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辩理性在自然概念领域行使立法权，保证了知识所以可能这一问题；实践理性在自由领域行使立法权，确保了道德的可能性问题。然而思辩理性的立法权只能在自然概念领域施行，也就是说只能在经验现象界实施，而实践理性行使立法权的领域根本与感性的现象界无关。这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因而康德说:“我们全部认识能力有两个领地，即自然概念的领地和自由概念的领地；因为认识能力是通过这两者而先天地立法的。现在，哲学也据此而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但哲学的领地建立于其上的这个基地却永远只是一切可能经验对象的总和，只要这些对象不被看作别的，只被看作单纯的现象；因为否则知性对于这些对象的立法是不可思议的。”(61)这里面有两个概念需要解释一下，一个是领地，另外一个是基地，根据这句话的内容判断，领地是哲学的领地，也就是概念可以在其上立法的地方，例如自然概念的领地应该是现象界，自由概念的领地是物自体界，而基地是知识可以达到的地方，物自体就不在其中了，这也就意味着领地比基地的范围要广泛一些。现在的问题是:“理性和知性对于同一个经验的基地拥有两种各不相同的立法，而不允许一方损害另一方，因为自然概念对于通过自由概念的立法没有影响，正如自由概念也不干涉自然的立法一样。这两种立法及属于它们的那些能力在同一个主体中的共存至少可以无矛盾地被思维，这种可能性是《纯粹理性批判》通过揭示反对理由中的辩证幻象而摧毁这些反对理由时所证明的。”(62)这就说明了对于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立法来说，两者是可以相容的，思辩理性超越级别去追求实践理性的立法就会产生先验幻象。
然而，虽然在立法上可以相容，但是在经验现象界使用时还是会出现矛盾和摩擦，“这两个领地虽然并不在它们的立法中，却毕竟在感官世界里它们的效果中不停地牵制着，不能构成为一体。这是因为:自然概念虽然在直观中设想它的对象，但不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而只是作为现象，反之，自由概念在其客体中虽然设想出一个自在之物本身，但却不是在直观中设想的，因而双方没有一方能够获得有关自己的客体（甚至有关思维着的主体）作为自在之物的理论知识，那个自在之物将会是超感官的东西，我们虽然必须用关于这个超感官东西的理念来解释那一切经验对象的可能性，但却永远不能把这个理念本身提升和扩展为一种知识。”(63)思辩理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自由立法，在立法上这两个没有任何矛盾，但将这两者在现象界应用时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自然概念在经验现象界有自己相应的对象，但它不是自在之物，自由概念虽然是作为自在之物被思维的，但在经验现象界又没有相应的对象，不能在感性中被直观到，因而这两者就存在着一条鸿沟，从自然概念领域到自由概念领域好像是不可能的，康德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间出现了分裂。
但是，康德并没有无视这种分裂的存在，他接着论述道:“现在，虽然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了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因而借助理性的理论运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过渡，好像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一样，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任何影响:那么毕竟，后者应当对前者有某种影响，也就是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因而自然界也必须能够这样被设想，即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会与依照自由规律可在它里面实现的那些目的的可能性相协调。——所以终归必须有自然界以之为基础的那个超感官之物与自由概念在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相统一的某种根据，关于这根据的概念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也没有在实践上达到对这根据的认识，因而不拥有特别的领地，但却仍然使按照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另一方原则的思维方式过渡成为可能。”(64)感性的自然概念领地不能对超感性的自由概念领地产生任何影响，也就是说，思辩理性的认识功能并不能影响实践理性的道德功能，但是实践理性所提出来的意志自由和意志自律的原则却应该在现实的感性的自然界得以实现，这样自然界无穷的形式是符合自由意志的规律的，也就是说，这些自然界的经验形式虽然没有自己立法的领地，但是在主体主观的思维方式上可以行使这样一条思维原则，即通过形式的合目的性来沟通自然与自由的鸿沟。
这样，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固然拥有各自不同的领地，现象界和物自体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它们注定要在感性的经验现象界相遇。康德认为，在相遇中它们就应该有一定的关系，而不能相互抵触和冲突，所以康德努力寻求这样一个过渡的中介环节。前面已经分析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为了寻求感性与知性之间的过渡环节，找到了时间这一先验的图型，用来沟通感性与知性之间的鸿沟，时间先验图型一方面与感性的自然界相互连接，另一方面又是先验的感性纯形式，因而能够充当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中介。在这里，康德的哲学体系出现了分裂，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是探讨经验界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探讨的是超感性的道德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感性与超感性（超验）的鸿沟如何填平，康德使用了反思判断力这一主体的先验能力，从而将自然界与自由界相互连通起来。关于这两者的沟通与融合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给予详细的论证。
这里，我们还要谈谈康德的这个过渡和中介问题，其实，康德论证的虽然很烦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康德的这个鸿沟其实早在古希腊哲学中都已经存在，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就已经提出了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分离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困扰着西方古典哲学家很长时间的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后来演变为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否认理性的独立存在，认为理性是从感性发展来的，而法德的理性主义者高扬理性的权威，认为知识的获取完全是理性的产物，是天赋的观念，从而否定感性，将一切归结到理性身上。康德正是在经验论与理性论的论争中，提出了对理性自身的批判问题，将知识划定界限，从而给理性也划分为思辩理性与实践理性，从思辩理性出发建构理论哲学，从实践理性出发建构实践哲学，但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是康德的实践和自由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与认识无关的，因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导言的第一节“哲学的划分”中区分了“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与“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的不同，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是技术性的实践，是属于理论哲学范围的，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是道德的实践，是属于实践哲学的，这一区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将在第五章分析实践美学与超越美学论争时来详细探讨康德的实践观点。
在康德这里，古典哲学中的感性与理性的二分法扩展为感性、知性与理性的三分法。于是传统哲学的感性与理性的鸿沟转变为感性与知性、感性与知性同理性之间的两条鸿沟，感性与知性之间的鸿沟有图型来连接，而感性与知性同理性之间的鸿沟则成为康德哲学体系性的鸿沟，康德使用了反思判断力来连接，而对于沟通康德哲学体系的反思判断力，其先验原理的找到是很重要的，没有这种自然合目的性的先天原理就不能将美学纳入到批判哲学体系之中，美学存在的合法性就不能够得到证实。而反思判断力的先验原理又是与目的论问题相互关联，因而在下一章我们将着重讨论康德美学中的自然观念，来深入解析康德美学的先验特质。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4页。
(2)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原序”。
(3)文德尔班:《西方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0页。
(4)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5)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6)笛卡尔:《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8版，第20页。
(7)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第116—117页。
(8)同上，第117页。
(9)同上，第122页。
(10)约翰·科廷汉:《理性主义者》，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11)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1页。
(1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
(13)张政文:《康德启蒙自然观的文化批判》，《世界哲学》2006年第2期。
(1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0—51页。
(15)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
(16)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
(1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8)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0页。
(19)同上，第57页。
(20)同上，第57—58页。
(21)同上，第93页。
(22)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2页。
(24)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25)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6)同上，第2页。
(27)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63页。
(28)美国学者阿利森的《康德的自由理论》和我国学者宋继杰的《康德的自由概念》（载《场与有:中西哲学比较与融通》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康德的自由观念研究的比较深入，在这两部专著中两位学者对康德的自由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但他们只是局限于在第一和第二批判中来研究康德的自由理论，而没有能够对其整体的考察。我国学者邓晓芒在其论文《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对康德的自由概念进行了整体的分析，认为康德的自由观可以分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三个层次，这是很有见地的，本文就是在邓先生的基础上进行探讨，由于分析的是哲学中的自由观，我在这里主要阐释先验的自由和实践的自由，对于自由感，我将在后面的康德美学中的自由观念中进行系统的分析。
(29)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导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0)参见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126、第310页。
(31)斯宾诺莎:《伦理学》，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9页。
(32)莱布尼茨:《人类理解新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04页。
(33)洛克:《人类理解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66页。
(3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6页。
(35)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36)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
(37)俞吾金:《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和形成过程》，《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38)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信中所说第四个二律背反，按照《纯粹理性批判》排列应该是“第三个二律背反”。
(3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40)同上，第375—376页。
(41)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
(4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43)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4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29页。
(4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33页。
(4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34页。
(4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34页。
(4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49)同上，第2页注释。
(50)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38页。
(5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39页。
(52)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79页。
(5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4页。
(5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5页。
(55)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56)同上，第32页。
(5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39页。
(5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39页。
(59)同上，第140页。
(60)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39页。
(61)康德:《判断力批判》，第8页。
(62)康德:《判断力批判》，第9页。
(63)康德:《判断力批判》，第9页。
(64)同上，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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