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的回应

现象学的回应

现象学如何适应现代哲学的这种发展?它是现代性身上的理性主义气质的延续吗?我们在胡塞尔那里看到的一些愿望和论证似乎会表示肯定。或者，它为后现代性做出了一份贡献，就像海德格尔的某些作品和德里达的全部作品似乎会暗示的那样?

我认为，现象学摆脱了现代性，并且有望重新复兴那些曾经激励过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确信。与前现代哲学一样，现象学认为理性是以真理为取向而受到规整的。它认为人的心灵受到的调整是以明见性为取向的，朝向表现事物的存在方式。而且，它还令人信服地详细描述了心灵获得真理的活动，以及伴随着这种成就的种种局限和暗昧之处，从而证明了它的理性观和心灵观的有效性。凭借它对于理性和真理的理解，现象学使我们得以重新拥有属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

这是否意味着现象学只不过是复活古代的哲学理解从而抛弃了现代筹划?或者它只是把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当作思想的两种基本选择，并且挑拨二者相互争斗?不;现象学不是这样。它积极地回应现代性的各种议题。通过吸收现代哲学的优点，同时又恢复古代哲学对理性的理解，现象学超越了古代哲学也超越了现代哲学。例如，它探讨了现代的认识论问题以及数学化的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它表明知觉如何不应该被理解成认识者和事物之间的障碍物，以及事物如何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视角之中呈现，同时又依然保持其同一性;它考察了在我们所有经验中的在场和缺席的互动;它还澄清了科学从生活的世界中得以被构造的各种意向性。

不过，在致力于现代性的认识论关切的同时，现象学也改进了古代哲学对于科学的理解。它揭示出自我的功能，表明人类的知识不是一种与人分离开的代理智能的产物，而是能够说出“我”并且能够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的某个人的成就和所有物。因为它承认先验自我是人的存在的一个维度，现象学由此能够把历史的和诠释学的维度引进人的知识。不过，与此同时，它并没有让真理淹没于主体性和历史环境。在对现代怀疑论做出了必要的考虑之后，现象学比古代哲学更为透彻地分析了经验和意向性，同时还更加明确地分析了哲学和前哲学之间的差异。现象学既不是反叛古代和中世纪，也不是拒斥现代性，而是以一种合乎我们的哲学境遇的方式，恢复真正的哲学生活。

现象学没有发展出一种政治哲学，但是因为它把人的理性看成是朝向真理而受到规整的，所以它能够对政治哲学做出重要的贡献。如果人的心灵在事物的明见性那里找到其目的，那么政治统治就不可能是对于人来说的最高的善。政治必须隶属于事物的真理，也就是说，政治统治的运用必须契合人的本性。纯然的统治并不提供极度的满足。统治的施行必须遵循人的卓越性，而且，它还必须承认存在着一种比它更高的生活。然而，这些真理一直都在马基雅维利开创的政治思想的视野中丧失了。

如果承认人是真理的执行者，那么，他们的政治结合就必须反映他们的这个存在维度。无人格的主权体系不能取代有责任的统治者和公民。不能忽视那些担任公职的人们的公民道德和理智美德;施行统治并非单单涉及各种自动程序和选举过程的事情。近些年来出现的有关公民教育、家庭稳定性和社会秩序等等紧迫的问题表明，古代政治哲学的教导在我们今天并没有过时。在公民和政治家的教育方面，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人的责任——这种理解的基础，就在于把理性理解成朝向真理而受到规整的——如果人们不想成为专制国家的奴隶的话。

现代国家不等于共和政体，也就是法律实行统治的政治社会。主权是由理性蓄意营造的建构物，法律则是共同体继承下来的惯例，其中的一些惯例被编纂成明确的法规;法律都是习惯法，是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当然，比法规更为基本的，就是关于政治社会的宪法，它规定政府的职能以及有资格担负这些职能的人;也就是说，它规定谁是公民。共和政体假定，人们是在各种前政治性社会里出生和受教育的，是在家庭和宗族里出生和受教育的，因此他们有各种前政治性的结合(交谊关系)。而主权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它宣称要取代其他的全部权威和结合，让它们都受它的管辖。它宣称能够使人成为人。它在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

共和政体和主权政体之间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共和政体从很多其他的政府形式中汲取元素:共和政体由民主制的、寡头制的、贵族制的以及君主制的成分所组成，而且这种组合使它具有很大的抗张强度。相反，主权政体则是单义的。它只有据说是代表所有臣民的一个人或者群体的单一统治。因为是单义的，它难以适应环境而改变。主权政体就是过去一直被称作普遍而同质的国家，就是现在有人希望它到处安家的那一种统治形式。它是纯粹“理性的”，然而是在现代性所赋予的含义上来说的:它表达的是计算的、方法的理性，而不是明见事物存在方式的理性。苏维埃国家崩溃之后遗留下来的道德和社会废墟，生动地表明了主权政体能够如何有效地摧毁那些试图对抗其权力的社会权威。

现代世界最好的政治社会，诸如最初的美国宪法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都是共和政体。它们都是法律的统治，并且由许多来自不同政府形式的元素组合而成:民主制的、寡头制的、贵族制的以及君主制的。它们与现代世界中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势力背道而驰。就其属于共和政体而言，它们把人民当作公民而不是臣民来对待，而且认为有必要把人民作为公民而不是臣民来教育。作为公民而受到教育，就是能够作为有责任的真理执行者而进入人的交往。现象学能够强化或者恢复这种公民的自我理解;这就是现象学能够对当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做出的贡献。

因为关于人的意识和思想的研究具有一种超越认识论以外的价值，当我们以哲学的方式描述人的理性，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人的自我理解，而这种理解并不是与政治哲学无关的东西。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描绘了主权国家的最为系统的画面，这部作品就是从一种机械主义的知识理论开始的。政治与认识论的联合并非偶然。如果人们要被塑造成一个主权国家的卑下的臣民，他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理解他们自己。既然他们无权在公共领域里有所作为(只有主权者才能实施公共活动)，他们就必须不把自己当作道德执行者来看待，也不把自己当作真理执行者来看待。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智力理解成一种机械的、无人格的过程，而不是理解成一种揭示的力量。他们不能把自己当作表现的接受者来理解。主权国家和现代主体主义携手而行。“自我中心的困境”，把心灵还原成大脑，以及为了迎合私人的相对主义而取消公开的真理，这些都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理论，而且还是政治上的倾向。如果我们被说服了，不参与真理的游戏，那么我们将会把自己看作是孤独的选手，只能在我们内心生活的范围内活动。没有公共的游戏，只有私人的想入非非，没有足球赛也没有棒球赛，只有心灵的三连游戏(tic-tactoe)。把人的理性理解成封闭在大脑里的东西，这是一种有利于主权国家的理解，尽管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广为流行，不过尚未具有普遍性。这种理解的弱点在于，它是违反直觉的，而且在逻辑上是自我消解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所表明的那样。借用柏拉图的说法来讲，需要一种新的“装饰音”来促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是什么，而哲学的政治任务就是帮助这样的音乐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