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在其他国家

现象学在其他国家

现象学的德国之根和法国分支当然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部分，但是其他重要部分则出现在别的国家。在美国，威廉·欧内斯特·霍金曾经在1902年跟随胡塞尔学习过一个学期，道里昂·凯恩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跟随胡塞尔学习过。1933年，凯恩斯在哈佛撰写过一篇关于胡塞尔的论文，并成为胡塞尔作品的一流翻译者。马文·法伯于1928年在布法罗(Buffalo)大学撰写了一篇有关胡塞尔的博士论文，后来著书阐述他的思想，并创办了《哲学与现象学研究》杂志，但是他自己更像是一位自然主义的哲学家而非现象学家。现象学在美国产生全面影响的时间是五六十年代，当时它成为美国的重要哲学流派之一，尽管在其他本土哲学流派和英国哲学流派面前有点儿相形见绌。在北美的哲学世界，与各种风格的分析哲学相比较而言，现象学保持着稳定的但是相对较小的规模。许多大学一直都有重要的现象学中心，一些学会和刊物也都建立了起来。最早的现象学中心是在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院成立的，当时是50年代，凯恩斯、古尔维奇和阿尔弗雷德·许茨都在此任教。

现象学从来没有在英国获得过非常显著的地位，尽管通过曼彻斯特的沃尔夫·梅思及其学生巴里·史密斯(Barry Smith)、凯文·马里甘(Kevin Mulligan)和彼得·西蒙(Peter Simons)等人的努力，大约在20年前就形成了一个颇有活力的学者群体，其宗旨是研究早期的现象学，并探讨它与分析哲学的起源——主要是指20世纪初期的戈特罗布·弗雷格和其他的奥地利思想家——之间的关系。

与英国的发展相仿，在美国也有按照弗雷格的思想和分析哲学的精神来解释胡塞尔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代表人物有达格芬·弗勒斯达尔(Dagfinn Fōllesdal)、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罗纳德·麦金太尔(Ronald McIntyre)和大卫·伍德鲁夫·史密斯(David Woodruff Smith)等人。他们主要依据的是胡塞尔早期的作品。这种关于胡塞尔的“西岸”理解也有它的对立面，即“东岸”解释，主要集中在波士顿—华盛顿走廊一带，它主要以胡塞尔后期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为取向，没有把弗雷格和分析哲学作为它的出发点。它按照胡塞尔的思想来理解弗雷格，而不是相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布鲁、理查德·科布—史蒂文斯、约翰·德鲁蒙德、詹姆斯·哈特、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我们这本书就是按照这种精神撰写的。这两个“学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它们对意向对象、意义和现象学还原的理解方面。它们的基本理论分歧在于，西岸学者把意义和意向对象等同起来，并且把它们设定成心灵和世界之间的中介，而东岸学者则区分开意义和意向对象，认为它们是对于被意向的对象的两种不同的反思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并不把意义和意向对象设定成心灵与世界的意向性关系的中介。J.N.莫汉蒂则提出了自己对胡塞尔和弗雷格的独立解释，而且把现象学与古代印度哲学联系起来。

在西班牙，约瑟·奥尔特加·伊·伽塞特阐述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批判;另外还应该提到朱比利(Xavier Zubiri)，他也是和现象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哲学家。在意大利的米兰，安东尼奥·班菲(Antonio Banfi)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推动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发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代表人物则是恩佐·帕西(Enzo Paci)。此外还有索菲亚·瓦尼·罗维依(Sofia Vanni Rovighi)，他把胡塞尔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一些主题联系在一起。另外还应该提到尼古拉·阿巴加诺(Nicola Abbagnano)的存在主义。在波兰，罗曼·茵加登在1912—1918年跟随胡塞尔从事研究，后来与胡塞尔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茵加登开创了现象学运动的一个分支，著有论述美学、伦理和形而上学的几部重要的现象学著作。他在30年代曾经任教于里沃夫(Lwów)，战后执教于克拉科夫(Cracow)。茵加登开创的这个传统后来对卡罗尔·沃依提拉的著作和卢布林学派的托马斯主义产生了部分影响，并由此得以延续。在捷克斯洛伐克，胡塞尔的学生兼朋友雅恩·帕托契卡是现象学在布拉格的重要代表。他也是一位保卫公民自由的勇敢的捍卫者，在1977年遭到警察审讯后去世。现象学在革命前的俄国产生过影响。《逻辑研究》在1909年就被翻译成俄文，并通过罗曼·雅科布森(Roman Jakobson)的工作间接地影响了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理论。雅科布森经常提到胡塞尔关于部分与整体的理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学说。古斯塔夫·施贝特(Gustav Shpet)是当时现象学在俄国的一位代表人物，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阻止了这些开端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俄国学者们正在积极努力把胡塞尔的作品翻译成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