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与体系哲学之难题

第三节　“艺术—哲学”与体系哲学之难题

如前所述，谢林System中的“艺术—哲学”是按照康德精神的第一种哲学美学建构，属于先验哲学体系建设重要的一步。指明谢林的切入点与体系哲学难题的关系因而是必要的。笔者现在引入对这一努力的直接动因的考察，也即康德的体系工程及其在KdU那里决定性的“转向美学”。从体系建设的角度我们要重点审视下述三方面，它们揭示出，康德哲学在体系问题的总体关联中，本身在转向美学时究竟达于何种境地又止步于何处。

第一，哲学的“体系”思想这一新切入发生在康德那里，而前康德的全部近代哲学对体系的理解和表述可以说均停留于外在层面。这是指，全部前康德的哲学，不论是本身首先激发了关于“体系”的争论的笛卡尔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二者尽管从未使用“体系”的概念，本身依然很早被标志为“体系”——还是提出了一种“前定和谐”体系的莱布尼茨哲学，它们所理解的“体系”基本上依然只是：思想的表述应具有适宜的系统性。可以说，前康德的哲学尽管已认识到，借助于人类理性，所表述的东西根本上必能得到系统的表达，并且这些哲学实际上已经把这点设定为各种哲学假说和哲学学说的前提，如在沃尔夫哲学那里的情况；然而所有这些前康德的哲学都没有认识到，所表述的东西与人类理性在体系方面的建设有何直接关系。

康德的体系思想之崭新处就在于，他断定哲学的这个前提——借助于人类理性，所表述的东西根本上必能得到系统的表达——本身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建树。康德以自己的批判哲学清楚地揭示：对象的统一只能被描述为进行统一活动的知性的综合建树，而作为诸对象整体的世界之体系化统一也只是对理性诸理念的范导性运用。所以“体系”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必然的特征而非可有可无者：因为“理性的统一性正是体系的统一性”（KrV，B 708）。这样一种范导地体系化着的理性运用，只能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它是那种实践上自由行动的、为自己立法的理性的理性运用。它的方法论批评准则因此也仅能在自身内寻找。康德在其KrV中的方法即是其基本实施的一种实例。

康德已然洞察，理性按其本质即在理性地进行结构。他在KrV中称这种结构方式为“建筑式的”（architektonisch）；他所谓“建筑术”（Architektonik）就是指体系建构的艺术^[28]，作为这样的东西又是哲学的科学学说。康德将体系定义为多样性认识统一于一个理念，相反他理解的矛盾对立则属于断片式东西。这种体系理念是对一个整体的形式之理性概念。就此而言，通过这概念不论多样性的范围还是各部分彼此间的地位都得到先验的规定。哲学的体系整体建筑式地环节化，而并非表面化地堆积而成。这样的体系整体可以内在地凭借理性的直觉而生发，却不能外在地凭借外在附加而生长。

KrV是先验哲学的完满理念，先验哲学适宜勾勒体系的整个框架和全部内在环节，将整个计划建筑式地从诸原理当中构想出来，并且其架构各部分亦全然完整可靠。此批判哲学的目标是一个未来形而上学体系，它是形而上学工具的自我批判，也是对经验用法判断的一种经典，但不是一个普遍和不受限制的使用工具。体系的理性能够体系地批判自己。

第二，康德之达到其批判哲学的“体系”表述，本身亦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正如霍夫（Otfried ，1943—）在其主编的经典诠释丛书之《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导论中所重申：康德开始理性批判工程时，其初衷是抛开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诸人的理性主义与洛克、休谟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近代哲学框架，在理性批判的地基上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29]KrV原初是作为唯一的一种理性批判撰写的，康德本打算在其后直接提出自己的一种体系哲学。但在实际上，康德的理性批判工程并未止步于KrV作为总体的体系哲学的批判性奠基工作，它被哲学的反思所强制，从对理论理性的基本审查继续转向对实践理性的基本审查，进入到“第二批判”之中，而康德当时期待在道德那里看见人的整个规定。然而，哲学由此对康德分裂为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两个主要部分，前者研究借助于纯粹知性的自然概念的立法，后者研究借助于纯粹理性的自由概念的立法。仅仅为了能够解说道德对感性世界现实地发挥的作用，这两个领域即不能彼此毫无关联地并列存在。为战胜理论和道德实践之间的这个鸿沟，必须寻找一种调和中介。于是他的批判事业继续推进：KpV出版两年后，康德又提出了“第一批判”与“第二批判”中均未谈到的任务，也即对第三种基本理性能力的批判。这种基本能力就是联结知性和理性的中间环节——反省的判断力，KdU就研究反省的判断力诸条件的先验可能。由于体系的理性能够体系地批判自己，这样的批判由此本身即成为体系，康德认为他整个的批判事业应该终于能够结束，他整个的批判体系亦已完成，所以在费希特批评康德仅提供了一种先验哲学入门，并未提供这种哲学本身的体系时，康德的回应是表示不解。

第三，哲学史对康德上述批判工程路径的批判考察，本身凸显的事实却是：“第三批判”不堪其体系功能和事实分析的双重重负，实际上并未完成康德所希冀的先验体系建树。这是指，康德因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领域中分别洞悉两者整体性救援力量的微弱，转而向审美理性求救；此时他寄希望于人本性那里的一种先验的整体性能力，因此KdU必须把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总体关联通过主体的反省判断力建设出来。然而，后者作为能够提供总体关联的能力却呈现为两种极其不同的基本形式——审美的判断力和目的论的判断力。忠实于严格的批判精神，在求助于目的概念思考以形成先验理性批判的一个整合性部分这里，为了不使最终目的规定及其现实化直接通过艺术象征被替代，康德的体系努力最终选择了某种“非决断”的立场；“转向美学”的批判哲学由此不仅留下了两种整体性能力之间未加统一论证的关系难题，而且未能实现其统一自然与自由、感性与自主性、认识与行动诸对立面的那种初始动机。这是因为，由于无法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理性及其最终目的诉诸鉴赏并求助于美的艺术（天才的艺术），然而后者的存在方式既非形而上学的，亦非历史哲学的，既非理解世界、释义世界的，亦非“现实—实践”的。不如说，艺术之实现方式要借助于对理智的感性化和象征化。^[30]而按照康德的强调，作为具体理性的这样一种感性化，审美理性的调和努力不是去规定和实现最终目的，而只是去“表述”它，也就是通过“美的象征”去帮助善的存在实现。这就承认，美的艺术不是要实现而是要象征理性及其最终目的。

康德已经把人类理性的统一和体系性的同一性作为前提条件设定，于是只有通过实现全部自明性原理论证，先验哲学体系本身才能封闭或完成。由此看来KdU的体系努力确实留下了未竟的任务。在此笔者要强调这种情况的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康德根本上是在目的概念的思考中形成他先验理性批判的整合性部分。^[31]尽管康德系统地检查了目的论判断方式的经验状态，得出理性思辨本身必然要求在世界中这样去直观所有的秩序，貌似（als ob）它们是出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性的结论；由于目的论方法论的显然的局限，如若同时坚持主体哲学的严格的反思批判立场，在体系这里对可能的出路或解决同时必然保有某种潜在的怀疑，这正是KdU的情况。“转向美学”的哲学能否借助于目的论方法完成其体系化思考并提供它自己追求的那种存在整体性，由目的论所支持的理性体系能否在近代救助整体性，这都是继续康德思考的青年谢林必须面对的体系难题。

谢林正如费希特一样，接受康德关于理性的统一是体系的和建立在自由上的思想，坚信体系性、科学性和方法论的联结：不仅从非体系的到体系的哲学需求的过渡是必然的，而且体系性是客观性的必然形式也是科学的必然形式。在体系问题上，谢林既不指责康德亦不为之辩护，而是要完成康德的思想，也就是要坚持唯理念论的自我论证的体系基础，将康德的理性思考工程连贯地实施直至其最大程度地完成。而如果说体系精神就是他接续康德的理性工程的动力，那么确切说来，他的思考切入点正是关于艺术的哲学。

在此，我们将谢林衔接康德的方式与费希特的相关方式做个简短对比，或许有助于读者看清问题：

笔者认为，费希特的先验哲学直接抛开了KdU的进路，他认为哲学体系之需要美学只是在一个从属性的地方，也即仅仅为了使先验观点得以“普遍化”，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去“救助”先验观点。所以他本人的体系努力完全不以“转向美学”为衔接点和起点，这样他亦不必面对康德的批判体系的难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从美之整体论救助功能的角度看，作为康德先验哲学后继者之一，费希特的基本立场已被德语世界的研究者判定为“前于”康德KdU的。^[32]而青年谢林直接面对康德肇始的“转向美学”带来的基本问题处境，他的System继续着KdU的思考，然而已在按照新的路径；这是指，他在System中提出的“艺术—哲学”是以对同一性的思考、对其理性表述和理性构成的建构取代康德的目的论的方法解决。于是，尽管在System中得到先验演绎的那整部自我意识的历史那里，目的论的主要原理也在展示实践阶段道德理性的生存之维的客观性上有着基本作用，但它们的功能却已根本不同于康德的相关理论，它们现在已降级为属实践理性的一个整体性把握的范畴，合目的性现象现在只是同一性本身的阶段性指路标，处处被阐发为同一性本身的表征，直至在System中被引向其与“哲学的一般工具论”——艺术——的直接关联。

谢林清醒的问题意识和决定性的举措还突出地表现在，针对着同时代人对康德KdU的误读，明确地提出作为知识整体的哲学体系的诉求包括一种艺术哲学的建设任务。康德哲学之“转向美学”，确乎通过“第三批判”也即KdU实施。但KdU作为整个理性批判工程的一部分本身并非美学，尽管康德对反省的判断力的先验论证同时意味对一个新的事实领域的批判性奠基，并已为一种哲学美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贡献。然而自从KdU问世，它被急切拥抱康德思想的热狂公众直接当作美学解读、阐发甚至援引的情况普遍存在，是以谢林在1802年的耶拿艺术哲学讲座上，开题便毫不留情地抨击这种不能允许的哲学上的草率和曲解：现在“一大批人背熟了《判断力的批判》，在讲堂上或文章中将之当作美学宣讲”（SW．V，S．361），这类沉溺于形式主义的“康德主义者”，完全是在奢谈一些与康德原意截然相反的东西。因为按照康德精神，美学须作为哲学思考存在并要批判地纳入在体系化哲学的思考之内；然而这个工程并未完成，它只是作为一个任务留了下来。所以谢林针对当时美学理论领域的混乱情况明确地指出：

从根本上说，一种科学的和哲学的艺术学说尚不存在，存在的至多只是此种学说的片断。并且，即使是这些片断也很少得到理解，因其只有在一种整体的总关联中才能被理解（Ibid．）。

谢林认为，前康德的美学理论，无论是作为沃尔夫哲学产物的鲍姆嘉通美学，还是其进一步的理论“衍生物”即各式各样的艺术学说，对道德学说和实用主义的依赖都十分严重，加之无批判地照搬流行的心理学原则，大多陷于“浅薄的大众化和经验论”不能自拔，因此均可归为欠缺整体观的“经验主义断片”；而在康德的KdU问世之后，尽管一些优秀人物激发了一种关于艺术的真正科学的思想并各自对之作出了理论贡献，但是他们当中依然没有谁提出一种“科学的整体，或者只是将诸绝对原理本身普遍有效地和以严格的形式提出来”（Ibid．，S．362，黑体为原文所有）。直到他那个时候，一种哲学美学所敦促的那种基础理论工作尚未实施，那就是“对经验论和哲学作出严格划分”（Ibid．），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科学首先要求的。

在我们看来，谢林以此对同时代人的美学理论的批判或许过于严厉，但就体系建设的要求而论，他的批评的确触及了关键点。谢林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涉及的并非特殊的美，而是整体，因为“只有那整体才美”。据此审美判断力涉及的是“关于整体的理念”（Ibid．，黑体为原文所有），只有上升到整体的理念这里，才能养成对美的理智直观能力，并在充满纷争的艺术领域中达于对艺术现象的条理和对艺术本质的洞悉。为此谢林要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路线作出一种全新的推进和哲学建构，亦即“到一种科学那里去寻找艺术的真正理念和诸原理”，在此种理论整体的总体关联中构造一种哲学美学，使一直在等待这一科学整体的诸理论先驱的思想种子于其中发扬光大，而不是仅作为思想片断在各种艺术谈论中充当箴言。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追求整体性的哲学美学举措，最终仍不免面对一个提问，那就是康德本人对作为科学的美学的否定。因为在KdU中，康德在对经验与科学进行清楚划界之后，先后两次强调性地对作为美的科学的美学之不能成立直接表态，一次在关于“美的艺术”讨论的上下文中（§44），另一次在KdU的上卷即整个审美判断力批判卷的结束处（§60）。^[33]如果康德本人并不认为哲学美学可以有超出审美理性批判的整体形式，谢林本人提出一种艺术哲学的理论努力和推进是否已属“冒进”？这是相关研究迄今没有直接接触和讨论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谢林在的PdK（1802—1803）的导论以及其先的《论学术研究的方法：系列讲座》^[34]（Vorlessungü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1802，SW．V）的第十四讲这两个地方都已经给出了思想线索，据之能够推知他本人的回答；尽管这两个文本在时间上均略晚于1800年问世的System。

笔者认为，从体系努力的总体关联上看，谢林彻底思考了康德的艺术概念及其对体系的见解，并决定从康德的审美鉴赏批判走向对“整体”的理念的哲学建构，因为这个“整体”对谢林来说正是艺术那里的美本身。所以谢林决定性地转换了切入点，将其先验哲学的美学理论凝聚为关于艺术的哲学。如果说反省的判断力是无整体的，那么艺术应有能力均衡之并补足之。因此不同于康德，先验哲学在谢林这里决定性地转向了艺术哲学。如果说，从主体性哲学的立场看关于美的科学可能是悖论，那么在关于整体的哲学这里，则不但可以有关于艺术的思考也必须有关于艺术的思考。这样的推论决非浪漫主义的热狂举动，正相反，它本身可追溯到康德本人在其审美理性批判那里的决定性举措：使哲学的体系面对艺术，将艺术问题引入体系哲学建设的问题关联中。所以谢林在Studium的第十四讲开头处即按照康德精神作出了这样的阐发：艺术对哲学必然具有实在性，因其是“诸理念的揭示者”，是一种“直接从绝对者流溢出来的现象”，并且艺术能够按哲学体系原则被表述和证明自己为这样的具实在性的现象（SW．V，S．345）；他以此回应了当时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双方对于在体系哲学内进行艺术的哲学建构所抱的怀疑态度。在时间上紧跟Studium的PdK讲座中，谢林的导论也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当他宣告“只有通过哲学，我们可以期望达到一种真正的艺术科学”之时，更像在直接回答康德。谢林所谓“艺术科学”指的就是艺术哲学，这种哲学能够“以一种永不改变的方式，将真正的艺术官能在具体事物那里所直观到的东西以诸理念表述出来，并由此使真正的判断得到确定”（Ibid．，S．361）。由于其入手处并非康德所否定的“美的科学”意义上的美学而是先验哲学意义上及（稍后）存在论意义上的“艺术哲学”，谢林显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建设与康德的原始动机有何冲突。所以PdK不仅在导论中开门见山坚决要求公众，“请勿将这一艺术科学与所有那些迄今为止在这一名目下或在任何一种美学或有关美的艺术及科学理论名目下的东西混淆”（Ibid．），并且从始至终避免使用“美学”这个术语。它把论证要点放到了自律的哲学与一种艺术哲学发生关联的必然性这里：

艺术哲学是哲学家的必然的目的，因其在艺术中如在一面魔幻的象征之镜中一样，直观到了他的科学的内在本质。艺术作为科学本身对哲学家是重要的，正如自然哲学作为科学本身对他是重要的，艺术哲学作为对一切产物和现象中最值得注意的产物和现象的建构是重要的，或者作为对一个像自然一样在自身中封闭完成的世界的建构是重要的（SW．V，S．352）。

根据问题史梳理的结果来看，笔者认为，在谢林的哲学美学的开拓性建树这里，黑格尔学派对谢林思想的“非体系”的批评不能成立。并且这种指责主要反映出唯理念论研究中对谢林的一种“黑格尔遮蔽”：人们从黑格尔立场出发去考察谢林，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体系问题上黑格尔恰是谢林最极端的对照。黑格尔的思想体系还在其PG那里，也就是说，随着他第一部作品的发表，即已基本完成；并且每个思考圈子在黑格尔的著作那里都有其在整体内规定好的内容和特定的位置。谢林则相反，在其思想不同的阶段会将其哲学的重心从一个难题领域转移到另一个；但是他总是忠实于自己已展开的命题和自己的总体直观。也就是说，谢林思想中的这种可变性和非连续性，实为现象。真正说来谢林始终保持着思考的驱动力。因此，正如策尔特纳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使用从黑格尔出发去看问题的那种考察方式才会批判地指责谢林思想是“非体系的”。谢林思想不同于黑格尔的肯定性标识正在于，他始终准备面对全新的精神经验和挑战。凭借这种积极态度，在德国唯理念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当中，谢林是唯一打破了唯理念论“自闭魔圈”的那个哲学家。谢林因此利用了这种历史处境，他在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商榷论战中达到了一些新的和继续展开的构想，这些构想能够直接引向我们当代哲学的问题集合。尤其是，System及其“艺术—哲学”建树贡献了一种整体论的救助，其中艺术哲学与自律的哲学的关系建设已成为一种实例。自此以后，在唯理念论的哲学美学这里，体系化地思考已成为一种基本要求：从普遍概念出发去论证，使哲学美学本身成为体系论证的产物。就此而言谢林功莫大焉，因为我们在他的“体系意志”中看到的正是一种不懈的努力：将艺术设定在哲学体系中，使之具有体系功能的积极意义和理性救援的维度。

【注释】

[1]有关信息参看E．Coreth，”Die Ernte des Schelling‐Jahres“。载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Theologie 78，S．334—351；H．Knittermeyer，”Hundert Jahre nach Schellings Tod“，载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4，S．1—57；以及W．Schulz，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chellings，1955，S．11—20。

[2]R．Lauth，Die Entstehung von Schellings aphilosophie，1975；W．Hartkopf，Die Dialektik in Schellings Transzendental‐und ，1975．

[3]Franz Thanner就持这个观点，参见同一作者Versuch einer Darstel‐lung der absoluten Identitatslehre，1810。

[4]参看H．库恩（Helmut Kuhn）1966年的美学研究：Schriften zur中”Die Vollend‐u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durch Hegel“，S．15—144。

[5]已收入黑格尔著作全集，迄今广为流传使用的《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ü die）是黑格尔的弟子霍托（Heinrich Gustav Hotho）在哲学家去世后，根据黑格尔最早在海德堡大学主持的一次讲座（1818）及之后的四次柏林讲座（1820—1829）的几份授课提纲、若干修改手记以及数种学生听课笔记编纂而成，文本未经黑格尔本人校改。因此，霍托主编的这套鸿篇巨制的黑格尔三卷本美学讲演录，虽然前后出过两版并以权威的面目流传下来，其文本可靠性并不能与由黑格尔本人写作和发表的其他著作的文本画等号；相反，它大量折射和承载编者霍托的个人思考。特别是，德国唯理念论专家圈的研究认定，在黑格尔本人留下的美学讲座提纲、手记和霍托的辑本之间存在严重的差异，从总的体系架构直到具体的艺术判断都有思想不符合内容增益的情况；参看G．W．F．Hegel：Werke in zwanzig B－nden，Theorie Werkausgabe，Suhrkamp Verlag，Frankfort 1971，Bd．13—15；第15卷附在卷末的理论版编者跋，其中直引了霍托本人在一版前言和二版中，分别对所编纂黑格尔文本问题的告白和陈述；近年哈根（Hagen）大学哲学教授、黑格尔美学研究专家格特曼西费特（A．Gethmann‐Siefert）女士，在其Einführung in Hegels一书的引论部分中，以整个第一小节处理了“历史的给定事实”以及“《美学》的作者质疑”，对黑格尔《美学》的发生史做了审查和重构，客观分析了霍托本作为既定历史事实对黑格尔影响史和接受史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参看德文版同一著作，Wil‐helm Fink Verlag，München 2005，S．15—28；朱光潜先生汉译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亦在其“译后记”中，对黑格尔一书的文本问题有过简单交代，见同书第336—337页。

[6]Cf．K．Jaspers，Schelling． und ，München 1955，S．110f．

[7]F．W．J．Schelling，Abhandlungen zur des Idealismius der Wissenschaftsle‐hre，I—IV，以下缩略语。

[8]F．W．J．Schelling，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Of fenbarung oder Begründung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1841，SW．2．Abt．Bd．III．

[9]以下缩略语Darstellung。

[10]Jaspers，Schelling，S．120．

[11]以下缩略语PG。

[12]Hegel，PG，HW Bd．3，S．22．

[13]参看Systemprogramm，这个体系规划以其令人振奋的语言说：美的理念是统一一切于自身的理念，理性的最高行动是那个把所有的理念统一于自身的行动，是个美感的行动。真与善只有在美那里才会结合起来，而哲学家也像诗人一样多地具有美感的力量；云云。在哲学与艺术之关系和哲学体系内的艺术这个问题关联中，我们在此无法忽视，此文本的精神与谢林艺术哲学的切入十分契合，而与黑格尔的立场和态度根本相左。而且很显然，还在谢林与浪漫派的思想家们发生接触之前，谢林艺术哲学的基本特征已经确定。

[14]Cf．R．Kroner，Von Kant bis Hegel，Bd．2，S．104，111，1924．

[15]Cf．H．Kuhn，Die Vollendung der klassichen deutschen durch Hegel，Junker und Dünnhaupt，1931，S．64．

[16]Cf．W．Windelband，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Tübingen，1935，S．512f．

[17]E．Cassirer，Kants Leben und Lehre，2．Aufl．1921．

[18]E．Cassirer，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n Zeit，Bd．3；1920．

[19]Cf．Hermann Zeltner，Schelling，Stuttgart，1954，S．45f．

[20]Cf．W．Metzer，Die Epochen der Schellingschen Philosophie von 1795 bis 1802，1911；Kurt Schilling，Natur und Wahrheit，1934．

[21]Cf．Reinhard Lauth，Die Entstehung von Schellings ，1975．

[22]Cf．H．Zeltner，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 Idee und das ，Heideg，1931．

[23]Cf．I．，Die Entwirklung der Philosophie Schellings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Fichte，1973．

[24]H．Plener，Das ，1954．

[25]Cf．H．Zeltner，Schelling，1954，S．7．

[26]H．普勒贝纳在1954年的谢林国际会议上依然认为，谢林只是到了同一性哲学的绝对“主—客体”地基上，才完全摆脱了先前与费希特的动摇不定的关系。参看D．雅格在其专著对此作出的批评：Schelling．Die Kunst in der Philosophie．Bd．1：Schellings Begründung von Natur und Geschichte，S．13f。

[27]〔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6页。

[28]Kant‐W．Bd．IV，S．695．

[29]Cf．O．（hg．），Immanuel Kant：Kriitk der Urteilskraft，Akademie Verlag，Berlin 2008，S．2f．

[30]参看KdU，§59：美是道德善的象征，此命题为批判的康德美学思想之核心，Kant‐W．Bd．X，S．299。

[31]目的论因素在康德批判哲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表现为，康德一方面指出了目的论判断的纯粹主体性特征，另一方面又让这种判断在三大批判当中都发挥决定性的功能：在KrV中，关于诸范导理念的学说为理性保证了一种无条件完整的认识。KpV中的公设论是以一种幸福和永福统一的目的论理念为基础，而在KdU中，他的目的论思想达到了顶峰。

[32]Cf．O．Marquard，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Romantische Naturphilosophie．Psy‐choanalyse， 1987，S．140f．

[33]Cf．Kant‐W．Bd．X，S．239，299．

[34]以下缩略语Stud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