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引介的路径与分歧

（一）文献引介的路径与分歧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在抗战时期，国内研究者开始研究了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²⁾率先刊载的杂志是由张其昀、张荫麟、朱光潜、钱穆与谢幼伟等联合主办的《思想与时代》，此份月刊创办于1941年8月，编辑部设在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张其昀任主事；该刊旨在倡言“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也甚为关注西洋学术思想的渊源流变。在1943年第19期上，《思想与时代》登载了王绳祖的《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一文。王先生1936年考入了牛津的布拉斯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拜科斯廷（William Conrad Costin，1893—1970）为师研习世界外交史；在阅读大量外交档案之余，他亦看重“历史智识”与历史观念的培养，《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一文则是例证。在“著者识”中，他谈到“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卡林渥德（R.G.Collingwood）先生，是英国当代思想家兼史学家。除哲学著作而外，他写有很多关于考古文字。罗马不列颠史，是他的专门学问。本文目的，在于介绍他的历史观念”，论文特别提到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从该文内容来看，参考书籍主要是《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930）、《人性与人类历史》（Human Nature and Human Histroy，1936）、《罗马不列颠史》（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由于他未指明所据何版本，该书有如下三个版本1923、1934、1936，）以及《自传》（An Autobiography，1939）。⁽³⁾此外，《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的写作时间也很有趣，其文末署有“三十二年一月二日写于成都”（1943年1月2日），出版日期是同年2月1日。柯林武德是在1943年1月9日过世，这种“先见之明”的确耐人寻味，是一种巧合还是嘱意为之？由于资料的缺乏，对此只能存疑。诚然，《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一文虽专注于介绍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但从其论述来看，柯林武德既是思想家又是史学家，这一表述确切构建了柯林武德在当时国内最初的印象。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稍微窥见《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的行文结构、关注的问题以及资料的主要来源。⁽⁴⁾

从上述表格来看，王绳祖探讨的问题大致涵括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自传》构成了其撰写《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的主要资料。由于《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属学术思想的介绍，进而未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做过多的自我理解和评断。不过，王先生忽视了《自传》的最后两章，这委实有些遗憾。显然，这份遗憾不仅让中文学术界难以了解柯林武德有关罗马不列颠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未能彰显柯林武德晚年的入世情怀，尤其柯林武德对危及民主制度的极权主义所进行的抗争和反思。

1946年，英文版的《历史的观念》一书得以出版，引发了研究柯林武德学者们的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末，余英时撰写了两篇研究柯林武德的论文，《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与《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第一篇论文重点阐析了“人文主义的历史观”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涉及到“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行动事件的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历史的人文性与历史性、“先验的想象”、历史推理与历史解释等论题。这篇论文的意义在于援入“人文主义”这一历史概念来界定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并尝试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来理解其历史思想，藉此反思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⁵⁾正是沿袭这一思路，第二篇论文则明确地指出了“从柯林伍德的观点来检讨中国传统的历史哲学”，并据此发掘和彰显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人文主义的传统。⁽⁶⁾从撰写资料来看，上述两篇论文主要取材于《历史的观念》第五编后论的第一节、第二节与第三节，部分提及了《罗马不列颠与英国人的居留地》和《剑桥古代史》。显然，这种中西比较的视角树立了一种研究典范，由此开拓了研究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的新思路；然而，时隔近30多年后，这一研究思路才引起大陆学者的响应。⁽⁷⁾不过，陈明福对“人文主义”一辞能否认定柯林武德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人文主义”不足以“认定柯林乌的历史观”，并提出了如下理由：“人文主义一辞的指涉太宽泛，显不出柯林乌历史哲学的特性”；“柯林乌的历史哲学乃决定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其一生当中，他的哲学思想一波三折，同时还包含许多的歧出和英雄式的冒险”。⁽⁸⁾

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译丛策划，学者们通过翻译苏联的历史著作，间接接触了介绍和研究柯林武德的成果。譬如，康恩（Igor S.Kon）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与《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由于西方处在美苏两大利益集团对立格局的状态，冷战思维使得历史学肩负了国家、政治、社会批判等特殊使命，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史学家容易走向“史学政治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史学即是明证。⁽⁹⁾由此，张广智认为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大规模的输入与引进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训便是，“一旦史学家主体意识丢弃或淡化，就必然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受到制约，并影响到我们对历史客体的认识与评价，最终导致我们的史学工作误入歧途。这种事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胜枚举的。事实表明，中国史学的发展，‘全盘西化’不行，‘全盘苏化’（或‘全盘俄化’）也不行”。⁽¹⁰⁾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学者主要从阶级立场的角度批判柯林武德为“客观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者”，学术内理的分析颇失公允，进而奠定了此时国内大陆研究柯林武德的基调。

显然，历史著作不可能超脱外在的学术环境，并因此烙上意识形态批判的印迹。即便如此，康恩并未全然抹杀柯林武德的理论贡献，而是从学理上剖析了柯林武德的史学观念。康恩认为，“牛津大学哲学教授科林武德是一位具有进步政治观点的人物”，“科林武德的重要功绩是他提出了把哲学和生活联系起来的要求，和他对其反动性了如指掌的新实证主义流派的‘渺小的哲学家们’所进行的批判”；同时，康恩也肯定了柯林武德反法西斯的社会活动。⁽¹¹⁾就此而言，康恩赞同了柯林武德对新实证主义流派的分析，并且表彰了柯林武德用哲学介入生活的观念。不过，康恩志不在此，他的目的在于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故康恩指责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带有唯心主义的性质”，否认了因果联系的重要性以及“不承认有衡量历史真理的客观标准”。由此，康恩认为柯林武德“违反自己意愿走向相对主义”，没能解决历史思维的实际问题，乃至“把历史思维引入了主观主义的抽象概念的死胡同”。⁽¹²⁾此外，康恩区分了“历史学家的科林武德”与“哲学家的科林武德”，并指出柯林武德处理考古材料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康恩构建的柯林武德形象代表了那时苏联史学家的看法，随着康恩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路数也为当时国内史学家所认同，并以批判的姿态介绍了柯林武德。譬如，1955年曾赴列宁格勒大学留学的程西筠，她在1979年发表了《英国史学发展概况》一文。这篇论文认为：“资产阶级史学的危机首先反映在理论上。一度影响很大的实证主义这时也受到攻击，相对主义、怀疑论抬头，否认历史有客观规律可言。代表人物可推牛津大学教授，新黑格主义者，科林伍德（R.Collingwood）。他的《历史思想》（1964）一书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宣扬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索历史人物各种活动的动机。”⁽¹³⁾从上述言论来看，《英国史学发展概况》一文大体上沿袭了康恩对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的批判。之后，苏联其他学者的著作也被引介进来，譬如概论性质的书有《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维诺格拉多夫（К.Б.Биноградов）在批评剑桥大学伯利（J.Bury）的历史解释时，顺带提到了柯林武德。⁽¹⁴⁾

20世纪80年代，《历史的观念》、《艺术原理》、《艺术哲学大纲》与《柯林武德》等原著被翻译成中文。不止如此，苏联学术著作的再次传入亦间接地介绍了柯林武德。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策划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加尔金主编的《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一书从方法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历史规律与进步等方面，批评了“科林伍德的体系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在历史知识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还夹杂着主观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¹⁵⁾其次茹科夫（E.M.Жуков）撰著的《历史方法论大纲》也提出了责难，茹科夫从“社会进步”与“历史事实”两方面考察了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他认为柯林武德完全不能接受历史进步的思想，“完全否定史料的独立意义，强调历史学家对它们可以作任意的解释”。⁽¹⁶⁾从上述两位苏联学者的分析来看，他们仍未摆脱康恩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路数，甚至缺乏康恩那种较为冷静的客观分析。在1990年中文版《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一书中，古谢夫认为柯林武德否认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指出后者的“历史意识”是“先验的”、“独立的”，从而“真理是主观的”并使得历史事实的评价表现为相对性。⁽¹⁷⁾除了国人熟知的康恩、加尔金、茹科夫等人外，安德鲁斯·伯科（Andrus Pork）提到，苏联学者基塞尔（M.A.Kissel）撰写了多篇有关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论文，其中涉及到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罗尼（E.Loone）亦致力于阐释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并分析了柯林武德在历史哲学史上所处的地位，论题直接指向了柯林武德有关因果关系的讨论。⁽¹⁸⁾显然，苏联学者眼中的柯林武德是个急需批判的对象，他们并不局限于史学观念与方法的阐释，而是转向对柯林武德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批判，这一阐释策略深深地影响了国内学者，不只如此，苏联学者的结论基本奠定了国内研究者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式评价。

20世纪90年代，研究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进入了繁盛阶段，论文成果也较为丰富，研究者从广度与深度挖掘出许多课题，这些成果将在下文的第二、三部分做详细的论述。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传布，国内史学理论研究者将视线投向了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家，譬如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研究一度遭受冷落，这期间的情形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翻译，研究性论文渐呈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除了传统实证主义观念影响之外，新史学思潮可谓日新月异，尤其环境史、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实践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另外，经历了理论启蒙之后，国内史学实践者对待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一种理性和实用的态度，亦尝试构建本土的史学理论体系，表达了一种理论自主的主体性诉求。

总之，从文献资料的传播路径来看，部分学者是间接地从苏联翻译作品中接受了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他们带有意识形态批判的色彩；另一条是基于原著本身的翻译，他们侧重探讨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本身，形成了一种较少关注柯林武德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哲学思辨的研究路数。上述两条不同的传播途经直接影响到国内研究者，进而在理解与评价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时，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诚然，这些分歧也与他们阅读的资料相关。随着文献资料的增多，柯林武德的中文形象必定呈现为立体的画面，研究者的认识也将逐渐地得到深化。当然，传播途经的差异也昭示史学理论研究者，他们只有在批判地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发挥自身能动的主体意识，方有可能较为客观地理解和评价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而不宜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去接受转手批判之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