大国其道路总不会一帆风顺，不平凡的2008，中国遭遇了太多自然的或人为的磨难，雪灾、“3.14”事件、大地震、“7.5”事件，2009，笼罩在金融海啸的阴影下，2010，依旧矛盾重重，灾难不断……转瞬十年已去，大国崛起之痛还在继续，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从长远来看，这么多的麻烦其实对中国来说具有正面的意义，中国如何理性和有效地处理已经发生的突发事件和预防潜在的危机，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笔者始终相信，多难兴邦、天佑中华，和平开放、民主和谐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简介】　张腾军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国际政治专业09级硕士生　浙江　杭州　3100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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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少军.中国的战略文化[J].当代亚太，2009，（1）

[6]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刘建飞.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2）

[8]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周丕启.略论战略文化[J].现代国际关系，2001，（10）

【注释】

(1)Jack L.Snyder，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M]. Santa Monica，Calif.：Rand Corporation，1977，p.9.

(2)相关文章见Gray，National Styles；Gray，Nuclear Strategy；and David R.Jones，Soviet Strategic Culture，in Carl G.Jacobsen，ed.，Strategic Power：USA/USSR[M]，London：St.Martin's Press，1990，p.35—49.

(3)Bradley S.Klein，The Textual Strategies of the Military：Or，Have You Read Any Good Defense Manual Lately？In James Der Derain and Michael J.Shapiro，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M]，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89，p.99—100.

(4)相关文章见Jeffrey W.Legro，Cooperation under Fire：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 ar II[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Elizabeth Kier，Imagining W ar：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 ar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5)Colin S.Gray，Geography and Grand Strategy[J]，in Comparative Strategy，Vol.10，No.4，1991，p.313.

(6)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6.

(7)Alastair Iain Johnston，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J]，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 4，1995，pp.46-47.

(8)张露，王迎晖.论当代中国大战略选择的和平性——种基于战略文化的考量[J].太平洋学报，2005，（6）：24.

(9)宫玉振.战略文化传统略论[J].济南大学学报，2001，（2）：23.

(10)周丕启.略论战略文化[J].现代国际关系，2001，（10）：60.

(11)萧平汉.大一统的文化意蕴[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1）：40.

(12)转引自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31—532.

(13)李际均.论战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20.

(14)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8.

(15)鲁世山，王道云.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解读[J].江淮论坛，2005，（3）：20.

(16)把目光投向中国.http://news.sina.com.cn/c/2003-12-11/09401314565s.shtml，2003-12-11.

(17)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 Company，2001，p.402.

(18)唐晋.大国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

(19)刘建飞.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2）：40.

(20)李少军.中国的战略文化[J].当代亚太，200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