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人的本质

一、人性与人的本质

认识人，首先要正确认识人性与人的本质问题。人性与人的本质是一对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它们都是“人的规定性”，^[78]都标志着人和物的区别。在物，其本质与其存在同一，在人，则是其存在先于其本质；物之根源在于自然力量和自然规律，人之根本在于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在于社会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不仅人性不同于物性，而且，人的本质在根本上也不同于物的本质。“‘人性’一词，有‘人’与‘性’构成。‘人’是张三、李四、约翰、彼得等等的总称：张三是能够独立存在的东西，因而是第一性实体；人则是第二性实体。反之，‘性’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东西，是依赖于附属于实体的东西，因而叫作属性。因此所谓人性，顾名思义，也就是人的属性，亦即人所具有的属性。‘人’在此是全称，是指一切人。所以，人性也就是一切人都具有的属性，是一切人共同地、普遍地具有的属性，亦即一切人的共同性、普遍性；而仅仅为一些人所具有的特殊性，则不是人性。”^[79]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具体表现，而人的本质则是人性的积淀和统摄。但人性是人作为人区别于物的直接规定性，它与人的存在直接一致，可以被感官直接感知；而人的本质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是内在的、深层的，只能通过思维加以把握。人的本质寓于人的直接存在和各种具体人性之中，而人的直接存在和各种具体人性又都是人的本质的具体表现。

人性问题是人类关于自身认识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传统哲学家们总是希望发现经久不变的人本性，曾提出了各种各样而又相互歧异的定义。在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中诸子百家之关于人性的思考是成体系，是丰富的，思想虽大相径庭但关于人性的生而固有的观念，却能达成共识。“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的探讨、展开及其演化，主要有儒家的人性说、道家的人性说和中国佛教哲学的佛性说。其中，以儒家的人性说为主导，形成了一种儒、道和佛互济互补的理论格局，从人性理论基础方面，规范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思想的发展。”^[80]在中国，人性问题上最大的争议是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即究竟人性是善良的或是邪恶的；人性的善与恶的理论探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课题，也是中国文化学说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人性问题上最大的争议是人性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即究竟人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弗洛姆的人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整合特色。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及其人格结构理论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嫁接在一起，得出他的“规范人本主义”的人性理论体系。强调人性的生物学基础，同时有强调人性的社会化维度，从而把人性问题放在了一个人类固有的生存矛盾基础之上，对人性作出动态的解释。人之所以处于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原因在于人的生物进化导致的两个根本性变革：一是人的大脑发育程度较其他生物高出很多，人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为人类的创造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二是人的本能行为不断减少，人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本能冲动。弗洛姆的人学思想有其合理性，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软化为一种新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在非实证的主观话语中运思。张一兵教授批评道：“在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中，那种先验设定的个人的本真状态（潜能获存在之‘谋划’）成了理论方法的支点，而从抽象的非历史性的个人出发，就必然导致哲学方法论逻辑中的主观主义倾向。在这种新的人本主义的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不再是对客观辩证法的逻辑呈现，而是成为一种个人主观思想的思辨操作。”^[81]

马克思对人性问题进行了合理解释。主要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三个方面揭示了人性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克服了以往哲学在人性、人的本质问题上的种种片面认识，揭示了现实的人的社会本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所讨论的不再是单个人的抽象的共性，而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条件下的类本质。“所谓人性并不是一个人量化的和封闭的概念，人性的这种品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人生存于天地之间，人的活动必然融入自然世界，人性直接蕴含着自然性。另一方面，人性又是随着人的智慧不断丰富起来的开放性的历史性概念，其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对话尤其是通过这种对话所实现的人性活动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活动对于人性的历史性生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2]为坚持人性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具体性、历史性，克服各种片面的、抽象的人性论观点，提供了可靠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