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武德：进步与进化之间的关系

（一）进步与进化

在论述历史进步时，柯林武德延续了区分自然与心灵的认知方式，对历史的自然主义持一种批评的理论立场。由此，他阐释了历史进步论和历史衰退论的实则内涵。在柯林武德看来，社会处于转型时急需处理好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在价值选取时，也需处理好整体社会与单个成员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乃是系统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对抗，存在历史和社会根源，考验着评价者的智慧和恢宏的历史远见。譬如，古希腊诗人赫西尔德深具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念，哀叹自身生于不幸的黑暗时代，这种悲观立场促使他谴责弱肉强食的社会，却把希望寄托于公正的未来社会。同样，18世纪的哲学家们却建造了另一座天堂，认为当下社会正走向不断繁荣富强，这种进步观念不仅涂饰了当下社会的合法性，而且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则，预设了一种历史结束于未来的末世论。历史学家若对上述两种观念做出评价，他们诉诸的并不是个人情感，而是适合自身心理结构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种寻求价值社会根源的作法迫使历史学家把过去的时代视为一种变化的整体，把诸多价值视为历史描述的事实，从而形成“历史证据＋个体经验”的理解模式。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评价乃是研究者心灵重行过去的生活，重演过去的思想。

柯林武德认为谈论进步，势必预设了某种评价标准，而确立评价标准就是在诸多潜在竞争的价值中做出选择。由此，考察价值选择的问题便可简化为评价标准是如何确立的问题。在论述评价标准问题之前，柯林武德先区分了“进步”（progress）与“进化”（evolution）的不同内涵。柯林武德认为自黑格尔时代以来，进化概念主要经历了“生物学阶段”和“宇宙论阶段”，它们都隶属于自然范畴，譬如达尔文将生命视为与物质和心灵不同的进化过程，全然不关乎“意识以及意识所赋予人类意志的那些道德属性”。⁽²⁰⁵⁾事实上，“自然的进化过程”与“人性的进化过程”迥然有别，进步则多适用于历史领域，表现为一种嵌入时间和逻辑的形式改造。譬如，如果形式b是a的一种改造，c是b的改造，d是c的改造，那末由此产生a、b、c与d的次序，这种蕴涵等级秩序的改造则表明了一种进步。由此，柯林武德认为“某个发展之所以称为进步，是因为它变成了一种更好的东西”。⁽²⁰⁶⁾显然，进步蕴涵了对评价对象进行比较的观念，这种比较的观念并不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体偏好，而是设定了普遍价值的可能性。譬如，在阐述哥特式和诺曼底式的建筑审美偏好时，柯林武德认为无论是阴柔瘦削的哥特风格抑或雄浑壮硕的诺曼底风格，个体的选择皆缘于他们持有不同的审美偏好，这种分歧只不过承认了个体自身的局限性。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筑风格的改变除了技术标准之外，还蕴涵了对不同社会问题的解答。由此，柯林武德认为“每个阶段的艺术都有自身的美，用等级刻度的字眼判定它的好坏实则毫无意义，若执意为之，这就犹如将世间万物看成一张试卷终将沦为教员恶习的牺牲品”。⁽²⁰⁷⁾在柯林武德看来，“在艺术中存在着发展，但不存在着进步”，“每一件新的艺术品就都是解决一个新问题，这个新问题不是出自一件以往的艺术品，而是出自艺术家的未经反思的经验”“艺术家作品的好坏，要视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优劣而定”。⁽²⁰⁸⁾显然，柯林武德再次重申了自然过程不存在真正的进步，进步只限于探询人类思想的历史过程。即便如此，他还是质疑了幸福、舒适及满足等进步的可能性；此外，柯林武德也批评了将人类生活的某个历史时期视为评判整个人类历史的标准。因此，这种怀疑精神使他逐一分析了道德问题、经济体制、科学理论、哲学问题以及政治制度等领域存在某种进步的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区分“进步”与“进化”，我们可引证柯林武德自己使用的案例：“设若某人或某个族群原本以食鱼为生、并且供鱼入不敷出，那么他用挖掘根茎的新方式来觅食，这将引起局势与活动在类型上的一种变化，但这不能视为一种进步，因为此种变化并不意味着这种新类型是对于旧的一项改进。但是，食鱼的族群倘若把他们的捕鱼的方法从一种无效改变成一种较有效的情形，某个普通的渔人平均每天能用它捉到十条鱼，代之以原来的五条，这将可视为进步的个案了。”⁽²⁰⁹⁾质言之，柯林武德在此将“类型改进”作为评判“进化”与“进步”的标准，“类型改进”又蕴涵了群体利益的分歧或生活方式的改变，进而触及到以哪些人的利益作为评价进步的依据，或者说这里是否存在第三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在柯林武德看来，确立评价标准宜先区分“历史剧中人”与“历史旁观者”两类价值主体，前者又可分成“革新派”与“守旧派”两类人。以上文“捕鱼”为例，如果年青一代用新方法捕到十条，年老一代因固守传统方法只捕到五条，那么仅以捕鱼数量为标准，年青一代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且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牺牲了社会的或宗教的制度。然而，在年老一代看来，如果以牺牲社会的或宗教的制度为代价多捕得五条鱼，那么这种技术改变并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由此，关于捕鱼的认识便出现了“革新派”与“守旧派”两种对立的价值观，这种对立的价值观源于他们分歧的进步标准，那么通过求助“历史剧中人”来弥合这种分歧看来难以实现。由此，这种选择只能由“历史旁观者”来决定，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难以规避对诸多行为价值加以判断的必要性，在做出判断时，他不应当偏袒任何一方，而应当作为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和法官，他的公正使他有责任对某些行为的好坏做出恰当的判断。这种判断并非历史学家基于历史工作之外的动机而做出不相关的行为；在未全部转化为虚假的抽象过程中，它构成了历史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抽象把事件和行为割裂开来”。⁽²¹⁰⁾显然，柯林武德认为价值分歧是一桩历史事实，可视为历史研究的“绝对客体”（absolute object），进而认为合格的仲裁者承认了这样的评价标准，“他必须把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作两个整体来判断它们相对的价值。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能够以同等的同情感钻入到每种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和价值里面去；他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里重行经验它们两者，作为是历史知识的对象”。⁽²¹¹⁾质言之，柯林武德在此预设了普遍价值的存在，亦即任何生活方式皆是合理的。由此，历史学家的价值选择只不过是对历史剧中人行为结果的描述，这种描述将转化为历史考察的对象。此外，柯林武德提倡的标准亦蕴涵了远和近的“情感距离”。远的“情感距离”使历史学家能够以“同等的同情感”去理解逝去的人类生活，规避了利益纠葛，成为历史现象的旁观者。相反，这些过去的生活价值之所以成为历史考察的对象，是因为近的“情感距离”使历史学家在“心灵里重行经验”逝去的人类生活，这有似于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Geertz）主张的“参与式”或厚叙述的文化解释策略。当然，历史学家和“历史剧中人”皆是个体性存在，他们的选择表现为各自不同社会“局势”（situation）下的个体选择。因此，历史学家不仅要描述“历史剧中人”所要应付的局势和选择，而且需解释“历史剧中人”做出此种选择的理由。

有鉴于此，历史学家为何选择这一评价标准而不是其他的评价标准呢？或者，历史学家是否能找到解决价值冲突的普遍标准呢？为解决此疑问，柯林武德认为，个体的理性行为可从“效用”（utility）、“正当”（right）及“责任”（duty）等方面获得解释。就效用而言，任何个体的理性抉择都蕴涵了手段和目的：“如果作为整体的行动被设想成个体性，那么目的不再是任意的选择；它之所以被视为某人选择的目的，是因为他不得不选择它。同样，某人用来实现目的的手段，它不再当作是从诸多可能手段中任意选择的一种手段，它之所以是手段，是因为他不得不选择它。”⁽²¹²⁾质言之，历史学家的价值选择植根于人类的整体行动，历史学家评价的正当性表现为历史学家与“历史剧中人”近似委托的责任关系，“历史剧中人”的行动结果构成了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袭的传统，这种连续性的历史意识构成了历史学家的责任意识。⁽²¹³⁾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的“责任”既表现为时间序列，又预设了逻辑的优先性。就时间序列而言，历史学家是在T₂时意识到他的历史责任，并且是在T₂之后的T₃来践行它，而“历史剧中人”的行动却发生在T₂之前的T₁，由此“历史剧中人”的行动不可能延续到T₂、T₃，同样，历史学家的价值选择或道德判断也不可能在T₁时做出，两者都表现为闭合状态。不过，历史学家由于“后见之明”而占据了逻辑的优先权：历史学家依据自身时代的价值观、社会习俗以及行为结果来选择他的评价标准。⁽²¹⁴⁾另外，柯林武德也认为，“选择的领域是历史研究的可能性领域。它不是选择对象的领域，它是选择活动的领域。选择的观念不属于历史知识论，而归属于历史研究的伦理学”。⁽²¹⁵⁾换言之，历史学家选取那些事件或行为当作构造历史的素材，不仅取决于被选事件或行为本身具有的价值，而且裹挟了历史学家对事件或行为的评价标准。用乔纳森·戈曼（Jonathan L.Gorman）话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难以推脱自己的道德判断，即便我们使用过去见证人的标准去评断人类行为。在评断过去时，我们无论是运用与事件同时代的道德标准，抑或我们自己的标准，它的确是个严肃的问题。不过，那个选择不能留给过去的见证人”。⁽²¹⁶⁾同时，戈曼亦认为，“选择是个道德的问题，而非认识论的问题，无论历史学家是否应做出道德判断”。⁽²¹⁷⁾诚然，两人的观点存在差异，可是两人皆主张历史学家做出价值选择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叙述既是一种求真的史学实践，也是历史学家承诺或实现某种道德理想的活动。历史评价是历史学家介入和批判现实生活的手段，凸显了历史学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历史学家选择某种价值亦即选择某种生活方式，即便他在评价过程中不遮蔽历史事实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