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哲学人类学思想，从广义说来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人道主义的哲学话语。从狭义上看，是指生发于康德的“人是什么”的总问题，且在新康德主义思潮中特别展开的、由卡西尔、兰德曼等明确提出的理论主张。兰德曼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发现在时间上与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兴起是一致的。问题的关键是究竟如何理解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它与启蒙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预设吗，它是成年马克思所抛弃的思想吗?它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如何?这一系列问题自《1844年手稿》于1932年发表以来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激烈讨论。
(一)《1844年手稿》热的原因及国内外的不同见解
国外对《1844年手稿》的研究早于国内，甚至在《1844年手稿》未发表之前，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已经预告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道主义思想主题。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1844年手稿》的重视缘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不满，针对当时的第二国际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而将其理解为一种科学的社会规律，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是哲学，所以要重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而第二国际因为丢掉了哲学维度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证缺乏理论支撑，因为马克思确实谈到了消灭哲学。所以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对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与第二国际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相反，第三国际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如列宁就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来源的论断，但是第三国际却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近代哲学框架中，从反映论上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它是一种人的实践、人的感性活动的本体论而言已超越了近代哲学。因此，在《1844年手稿》发表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此为文本依据强调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至于胡克写道:“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1]
在我们看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还要抓住《1844年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们是用此来解释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另一方面是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自己的理论相结合。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强调主体性、实践和哲学的作用，其主题与《1844年手稿》一致。在《1844年手稿》发表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1844年手稿》人道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理论学说。其中有马尔库塞和列斐伏尔的存在主义解释路向。他们认为人的异化存在于人的本质中，人的本质中的冲突使得物化和异化成为可能，但这种解释路向无疑忽视了外在的社会条件;还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如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他们用弗洛伊德心理学解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弗洛姆针对异化的世界提出“心理革命”理论，他认为主要问题是如何改变人的被扭曲的心理结构。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人的本质是爱欲，而爱欲的解放的关键是劳动的解放，从而为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提供了心理学基础;此外还有把《1844年手稿》解释为宗教的新托马斯主义以及对《1844年手稿》做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等。
但是二战后，出现了反人道主义的解释，典型的就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把《1844年手稿》归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从而属于马克思后来所抛弃的假唯物主义。
除了西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外，苏东学者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比如泰·伊·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他认为对马克思这部早期著作的研究可以给用心的读者提供宝贵的思想财富:“这笔思想财富就是从哲学上和经济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革命的、批判的人道主义所做的卓越论证。”[2]尼·伊·拉宾的《〈1844年手稿〉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和哲学论证》提出:“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对异化和否定的否定的新观点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对完整的世界观的天才概述和以后的理论研究的一个纲领。”[3]亚·沙夫在《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1844年手稿》的异化理论看作是“真正的马克思创作，是如此重要的理论创作，如果忽视了它，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4]等，基本都对《1844年手稿》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持肯定的看法。
国内关于《1844年手稿》的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息息相关，可以说这是一场发生在国内的启蒙思潮。人们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谈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谈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一种人道主义，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除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外，还存在一般的和超阶级普遍的人道主义，认识论的对象，不只是客观对象，而且是人，即使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也须纳入对人的认识中方才呈现其实践意义。因此，在先前确定为抽象的人性论的背后，还存在着值得深入挖掘的人性根源。而且，社会主义同样存在异化，这直接为人们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反思‘文革’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可能性。”[5]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手稿》在国内受到关注，相关著作和文章从未中断，以下仅列出部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最早对《1844年手稿》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翻译校对，以贺麟、何思敬和宗白华为首，他们为国内学者研究《1844年手稿》奠定了文本的基础。对文本内容的研究首数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他挖掘了《1844年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否认美是客观存在的传统观，肯定人的主体性。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强调主体性哲学。高清海以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改革开启了这一启蒙性的主体性哲学。80年代对《1844年手稿》的直接研究有这样一些成果:闫树森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与探讨》中肯定《1844年手稿》的理论价值，他认为:“《手稿》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起点，是实现人类思想史上伟大革命变革的开端，在《手稿》里马克思第一次从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批判和论证，系统地、完整地阐明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的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已经以萌芽、胚胎的形式在《手稿》里孕育、发展起来了。”[6]杨适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也做了类似的评价:“《手稿》是马克思形成自己世界观时期的一部关键性作品;它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起源地和秘密;是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是马克思对历史之谜和理论之谜作出科学解答的开端。”[7]
90年代后，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肖前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等从主体性实践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外直接提到《1844年手稿》的研究还有:吴晓明、王德峰在论文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中多次谈到《1844年手稿》中异化劳动的思想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基础;李鹏程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正是以《手稿》的这些理论创造为基础而形成的”[8];台湾学者宋国诚的《马克思的人文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探》挖掘了《1844年手稿》的人本主义思想，他认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异化概念、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性复归，以及马克思从黑格尔批判中发展而来的以总体性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等论题出发，并且把这些论题重新置入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解析，从中补充或修剪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像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寻求一种人性整全之可能，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主线。理解了这条主线，同时也就理解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当今马克思发展脉络中的意义和地位，同时也就理解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价值之所在”[9]等。
但也有相反的看法，比如熊子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中提出:“《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决定性时期的产物，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但是，他的这种研究毕竟是刚刚迈步，在这时他甚至对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劳动价值论还采取了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他的经济学理论还是很不成熟的。因此，对《手稿》特别是对其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作过高或过低的估计都是不恰当的。”[10]陈先达在《走向历史的深处》中认为《1844年手稿》的主题思想是扬弃私有财产，但是因其还属于哲学的论证方式从而也是不完善的，并且《1844年手稿》中好多术语后来都为马克思摒弃了。此外，南京大学的孙伯鍨和张一兵主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存在两条异质的线索。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中，孙伯鍨认为《1844年手稿》中的两条线索，一条是异化劳动理论，一条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这样在分析异化劳动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思辨的想象中。并且马克思在分析对象劳动时表明，人类的生产劳动不论是否异化，它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历史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被异化劳动理论的抽象所遮盖了。在《回到马克思》中，张一兵认为异化劳动理论还是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它没有离开抽象的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伦理价值判断。
(二)《1844年手稿》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发展理路
围绕《1844年手稿》所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如何看待哲学人类学思想。本书以《1844年手稿》的哲学人类学思想——这个看似平淡而陈旧的论题——为对象，目的是力图通过清理马克思早年在启蒙人本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时期的思想来确立马克思与上述思想不同的哲学人类学思想，表明早期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并不是如阿尔都塞所说的还处于费尔巴哈总问题中。不仅于此，《1844年手稿》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与唯物史观在思想上是有连续性的，不能正确地理解早期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也就不能正确地把握唯物史观。本书的基本理路如下:
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与启蒙人道主义的关系。当下完全撇开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与启蒙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看法已经不多见了，我国台湾学者黄瑞琪的《马学与现代性》、日本学者城塚登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英国学者伯尔基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等都力图从18世纪启蒙传统中挖掘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18世纪的启蒙理性生发于17世纪理性但又区别于17世纪理性。因此本章首先从思想史上追溯17世纪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传统，它们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多的是把理性运用于反对迷信和宗教，他们试图采用牛顿哲学为自然界寻找普遍规律那样为人类社会也寻找到普遍的规律。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包括了机械唯物主义、建立政治国家以及确立人的权利等几个方面，它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建立做了理论准备。但是启蒙思想家也意识到了启蒙理性带来的知识和信仰的对立问题，它无法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
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康德在哲学层面上进一步确立了启蒙的任务，然而也加剧了知识和信仰的对立。浪漫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启蒙理性所造成的意义的缺失。黑格尔以“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精神哲学综合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从而也调和了哲学和宗教即解决了理性和信仰的对立问题。但是黑格尔的解决方式还是局限于意识内部，从而并不能触及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这一点成了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想的生长点，即如何真正克服启蒙理性的局限性，把启蒙的价值贯彻到底。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表示了对启蒙运动中无神论立场的超越。
笔者认为浪漫主义是从启蒙内部生长出来的，是启蒙思想传到德国后在其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形成的理论传统。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前期就受此思潮的影响。尽管马克思很快发现浪漫主义的历史保守主义和唯灵论性质的问题并对此做了批判，但是早期浪漫主义对真实个体、对感性的强调、对启蒙的批判显然影响了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从人和自然的感性关系、感性意识出发探讨人的解放问题，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构成本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即分析《1844年手稿》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与浪漫主义的关系。
因此第二章首先讨论了德国特有的政治和宗教历史。在17、18世纪，德国的发展已显著落后于英法，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启蒙思想传播到德国的时候，因为对外界强大现实的无力而只能反转到人的内心。强调人的情感因素、个体因素是早期浪漫主义的特点。早期浪漫主义还是在积极的意义上表达着启蒙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晚期浪漫主义则表现为历史主义和唯灵论性质，后者是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批判的。以上是该章第一节的内容。第二节首先讨论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歌，借助于维塞尔对其诗歌的分期展开。不仅大学时期的马克思受到浪漫主义影响，此后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关于人的超越性维度、关于社会理论的非实体性维度以及劳动的理论都受到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正是受到浪漫主义对启蒙实证化批判的影响，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有浪漫主义的影子。当然，马克思对晚期浪漫主义的反动性是不满的，通过对历史法学派及对费希特哲学的批判扬弃了浪漫主义。
如果说前两章分别从启蒙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论述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因素的话，那么第三章则是通过激进政治批判而转换了语境，即从自由主义立场转变到激进民主主义立场。启蒙人道主义的抽象性以及浪漫主义关于应然和实然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还不能完成人类解放。因此在1843年马克思转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并提出了人类解放的思想。但是激进政治批判还只是为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脚点，对于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观点，而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出现了诸多的思潮，如真正的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马克思在1843年面对以上思潮并没有做出判断，他通过审视自己以往的观点和研究英法德的历史及相关政治著作，为1844年转向共产主义立场做准备。
所以第三章首先论述了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思想，包括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上述批判并不是在完全否定的意义上展开的。就对德国现实的批判来说，德国虽落后于英法，但是作为旧制度时刻警醒着英法旧势力的复辟。而对德国哲学的批判是以肯定德国以哲学的方式参与现代性建构为前提的，这样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进而言之，黑格尔哲学对现代国家的辩护自然就成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批判的对象。通过这三重批判，马克思从自由主义立场转到共产主义立场，并提出了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主体的新思想。其次，第二部分论述了政治批判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必须实现由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对国家层面的批判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换言之，市民社会事实上已经吞噬了政治国家，这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理论成果。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要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而此时恩格斯和赫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启发了马克思的再次转向，也就是说在1844年马克思才开始真正探寻人类解放的途径，也就是我们看到的《1844年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
通过前三章对启蒙人道主义、浪漫主义和激进政治批判的思想史的清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道路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发现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吞噬，也就是说解放的问题不能限于国家层面而要转向市民社会，而切入市民社会的途径就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初步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通过揭示斯密的工人创造一切与工人一无所有的二律背反，马克思还原了为物的逻辑所遮蔽的真实的人的感性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种真实的关系的中介就是劳动，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这是哲学路径的推进，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虽然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但是通过哲学方法得出了人的本质的规定，这是正向的路径。反向的路径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马克思发现不仅要消灭私有财产而且要消灭作为私有财产根源的异化劳动。在这个路径中，一些人就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点是从对异化劳动的否定中得出的，因而还是唯心的。笔者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表述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与自启蒙以来的人道主义价值追求、与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人的感性解放、与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这三部分的前史息息相关，也就是说《1844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并不是唯心主义的预设，也不是仅仅从异化劳动的反面提出来的，毋宁说它是有思想史的根据的，只是在《1844年手稿》中以异化劳动的反面形式——劳动、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术语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这样，第四章首先简要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其观点集中体现在《国富论》中，但是斯密的论点是前后矛盾的。马克思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视野中只有抽象的人，他要做的是把抽象的人恢复到感性的人的活动。因此，该章的第二节首先展开马克思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种社会财富形式的分析，马克思对此分析的理论成果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而如何对待私有财产则关系到马克思能否超越启蒙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此，该章第三节论述劳动与资本的统一到对立的发展历程，以马克思的“自我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1]结束本章，其人类解放的思想就贯穿于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中。
第五章探讨了《1844年手稿》中人的概念，这是本书的重点章节之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简单说来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相关，但绝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本章第一节论述黑格尔哲学与人的自由的关系。从思想史上看，黑格尔发展了自康德以来的活动原则;从时代背景来看，黑格尔哲学是对法国启蒙和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因此黑格尔哲学所表达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实体就是主体，现象同时就是本质，主体和客体在不同的层面上实现统一，卢卡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创造主体的哲学。而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由于未能真正把握活动原则从而或是停留于主客的二元对立中或是无法真正展开主体的活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可以说深得黑格尔哲学要领，人在马克思那里意味着自由自觉的活动，当然这种活动不是意识活动，而是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就其感性的基地而言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因此该章第二节探讨了费尔巴哈人本学与生存论的关系。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人一样，其研究工作也是从批判宗教开始，但是很快便表现出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原则。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还只是局限于黑格尔哲学内部，如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批判哲学，但是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根本性地转换了探讨问题的基础，他扭转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理念论传统而代之以感性对象性原理。这给当时对黑格尔哲学的抽象理性原则不满的马克思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的功绩，不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自然和直观持保留态度，虽然在1844年没有直接批判这种直观的理论，但是在几个月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样，1844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扬弃，形成了关于人的概念。他把人把握为对象性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马克思在这里展开了人的社会性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仅是消灭私有财产，更重要的是承认财产的积极本质，因为它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这就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然而有相反的观点根据异化、人的本质等术语把《1844年手稿》的观点当作唯心主义而与唯物史观对立，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致力于打通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笔者看来，《1844年手稿》确实还处于思想的转变时期，确实还在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然而就马克思在此发动的存在论革命来说可以形成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的存在主义的对话。
第六章的重点是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阐述人的历史生成过程。《1844年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这一节看上去与整个著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并不一致，从而有学者主张把这部分作为独立的第四个笔记本。但是我们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果是确证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从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结果是把人作为自我创造的主体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这一节是服从于哲学人类学思想这一主题的。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费尔巴哈并没有得出恰当的结论。鲍威尔的批判还停留于黑格尔哲学内部，费尔巴哈虽然离开了黑格尔的基地但是同时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和创造性原理。因而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他把辩证法的否定性和创造性与感性的、对象性的人结合起来，把人理解为自我创造的主体，因此就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
该章第一节从问题入手，回答“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这一节与《1844年手稿》的整个思想看上去具有异质性的问题。从形式和内容上论证了其与主题的一致性后，回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这个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诞生地”的著作中，这是第二节的内容。黑格尔在该著作的“序言”中概要地提示了他的哲学要解决的问题，即主体和客体、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问题。黑格尔的方法就是主体不断否定自我达成与客体的统一，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实体就是主体”这个命题集中表达了黑格尔哲学对近代以来二元对立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在此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同于1843年那样的完全否定的态度，他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以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的自我创造的历史过程，当然马克思用感性的人置换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经过这样一个艰难的理论综合，我们就能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中看到它与唯物史观的相通性了。因此该章第三节从辩证法的角度确定的人的历史性生成来看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并批判了阿尔都塞式的断裂说。
第七章讨论《1844年手稿》的伦理学和美学思想，这两点与哲学人类学思想紧密相关。其中关于伦理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马克思到底有没有伦理学的问题。笔者认为不能因为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的道德学说，所以就否认马克思有伦理学思想。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或者说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最早出现在中学作文中，到青年时期马克思强化了这一维度，并且贯穿于唯物史观中，离开这一维度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因此尽管马克思没有伦理学专著，但却探讨了最具体的伦理学问题。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更接近于黑格尔的国家伦理学，而远离康德的道德学说。晚近以来麦金泰尔、麦卡锡等学者更是把马克思的伦理学思想续接到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因此该章的伦理学部分首先就从对马克思有无伦理学的争论入手，引用了麦卡锡列举的9种正相反对的看法，说明这两种相对的观点其实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讲问题。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抽象的道德学说，而是体现在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是一种具体的伦理学。其次，从劳动和社会共同体两个方面正面讨论马克思的伦理学。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伪道德，认为个体的道德并不在于拥有更多的私有财产而是在劳动中，劳动是人的本质实现的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劳动做了很多讨论。这里劳动不是一个先验的设定，从思想史上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活动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在活动或者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亚里士多德讲的城邦、黑格尔讲的国家和马克思讲的社会。
该章第二部分探讨《1844年手稿》的美学内容。国内关于美学的讨论倒不在于马克思有没有美学，而是围绕美的规律、美的客观性等问题展开。在西方美学理论中，卢卡奇的美学理论从劳动的角度把从客观事物的美转变到主体的审美，虽说艺术救赎的道路走不通，但是其强调变革社会的主旨更符合《1844年手稿》的思想。笔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谈劳动创造美、谈美的规律、谈审美并不是要建立一门美的科学，而是要讨论人的解放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受席勒的影响，席勒在希腊审美中看到感性与理性、劳动与享受相结合的理性人格，因此席勒要通过审美活动来克服现代文明的分裂，马克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美的。因此美学的立脚点依然是哲学人类学思想，而不是美本身。当然马克思是要通过劳动来实现美，而不是席勒的游戏冲动。就像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来谈论道德只是一种抽象道德一样，离开具体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活动来谈论美也同样是抽象的，这是马克思超越席勒的地方。
通过前七章的讨论，确定了《1844年手稿》中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内涵，但是随即就面临着一个哲学人类学与唯物史观的分裂问题。在前几章中稍带地讨论了哲学人类学与唯物史观的连续性问题，在第八章则集中清理这一思想。因为不打通哲学人类学与唯物史观，不仅哲学人类学思想要沦为意识形态，唯物史观也就成了实证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这也是两个马克思的对立的根源。不过同时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在探讨《1844年手稿》中异化劳动思想、探讨劳动与人的历史生成的关系时，认为这些观点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但是还是要在连续性的前提下把《1844年手稿》与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后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区别开来，因为与之后从具体的历史分析相比较，《1844年手稿》还是偏向于哲学上的论证。
第八章的写作分为四节。前两节分别论述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和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反人道主义思想。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但并不是在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的意义上来谈人，而是在黑格尔的历史生成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因，卢卡奇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就是从工人这个现实的人出发的，工人的特殊性在于他是活生生的存在着却又不被当作人那样存在着，正是从这一现实出发，通过漫长的斗争过程工人才上升为无产阶级。相反，阿尔都塞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他认为马克思是在与当时德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分离后创立了唯物史观。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性，阿尔都塞用结构来解构。笔者认为阿尔都塞因为囿于总问题的解释方法，即把马克思归于费尔巴哈总问题，因此认为青年马克思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神话。因此在第三节中就这一问题再次论述在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背景下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及黑格尔的复杂关系。事实上，马克思通过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超越了启蒙人道主义，也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与后来的唯物史观具有内在连续性，马克思早在《1844年手稿》中就将其表述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2]。
【注释】
[1]《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
[2]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3]尼·伊·拉宾:《〈1844年手稿〉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和哲学论证》，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4]亚·沙夫:《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1—171页。
[5]邹诗鹏:《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6]闫树森:《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与探讨》，求实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
[7]杨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
[8]李鹏程:《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
[9]宋国诚:《马克思的人文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探》，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50页。
[10]熊子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9页。
[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1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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