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粗糙的实践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同一个框架的颠倒外，对马克思的理解还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解读方式。这种理解包括前文所说的把马克思思想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加上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绝对的历史主义等。它们都带有黑格尔历史观的特点，前者应用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后者则是与黑格尔同一个理论总问题中的颠倒，要求从思辨回到具体，回到现实历史。因此，这种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用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框架来解读马克思。
阿尔都塞举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资本论》和《1857年导言》中的内容为例，说明对马克思进行历史主义误读的可能性。正是因为马克思缺乏对理论对象的明确说明，甚至借用原来的概念或者是马克思早期的概念或者是黑格尔的概念（概念的涵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是任何理论产生过程中的概念间隔效果——马克思的理论生产不可避免地因为这种间隔而造成后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下文将主要分析历史主义误读的理论原型和葛兰西的绝对的历史主义。
首先，这种历史主义误读的理论原型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其一，正像黑格尔历时代的连续发展一样，这种历史主义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对象是连续发展的历史的结果，是现成的存在对象，因此历史就是对历史的回溯；其二，这种对历史的回溯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因而只能诉诸于黑格尔的意识的自我批判，在意识的自我批判中达到科学，这种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的同时代性一样可以进行本质切割，可以从现象中直接看到本质，“在这种现实存在中，科学抽象以经验现实状态存在，科学和科学的概念则以经验的可以看得见的形式作为直接的真理存在于这种现实存在之中”[57]。因此，正像黑格尔的历时性以同时性为基础一样，这种历史主义的解读认为：“现实存在同过去相比在认识论上居于合法的优先地位。”[58]总之，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型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与逻辑同一的演绎。
除了这种历史主义的理论原型外，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绝对的历史主义是必须要提到的。葛兰西是一个受黑格尔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59]与黑格尔相同，葛兰西也强调历史性，主张“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割开来，也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割开来。人们要是没有意识到世界观的历史性，这种世界观所代表的发展阶段以及它同其他世界观或其他世界观的要素相矛盾的事实，就不能具有批判的和融贯的世界观，就不能成为最直接和最实质性意义上的哲学家。”[60]但是不同的是：黑格尔把历史性置于绝对精神之下，强调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自我运动，构造了一个“以头站地”的哲学；“实践哲学通过其创始人（指马克思——笔者注）复活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一切经验，以便重建辩证统一的综合，‘以脚站地的人’。”[61]；葛兰西则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回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主张在历史的现实中发挥理论的批判力量达到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群众、哲学与政治的辨证的统一，从而构造出全新的世界观，这就是绝对的历史主义。
从实践哲学的理论性质来说，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是历史的“创造性”的哲学。它与形而上学和机械论不同，与唯心主义和唯我论不同。庸俗唯物主义或机械论主张确实存在一个一般的、绝对不变的和客观的外部世界。而人只是感受性地或被动地对外部感性材料加以整理。一方面庸俗唯物主义忽视了人的感性的主体方面，另一方面，庸俗唯物主义把一切归结为物质，这带有旧形而上学的痕迹，即把一切都归结到终极原因或实体。德国古典哲学引入了思维的创造性，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性，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之中。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超越了以往的学说，是自主的和独创的哲学；它不是时空之外的抽象公式，而是历史的真理。“为了避免唯我论，同时又避免包含在认为思维是一种感受的和整理的活动的机械论概念，就必须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同时又把‘意志’（归根到底它等同于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62]强调实践哲学的历史性的同时，葛兰西也强调了实践哲学的社会性，而不是个人性。一方面，不存在独立的、自在自为的现实，一切现实都处于人们的历史关系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历史的客体。因此人的现实的感受方式是以历史文化成果为前提，并且依存于他人的。所以葛兰西主张思想的散播，以验证思想的历史合理性，进而以“一种积极的行为准则”的方式引导人们形成融贯的世界观和新的历史集团。
葛兰西反对布哈林的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主张以历史的辩证法颠覆对于因果律、一致性的机械的形式逻辑的寻求。实践哲学——作为完整的独创的哲学——是通过辩证法来实现对旧哲学的超越的。葛兰西的历史的辩证法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它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为对象。因此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就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内容的辩证发展。就实践哲学的内在结构来说，主要涉及历史、人和关系三个维度，于是历史的辩证法蕴含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与群众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阿尔都塞在积极肯定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基础上，指出葛兰西的绝对的历史主义的隐蔽的逻辑和理论总问题。葛兰西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旧的意识形态的断裂，“同时，他也倾向于按照‘有组织的’（即历史上居统治地位和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同现实历史的关系的模式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科学同现实历史的关系并且最终按照能够说明‘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同它的时代的关系的直接表现关系的模式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现实历史的关系。”[6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成了现实历史的直接表现，这样认识对象就等于现实对象，这就是葛兰西的隐蔽逻辑，也是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总问题，“在我看来，葛兰西的成问题的历史主义原则就在于此。同时，他也是在这里本能地找到了一切历史主义不可缺少的用语和理论总问题”[64]。
葛兰西强调了历史实践的作用，但是忽视了理论的积极概念的建设，由此把各领域各层次之间的差别忽略了，导致了对马克思整体的黑格尔化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设想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就会产生出一种必然的连锁反应，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降低为黑格尔的整体的变种。这种设想虽然也注意到作出某些具有不同程度说服力的区分，但最终仍不免要模糊、抹掉或取消各个层次之间的现实的差别。”[65]这种差别的抹煞具体就表现在科学和哲学向历史的跌落：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混同于意识形态，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其次，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就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就是历史方法论，他把哲学与科学混在一起，因此在科学性质不明的情况下，哲学与现实历史相联系，也向意识形态跌落。“一切科学，一切哲学就其现实基础来说都是现实历史，因此，现实历史本身也可以说是哲学和科学。”[66]这样，哲学和科学的本质都可以在现实历史中找到，现实历史是理论的现象，理论从现实历史中找到其本质，在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混同中，理论封闭在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在这里，科学向历史的跌落不过是表示一种理论的跌落即历史理论向现实历史的跌落，其结果就是把历史科学的（理论）对象归结为现实历史，从而把认识的对象同现实的对象混同起来。这种跌落也无非是向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跌落，在这里，哲学和现实历史则扮演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角色。”[67]这种意识形态就在于没有看到概念之间的层次差别，或者说在于概念的位移中。葛兰西把历史科学等同于上层建筑，等同于人的关系，这样历史科学就混同于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从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科学和经济基础一起构成了同一个历史。在概念的位移中，历史就只有一个，社会历史的各个层次也化为一个层次，这就是单一的历史和历史的逻辑。这样就可以对历史进行本质的切割，马克思整体的复杂结构不复存在，马克思成为改妆了的黑格尔。
对此，阿尔都塞提出，科学不属于上层建筑，不是与经济结构直接同一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意识形态断裂基础上的新地基上的理论，以避免“结构和上层建筑统一在一起的‘历史联盟’的共同命运”[68]。为了正确认识到科学的性质，必须建立理论实践的概念。这首先就表现为反对历史主义的基本逻辑：把一切实践都还原为一般的实践或者说历史实践，在历史实践中构成社会历史的唯一的结构或者说同一个历史，这样历史主义就会陷入意识形态之中。
总之，历史主义的解读在概念的还原和位移中把认识对象等同于现实对象，导致了同一个历史、同一个结构的抹煞差别的意识形态解读，这种历史主义解读就此来说仍然陷于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框架中，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真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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