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的洞见与艺术哲学的构想

第四节　自然哲学的洞见与艺术哲学的构想

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所追求创立的绝对美学，如果可以理解为一种审美的绝对主义，那么它的启动和在理论上的切入，从一开始即可能联结着一种理论的悖论或矛盾的风险。也就是说，近代意识期待着借助于感性地感知的经验去扩展理性，但感性东西由于不可分割地关联着时空直接性，必然遭到形而上学的拒绝而被扬弃，如在席勒的审美纲要那里曾经发生的一样。^[24]

谢林的PdK是其自然哲学的一种完成和展开，所以能够避免这类矛盾。对这种艺术哲学来说，美学的本质问题并不在于将理性扩展到感性东西（das Sinnliche）那里。因为在“理性扩展”的这种观点里已经暗含地承认了感性东西和超感性东西（dassinnliche）的对立、把这种对立设定为前提条件，且按照手段与目的那种联结方式来设定。这个隐在背景中的命题是谢林尤其反对的。他认为在建立一种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时，问题唯一在于重建各种不同理性能力的原初统一。这统一自近代以来由于知性的片面统治而分裂，因为知性反思地生活在与原理的割裂中。康德试图借助于一种“感性的理性东西”（Sinnlich‐Vernünftiges）解决先验的认识问题，但他并不打算同时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原理，所以他无法揭示所有这些理性能力在其固有的认识界限当中彼此如何衔接。现在，在完成其自然哲学和对费希特的绝对唯理念主义批判之后，在同一性哲学的立脚点上，谢林能够先验地推演理智在自然的体系和精神的体系中的平行存在，能够把感性的认识阐发为包含在绝对理性之内的，阐发为绝对理性的一种环节，并承认它的直接性的权利。这里还要强调说明的是，谢林的这种努力是按照有机体模式展开的，经过了“存在论—自然哲学式”的加工。

所以，哲学在坚持“无限者”的严格法则的同时，也“以同样的爱意”包容“即令是特殊东西，最个别的东西”，以便恰恰在它们那里“表述整体”（SW．VII，S．142），最终以无限的方式把一般和特殊构成为一体的。这种精神在理性那里看到了“感性、知性和想象力”的一种有机的统一，而且是“无条件的，以无限方式的”统一（Ibid．，S．147）。在这种关系中知性被看作神性的，就它在知识活动中是做规定者而言。不过知性作为“不具备［……］大全性的空洞统一”，由于对区别性和繁多的设定活动重新扬弃了诸事物的神性，必须把自己扬弃在理性中；而感性就此而言是神性的：它无意识地直观着“一种现场化着的无限性”（Ibid．，S．146）。对大全性的这种直接的直观是一种尚未被引回到自身那里的认识，还要在统一中去挖掘去论证的认识。想象力已经在自身中统一着知性和感性，并且它“只是那种意识到自己的无限性的感性，后者那种同时在直观的知性”（Ibid．，S．146—147）。说到底，唯有理性才能扬弃想象力的特殊的认识方式，甚至扬弃所有能力的区别性，因为在它那里，

统一与无限、［知性的］清晰性、［感性的］充溢本身融为一体（SW．VII，S．147）。

理性诸能力的这种联结和统一作为对康德美学的经验努力的一种继续，现在在谢林这里得到了存在论—自然哲学的处理。如果哲学中所有的调和只不过是诸理念的自我调和，因为存在的只是一个无限的存在，它贯穿在自然、精神及精神的自我理解活动中，那么首先是这种自我调和活动，接下来必须展开所有的调和，作为派生出来的调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原理的有机环节。在一种原初创造活动的立场上自然哲学——它现在并非仅仅服务于科学地作为体系的基础——与经验并不对立，相反，它在自身中原初整合着这种认识，它直接表述自然中的肯定性东西，即所有的认识活动在其起源那里都是随着一种神圣生命规定下来的，是适宜于这种生命，本身与原理的这种神性生命复为一体的。所有理性能力的统一属于整体存在的“大全—统一”，正如它们全体作为统一的肯定活动中的被肯定的东西，仅仅存在于统一之内。因为存在的只是“一个理性，而它具有我们”（SW．VII，S．149），它作为原知识活动是种无条件的知识活动。

这整个关于重新赢得现实性的思想，关于“所有的科学和教化的所有部分的一种新生”的思想（Ibid．，S．141），在同一性哲学阶段的谢林那里，继续通过自然哲学而内在化。诉诸古典的自然观——它们是希腊的美好自然直观，是布鲁诺泛神论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善，也是谢林自己时代的经历启蒙洗礼的经典自然观——谢林把思考建基在一个物活论和浪漫派导向的自然概念上，并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把这概念阐发为理性的活生生的基础。他在这个具有生存直接性，在自身中无限联结着感性和理性的自然那里，寻找那种直接的现实性，作为对现代意识“精神病症”的诊断（SW．II，S．13）和救治：这种直接现实就是对活生生的自然的客观直观。这个自然能够为我们照明诸事物的存在于其自身内的统一。自然哲学作为“哲学一般”的基础（SW．V，S．324），可以给出达到这种基本直观的内在的冲击，这种直观固有的整体性视角重新给予理性以一种可能，“在自然中看到神，而在神中看到自然”（SW．IV，S．329），如同思想史从前有个时候曾经发生的那样。

谢林在审美地重获现实性的这整个过程中不断地回溯自然哲学的诸理念，这个事实对我们特别重要。为了从我们题目的角度更进一步地解释这种关系，笔者选取几个自然哲学基本直观，在这里考察^[25]，它们都是这一哲学的基本定理，首先是他的艺术哲学与其自然哲学发生关联的那些联结点。这就是：1．对作为主体的自然的考察；2．对在其自我构型活动中的自然的考察；3．在有机体那里对自然的考察。^[26]

1．对“作为主体的自然”的考察。这种绝对的自然观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理性做任意的绝对化，它是这样的一种努力，通过自然的“自律”去解释自然，在这种自律那里，自然活在自身那里，把自己表述为主体，表述为它自己生命的规定者。所以，在1．Entwurf（1799）那里谢林有这样的陈述，“自然［是］它自己的立法者”（SW．III，S．17）。仿佛是一种科学的要求，给予自然它的权力，把它看作“无条件的”（Ibid．，S．12），看作“natura naturans”（主体的自然）（Ibid．，S．284）：“关于自然的哲学思考意味着，把自然从那种看起来它是深陷其中的僵死的机械论中拉出来，仿佛以自由赋予其生命，仿佛将它植入在它固有的自由中”（Ibid．，S．13）。这种深刻见解本身表现为反对其时代精神的最高音，因为这个时代屈从于二元论，不敢摆脱精神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分裂去研究作为整体的自然，而只限于考察在人为关系中、在分裂中作为无生命东西的自然；或让自然消失在反思的哲学中，如费希特让它消失在其绝对唯理念主义——一种关于人类自由的哲学里，消失于“非我”，以这种方式默许对自然进行全部实在性的剥夺。谢林的自然哲学则相反，它必须被看作近代精神运动的另外一极。它诉诸文艺复兴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在一个更高的立脚点上借助于哲学建构扬弃分裂，重建精神与自然的原初同一：它直接指向“自然的理念”，即那种本身“表述为”自然整体的绝对合目的性的东西（SW．II，S．54）；先验自我正是被强制着不断去思考自然的这种绝对合目的性。在这个自在存在的自然那里，在这个自身内带有自己的绝对目的、把自己表述为所有出现在它之内、存在于它之内的事物的总括原理的自然那里，将为历史理性揭示出他们所期待的现实性。

澄清这种自然理念，也即“活生生地生存着的理念”的这整个工作，应看作谢林自然哲学的一项大功劳。借助于这自然哲学，谢林决定性地将那种理性的自然观重新引进到近代意识之中，使之整合为近代意识固有的一个方向。这种哲学直接地集中于“自然与理念世界的同一”（Ibid．，S．69）并通过“自然的系统”解说这种同一（SW．III，S．278）。自然在它的最深处不过是无意识的精神自己，自然的同一性是诸理念的同一性。所以自然必然不能纯粹按照因果关系去解释，而只能借助于存在于自然之内的生命原理统一地去解说，只能从这个原理得到推演。至于在这个作为活生生的整体的自然那里，所寻找的那种直接的现实性将成为直观的——此现实性在这里只是无意识地把自己表述为精神的前史，这对于每一种艺术直观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在这里，自然的自在东西，那种一再重生的神性生命必然作为神性生命再次被认识，而艺术只有被包含在这神性生命中，才能获得其与绝对者的关系。

2．在其“自我构型活动”中考察自然。谢林对自然的“自我构型活动”的阐发是其自然哲学思想最独特也最富启示的部分。在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创造活动（Physis）的理念的重新衔接中，谢林将自然深刻揭示为活生生地处于其自我创造中的。自然从自身中构成了整个现实性世界，确切说来是以这种方式：它让自己的诸理念通过自我构型的活动生长在一个内在过程中，有机地——不能按照技术的目的去理解——产生它的各种构成物。所以自然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指向“作为客体的自然”（natura naturata），也即“作为某种现成的，已经产生出来的东西”（SW．III，S．283），即如自然在“技术工具论”的视角下呈现的样子；谢林的自然哲学则相反，它仅仅追随作为绝对创造性的自然，把原理那种无限设定的“主体—客体化活动”树立为它的“第一公设”（Ibid．，S．5）。以这种整体性为目标。自然哲学看自然，唯一在其“最原初”状态也即“构型的状态”中（Ibid．，S．6）。因为自然在这个状态中即是创世活动本身：它把自己无条件地设定在朝向理念奋力前进的一种永恒生成当中，在这种生成那里，自然走出了纯粹观念的无限性，变为一个动态基本过程，这过程以不同的个别动态级次为其环节，各个级次复又环节化为不同的个别动态级次：而在过程的每个层面上，自然都把自己设定为生成活动的主体，所以它总是作为主体复出现在各个层面上。

自然的整个自我构型活动是最原初的活动，所以它也是寻找自身的哲学精神最终必然返回的东西，因为这里，在自然的神性生命中打开着对“存在本身”的一种肯定性的直观（Ibid．，S．283），对那种“自己把自己产生出来的东西”的一种肯定性的直观（Ibid．，S．276）。自然的本质，那种绝对同一性，带着那种无条件东西的特征，把自己表述为二重性的最后根据，表述为“所有空间占位东西之原理”（Ibid．，S．291）。它不允许自己被“现实地”揭示出来即被看成僵死的物的系列，相反它“只能动态地去思考”（Ibid．，S．293）。所以，除了对其整个活生生自我设定活动的直观，并不存在任何对原理的直观。正是在这种自我构型活动中，活生生地反射出那种隐藏在自然创造性深处的东西。由自然直观直接提供的认识，肯定自然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现在在作为主体的自然的立场上不仅被认识为创造活动的诸外部形式，而且恰恰被认识为这创造活动本身。由于从纯粹主体进入到主体—客体这个变化，自然为它的创造活动设定了一种原初的“阻滞”或“分裂”。这种对立设定活动在这里是服务于原理的自我表述。因为“纯粹创造性原初地指向无形态，［……］而反过来，在形态取得胜利，也就是在创造性被界限的地方，创造性必将出现”（Ibid．，S．298）。这是那将自己设定在规定性中的创造性，它给出了“成为创造产物的动向”（Ibid．，S．299），给出了永恒生成活动的动力。自然原初地变成了由创造性和创造产物而成的“中点”。创造性在此并不显现为可以表现的创造产物，而是显现为“要在进入创造产物的过渡中去把握的创造性”，它在这里也允许自己从创造产物的方面去考察，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创造产物：“具有无限创造性”，必须“在构型活动的状态中”去把握（Ibid．，S．300）。

当然，囿于经验的理解方式必然无法在自然创造产物中认出自然中这种绝对的连续性，与此相反，思辨的自然哲学在自然创造产物那里，看见的不是一种保持着的自然创造产物，而是一种持续保持自己的创造性，它只是显现在无尽的变形序列中，或显现在“从形态到形态的过渡”中（Ibid．，S．300）。以此这种哲学能够对立于经验借助于一种先验的建构揭示自然的本质。对自我构型活动的考察本身完全指向绝对创造性。它一方面在一般自然表象那里肯定形态，确切说来肯定为生命的标志，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凸显特定的诸形态，以便凸显自然中那种无条件非客观的东西。所有形态的内在亲缘性是通过“一基本类型”来解释（Ibid．），如形态的多样性是通过“发展阶段的区别“（Ibid．，S．301）来解释。在创造性的所有层面的一般总体关联的凸显那里，在所有特殊形态于神性生命中的消解那里，创造产物也获得了它的权力：作为那种自身内包含了相对而设的两极的综合而存在。对所有的反思活动来说，存在于其自我构型活动中的自然的直观提供了一种冲击力，这里存在着一种“极其特别的情况”，也就是：自然“本身神性地存在”（SW．VI，S．279）。按照同一性哲学的思考，自然是“诸理念的一般诞生”（SW．V，S．317）。作为神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实在方面，自然不能被解释为理念的异在的调和，也不能被解释为理念的“官能”，而恰恰要解释为“创造着的和富有创造性的理念本身”（SW．VI，S．278）。这种直观最终以此带来一种决定性的成为艺术理解的变化，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对“寓于自然内部的艺术”的那种观点（Ibid．，S．279）。自然尚是“无意识的艺术”，因为在它那里“思想与行动，构想与实施，艺术家与他的作品，尚未区分”（Ibid．）。只是从那种原初即内在地存在于自然中的自由——生命就存在于这里——的角度看，自然与艺术之间那种特有的比较关系才变得可以理解。借助于自由与自然原初的同一性，自然能扬弃它的作为独立于它的自我设定活动的东西的实存，同时把自己提高为自我设定着的存在（Sein）。借助于这同一种同一性，唯有自然可以被理解为艺术的一种对应体（das Gegenstück），而艺术此时通过自然被奠定在深层的存在层面上，奠定在精神本身的诗性创造那里。在这个“作为艺术”的自然那里，打开着“对一种理念”的直观，这理念“作为理念却是完全客观，完全实在地存在着”（Ibid．）。这种意义上的自然是精神的创造性“诗篇”，那种真正以诗意的方式产生出来的“诗”（Poesie）。在这种绝对的有机方式的自然观——其核心思想现在通过自然与绝对者的那种不可扬弃的同一性阐发——那里，康德美学的形而上学关怀提出的任务——澄清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对立及其相互涉及——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得到了完成。

3．在有机体那里去洞察自然。经自然哲学建构的有机体，并非指经验论意义上的有机体，而是自然的自我构型活动的这个意义上的有机体。作为自然的自我构型活动，有机体就是整个创造性的自然本身，凸显在其作为“绝对有机体”的神性生命中（Ibid．，S．70）。在一种视点颠倒中，自然哲学的考察方法也指向“个体化了的诸自然”（Ibid．，S．69）或有机体个体化了的生存活动。以此，活生生地，以自然方式产生的诸理念被置于考察的中心。所有特殊的有机体都是通过“一个个体化着的自然”（Ibid．，S．70）去思考，也即通过对抗着作为一般有机体的自然的一种差别化去思考。诸特殊有机体不过是以特定方式活动着的自然本身。这种差别化或特殊有机体脱出自然的整体关系的这种活动有它的意义：由于唯一的自然的意志，它们要通过自己的生命，它们特有的各种活动和它们的自组织活动构成“一个自己的特殊世界”并进入显现（Ibid．）。

对有机体的自然哲学直观具有建设性的意义，特别对于艺术哲学——它现在承载了一种基础哲学的功能，因为在作为调和者的有机体那里，自然那种整体性的活动也即“精神的建构活动”揭示了自己，自我解密（Ibid．，S．12）。在有机体那里已能够认出“自由的隐蔽痕迹”（Ibid．，S．13），这自由在自然的存在与活动的统一那里，还作为生命的秘密隐藏着。而完满的有机体“对自己同时是原因和结果，手段和目的”（Ibid．，S．66），能够反抗着外部世界的“冲击”而建构自己（Ibid．，S．145）。有机体通过“那种变易本身的概念”标志自己（Ibid．，S．65），可以说就是这个活生生的概念本身。它的联系能力是一种整合活动，“将一切事物同化到自身内”（Ibid．，S．70），将一切事物放到其活动的领域去理解。以此在这种有机体那里有一般与特殊，无限与有限，自由与必然的一种统一的共存创造出来。最完满的有机体，它自为地来看已经是整个理念，在自身内承载着构成了的整个无限。在它那里，“事物的本质也作为灵魂，作为理念呈现”（SW．V，S．318）。谢林将实在性在观念性中的这种化解阐明为诸理念的呈现活动或“成为对象的活动”（Ibid．），它出现在自然的中心即理性那里。于是在自然那里寻找一种无条件的实在性的自然哲学在有机体那里洞察到现实性的一种生长：有机体这里，不仅一种自组织的原理理念成为可见的，而且自然的一般构型过程的无限性也成为可见的。在每一种有机体那里都必然能认出一种创造性，“一种无限展开活动的冲动”（SW．III，S．19）。有机体通过它的创造性活动指向整个自然，因它的创造活动同时是“一种更高的，借助于作为调和的有机体而作用的活动”（Ibid．，S．154），有机体随着它的完成综合而返回自然。自然哲学在这种方式的有机完满性那里洞察了自然的内在完满性。这个自然将所有存在于它之内的事物引回完成。它自己却超出每一种这样的个体完成，始终指向自己的理念。它要求着绝对，永恒地努力表述这种绝对。只有在一个更高秩序的构成物那里，也即在借助于自由活动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那里，自然才在它的最高瞬间被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