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选择的现代性

我们知道，芬伯格试图把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特别是角色网络理论结合起来，以技术分析入手来思考当代社会的现代性问题。

在《追问技术》（1999）、《选择现代性——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转向》（Alternative Modernity：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等著述中，芬伯格通过社会建构主义关注科学技术问题，从而提出了“技术转向”的著名命题，也开辟了将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结合起来研究技术问题的先河。在这些著述中，芬伯格重新解释了几个有特色的理论家，包括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利塔奥和几个与技术批判主题相关联的主要思想家。这些著述的主题是将科技理性与文化整合起来，从建构主义者的前提出发探讨重建我们的技术世界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本身是技术与文化两个维度的偶然组合，这种组合是可变的。在可选择的现代化中，美学、伦理和文化都在科学和技术中发挥一定作用。

根据芬伯格著述、论文以及其他学者对他的评介，我们可以把芬伯格的“技术转向”思想概述如下：

第一，为了支持反决定论的立场，芬伯格倚重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第一次在哲学对现代性的研究和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研究中架起一道桥梁。社会建构主义以其经验研究证实了，技术发展不是被普遍的理性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各种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建构主义反对决定论的重要依据。

第二，尽管芬伯格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芬伯格认为“批判理论”必须被修正，必须超越“支持技术”与“反对技术”的僵化态度。但同时应保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采纳日本学者的新的文化多元论（multiculturalism），以避免实证主义者的普世主义（positivist universalism）和种族相对主义（ethnical relativism）。

第三，哲学和政治传统需要在技术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参照下被重新研究。对技术的关注意味着回到批判的讨论中，但不是忽视现代社会中其他重要维度如社会批判理论、综合的文化解释学、技术社会学和伦理学研究等，这些重要维度在近年来开始受到了关注。

第四，把技术和自由整合起来是可能的，但这种整合不是在现行的技术文化的框架内。传统的技术文化支持一种技术秩序的严格等级观念。不断增加的技术变化的民主化将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公共参与技术政治通常受到指责，如担心导致非理性行为等，对于公共参与技术决策，有人说会使问题复杂化，有人干脆说公众参与可能阻碍技术进步。按照这种技术—文化观，重大的技术决策是由少数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所决定的，这个决定过程没有大多数公众的参与。

第五，技术设计是许多参与者共同协商的成果。如果认为技术设计是个别天才的神来之笔或纯粹的实验室制造，那才是非理性的奢望。技术的设计过程也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他们通过下面的方式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如提供或撤消资源、按自己的意愿规定技术的目的、使现有的技术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为现存的技术手段安置新的方向，等等。技术是这些社会角色的社会表达。这种观点来自于建构主义者的技术社会学。现代技术既不是人类的奴隶，也不是不可变异的铁笼，而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框架，其中充满了问题，因而是可变的。

第六，技术变革的民主化（demotratization of technical change）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或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既然技术的民主化要求这些非技术角色参与，在原则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社会角色的参与将阻碍技术变革，民主化就意味着增加这些社会角色的数量和种类，民主的技术政治的本质在于改进“被征服者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和来自计划者和执行者的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之间的沟通。所谓可选择的现代性，就是指一种不断拓宽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技术决策过程中应包括尽可能多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不仅包括专家和政府官员，而且还包括参与技术网络的所有人：工人、使用者、技术进步某种单面效应的受害者或受益者。

第七，可选择的现代性认为，既然技术发展不是因其理性而是因其社会，那么技术应该像其他社会行为那样被民主化。现代技术在早期曾使日本和俄国发生了社会变革，在更早的时期曾使西方国家发生了社会变革，因而也会使中国发生社会变革，但时代不同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将继续发展，但中国必须创新一个并不倚重于自动化的新型发展道路。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寻找一个最适于中国的发展模式。

总之，技术变革的民主化表达了技术内在本质的可能性。建构一个新的或更民主的过程将技术设计过程同审美的、伦理的标准和民族的统一性结合在一起绝对不是不可能的。现代性的技术不仅具有对技术界内部开放的可能性，而且还具有对技术所影响的其他世界开放的深层可能性。技术变革不仅可能促进或阻止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而且也同样作用于其他形式的民族文化。

对于芬伯格的思想，正如伯雷所说：“芬伯格（1992，1995）最新的技术哲学研究也可以归结为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在他1992年的著述中，他利用社会建构主义的原理更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信念，认为技术应服从于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他承认现代技术包含强化等级和控制的政治因素，而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表明，民主化的技术是可能的，如果有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技术的选择且技术的发展是在民主控制之下，那么我们很可能选择民主性的技术。芬伯格认为追求对技术的民主控制是人类的本性，非民主的技术也与技术的理性观念相悖。像温纳一样，芬伯格通过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价值目标来超越方法论的对称性。由于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打破了对称原则，技术哲学可以将价值和政治分析作为研究的起点。”^〔450〕

当然，芬伯格的这种“技术转向”能否真正解决现代性中的民主问题，任重道远。正如克罗斯（Kroes）等人所说：“芬伯格采纳了马尔库塞的信念，技术系统及其工具，这具有有利于社会精英群体的偏向，这是所谓的理性结构所不可避免的。……市场或技术等形式理性并没有排除价值负载。相反，在一定条件下，从形式理性看来，技术的设计系统需要特殊的社会政治偏向。”^〔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