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品格的评价

第三节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品格的评价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品格，人们的评价也不一致，既有赞美之词，也有指责之词。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人品中，有一部分令人钦佩和赞赏，也有一部分令人不快、让人为之惋惜。下面分别对这两个方面作些评述。

就前一方面而言，首先是他怀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这鲜明地表现在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具体行动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英国求学，时年26岁。尽管他因患有疝病而属于免服兵役之列，但他出于爱国热忱，仍作为志愿兵参加了奥军，1918年他被意军俘虏，直到1919年才获释^[16]。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52岁，正在剑桥大学任教授，身份颇高，但他也出于爱国热情（当时他已加入英国籍），毅然放弃大学教授职位，志愿到伦敦益伊医院充当看门人，后来又到纽尔斯尔的一个医学实验室当实验员。这种志愿放弃安宁舒适的教学生活，而到军中服役或从事战时服务工作的爱国行动，是应受到赞扬的。

其次是他富于同情心，乐于慷慨助人，在他一生中始终如此，有许多事实证明这一点。例如，他的父亲于1913年去世，留给他一大笔财产。他没有把这一大笔遗产用于自己花费，而是在1914年把一大笔钱匿名资助两个文学刊物和一些贫困的艺术家，其中有奥地利诗人里尔凯和特拉克等。1919年从战俘营回国后，他又把剩下的、数量可观的遗产赠给他的四哥保罗和两位姐姐^[17]，自己到奥地利边远地区从事小学教师和园丁助手等艰苦工作，过十分简朴的生活。1939～1940年间，他在剑桥大学任教，见他的学生马尔康姆求学生活困难，他便从自己薪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这个学生的生活费用，达半年之久。1946年，他的另一个学生安斯康（E.Anscombe）当时未找到工作，又要分娩，生活困难，维特根斯坦不仅积极为她寻找工作，而且为她支付了私人产院分娩的费用，把他的资助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学生。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德国战俘，他也深表同情，亲自到伦敦郊区的一所战俘营看望他们，向他们赠送一些乐器和乐谱，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

再次是他怀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孜孜不倦地为哲学研究事业奋斗终生。他的治学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全力以赴地钻研他所思考的学术问题，从不潦草塞责、敷衍了事。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在他的写作和讲课中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勤于思考而且善于思考的人，无论在他的写作、讲课以及与朋友交谈中，他始终认真思考问题，力求提出某些深刻的见解。为了集中精力进行思考和写作，他数次远离舒适的城市环境，独自到边远的海边小屋中过隐居的生活。例如，1947年，他辞去剑桥大学教授职务，独自到爱尔兰西海岸一所偏僻的小客店居住，专心致志地撰写《哲学研究》一书。他总是不断地冥思苦想，一旦在脑子里闪现某些思想火花，他就立即把它们记录下来，他的大量笔记就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他的讲课也很有特色，他没有讲稿，而是对听讲者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解答。他不时停下来目光专注地思考问题，以致讲课过程中经常出现长时间的冷场。听讲者对此习以为常，毫无责怪之意，因为他们明白此时维特根斯坦正在脑海里进行艰苦的思想探索。在他与其友人、门生的日常交谈中，每当涉及学术问题时，他也总是严肃对待，就像在课堂上思考和解答问题那样。如果他的听众或对话者不是以同样严肃认真的态度作出回答或提出问题，他就会非常不满，甚至当面斥责，因此他的学生和友人都感到在与他交谈时相当紧张，必须集中精力像他那样认真地思考问题。他对发表自己的著作也非常慎重，例如对《哲学研究》一书，他多次反复补充修改，仍不满意，迟迟没有公之于世，直到死后才由其友人和门生整理编辑出版。他把治学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听说摩尔因患心脏病，其夫人禁止摩尔与学生讨论哲学问题在一个半小时以上，并阻止他参加剑桥大学伦理学俱乐部的讨论会，以免他因过分劳累或心情激动而导致心脏病复发，这本是一件正常的事，维特根斯坦却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即使摩尔因此遭到不幸，那也不必惋惜，而是死于职守，死得其所，仿佛在他看来，正如战士应当死于战场上那样，哲学家应当死于他的书斋或讲堂里。维特根斯坦不仅对哲学研究怀有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甚至对他担任的一些临时性工作也是严肃认真，深入钻研。例如，1943年，当他在纽卡斯尔的圣维多尼亚医院临床研究实验室当实验员时，尽管他从未做过医务工作，但经过他对某些医学问题深入钻研，仍提出一些令医生们吃惊的卓越见解。他还发明一项简单估计负伤面积的技术，有助于对伤处的治疗。对于他的这种敬业精神，艾耶尔作过这样的评论：“维特根斯坦的性格很少有轻浮怠惰的成分。他在指导自己的哲学班时的执着热情是有目共睹的。维特根斯坦一生潜心哲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点被他大量的、内容广泛的和大致有条理的笔记所证实。”^[18]

还有就是他为人诚实，作风正派，决不虚伪逢迎，表里不一。有好几个事件表现出他性格中的这个特征。例如，在他于1947年辞去剑桥大学教授职务后，他晚年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宽裕。1950年，牛津大学邀请他主持洛克讲座，听众有二百余人，讲课费有200英镑。这是一项既有很高荣誉，又有丰厚收入的工作，但被他谢绝，因为他认为这种讲课方式与他过去的讲课方式大不相同，他只能作讲演，而没有与听众交谈、讨论的机会。稍后，他的友人和门生马尔康姆为他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到一笔可观的研究经费，这也可以大大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但他也谢绝这笔资助，因为他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坚持紧张的研究工作，不能很好完成应完成的任务。

再有是他生活俭朴，不追求世俗的名利。前面已经谈到，他早年把继承的绝大部分遗产无偿捐赠他人，而自己到边远乡村过小学教师、园丁助手的艰苦生活。在他担任剑桥大学教授期间，名誉地位和经济收入都很不错，但他仍然过非常简朴的生活。他住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帆布靠椅这样一些简单家具，没有任何装饰品，衣服也很朴素简单，但很整洁。他非常喜欢到边远地区的乡村木屋中独自一人过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1947年他毅然辞去剑桥大学教授职位，独自到爱尔兰海边过隐居生活，这也是很不平常的。

维特根斯坦性格中的这些优点非常突出，另一方面，他的性格中的某些缺点也非常突出。首先，他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过分自负，不能虚心听取和接受不同意见，甚至对别人的不同意见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用粗暴专横的方式予以反击。例如，在他前期的学术活动中，当他完成《逻辑哲学论》一书后，他就十分自负，认为他在此书中已解决了有关世界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结构、世界的逻辑性质和逻辑形式等等重大的哲学问题，并在该书的序言明确声明：“这里所陈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来是无可置疑和断然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已经在根本上彻底解决了。”（v.1，p.188）显而易见，他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所说的那些哲学问题，既不是他在撰写《逻辑哲学论》一书的短短数年内所能“彻底解决”的，也不是他能依靠他一个人的能力“彻底解决”的，而且，他在此书中陈述的那些思想的真理性，也不是“无可置疑和断然确定”的。可以说，他在这里表现出这种自负情绪几乎达到狂妄的地步。后来，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他的前期哲学思想的种种错误和缺陷，并给予尖锐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后期已改变他的这种在学术观点上过分自负的性格，正如他的友人马尔康姆所评论的那样：“他不相信他的哲学的中心思想可能是错的。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肯定相信他在哲学上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进展。”^[19]

又如，1946年，艾耶尔应邀著文介绍当时的英国哲学概况，这就不能不介绍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由于《逻辑哲学论》在当时英国哲学界颇有声誉，而他的后期著作如《蓝皮书》和《褐皮书》等只在少数人中间传阅，没有公开发表，不能作为评述的依据，因此艾耶尔着重评介《逻辑哲学论》的观点，对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谈得很少。维特根斯坦对这篇评介十分不满，认为艾耶尔假装不知道他的后期哲学思想而不作评介，其实是艾耶尔不想公平承认他曾受惠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曾要他的两个门生代他著文答辩，他们表示无力承担这项工作。于是维特根斯坦就亲自给艾耶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申斥信，提出上述指责。艾耶尔回信表示歉意，说明他为什么没有在此文中详细评介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原因，并声明他对《逻辑哲学论》评价甚高，从中受到许多启发，维特根斯坦接受艾耶尔的道歉，此事才算了结。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哲学见解多么自负，对艾耶尔的指责多么独断专横。因为艾耶尔在这篇评介中对于他要评介什么有他的选择权利，他没有义务或责任一定要评介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何况他对此作较少评价有其客观原因，更不能由此断定艾耶尔不想公开承认他曾受惠于维特根斯坦。

又如，1935年，维特根斯坦的门生和助手拉策罗维茨（A.A.Lazerowitz）写了一篇文章，试图阐述维特根斯坦关于某个论题的观点。她把这篇文章交给当时负责编辑《心》这本杂志的摩尔，同时也送一份给维特根斯坦审阅。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篇文章没有正确表述他的观点，不允许她发表此文。当她坚持要发表时，维特根斯坦去找摩尔，要求不发表这篇文章。摩尔没有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要求。维特根斯坦对此非常烦恼和激动，甚至终止了继续向拉策罗维茨口授《褐皮书》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维特根斯坦对拉策罗维茨的处理是不公允的，甚至是粗暴的。因为，即使拉策罗维茨在她的文章中没有正确表述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作出解释，加以更正，但无权禁止她发表这篇文章，更不应当因此而终止她作为他的助手这份工作。

还有，维特根斯坦胸襟不够开阔，不易宽恕别人，而且性情急躁，易于激动，甚至用很不礼貌的、粗暴的态度发泄自己对别人的不满。例如，摩尔是维特根斯坦的导师和朋友，摩尔对维特根斯坦十分敬重，而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态度有时很不礼貌。在一次讨论会上，摩尔宣读一篇论文，提出一个与维特根斯坦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立即进行反驳，情绪十分激动，他向摩尔提出许多质问，而根本不让摩尔有机会进行答辩，这样至少持续了两小时。维特根斯坦的友人认为他对摩尔的这种态度是不礼貌的、粗暴的，维特根斯坦却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友人的规劝荒唐可笑。

又如，前面谈到，罗素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导师和朋友，对维特根斯坦作过大量的、无私的帮助，不但竭力促成《逻辑哲学论》的出版，而且亲自为此书写了长篇导论。维特根斯坦对这篇导论十分不满，认为它误解了他的观点，拒绝把他的这本书与这篇导论一道出版，并给罗素去信，说他已不想出版此书，罗素可以随意处理他写的导论等等气话。在这件事情上，维特根斯坦对待罗素的态度也是不礼貌的，甚至是粗暴的。即使罗素对他的观点有所误解，他也可以向罗素说明，也可以在该书后记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不应作那样粗暴的处理。

还有，在一次小型聚会上，波普（K.Popper）提出一个与维特根斯坦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对此十分恼怒，从火炉里拿出一根烧得火红的铁棍，在波普面前晃动，气势吓人。坐在旁边的罗素高呼，要维特根斯坦立即放下铁棍，他听从劝告，放下铁棍，但不一会又站起来气冲冲地冲出室外。这个事件表明，维特根斯坦的情绪如何易于激动，甚至达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

再次，维特根斯坦在学术问题上的私有观念太重，过分看重自己的哲学观点的专有权，经常怀疑别人剽窃或歪曲自己的观点，甚至为此与友人断绝交往。在《哲学研究》一书的序言中他明确地表白他的这种心情：“我被迫了解我的一些在讲演、打印稿和讨论中表述的成果在其流传过程中遭到各种各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地被冲淡，或者被弄得残缺不全，这刺伤了我的虚荣心，难以使它平复。”（v.8，p.4）他还向其友人表示，他担心他的著作在他死后发表时，由于他的学生和信奉者的有关著作在他逝世之前已经发表，因此学术界会认为他是从他的学生和信奉者那里获得他的思想的。因此，他表示只要他的学生和信奉者销毁他们的有关著作，他也愿意把他的著作全部销毁。维特根斯坦的性格上的这个缺点，也表现在他对魏斯曼和卡尔纳普的友情的处理上。前面谈到，这两个人都是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时期结识的朋友，对维特根斯坦十分敬重。魏斯曼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忠实崇拜者，他一直致力于阐发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工作，为此目的写了《逻辑、语言、哲学》一书，只是因为他未能把此书修改到令维特根斯坦满意的地步，才迟迟未能出版。可是，维特根斯坦却主动与这两位朋友断绝了关系，听说这是由于维特根斯坦怀疑他们两人剽窃了他的某些观点。据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看到卡尔纳普的一篇已被采纳即将发表的文章，它不仅采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而且使用了维特根斯坦所举的例证。卡尔纳普在此文中已对此作了说明，但维特根斯坦认为此文中的表述方式可能使人认为，尽管卡尔纳普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使卡尔纳普受到某些启发，但主要工作仍是卡尔纳普完成的。我们不了解此事的具体情况，不过即使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难道卡尔纳普不能在从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中受到启发，进而对有关观点进行补充、修正或提高。既然卡尔纳普在此文中已明确表示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中受到启发，那么卡尔纳普对有关观点的转述和发挥就不是对维特根斯坦观点的剽窃。其实，人类的学术大厦决不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是非常了不起的天才——能够独力建成的。每个人都可能为这座大厦添上一砖一瓦，作出自己的贡献，不必过分计较个人的荣誉得失。

再次，他的性格过于内向，疑虑过多，与别人交往中过分严格和挑剔，令人难以接近。他生活孤独，经常处于忧郁悲观的情绪之中。不论对于他个人的未来还是一般地对于人类的未来，他都怀有深刻的悲观情绪。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是丑恶的，我们的心灵处于黑暗之中，甚至多次想到自杀。他经常怀疑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好感的真诚性，认为他们与他交往不是出于爱慕，而是企图从与他的交往中获得哲学上的启发。他曾对马尔康姆表示，他年轻时之所以放弃他的财产，是由于他因此不会有任何贪图他的钱财的朋友，现在他害怕他有一些为了从他那里获得哲学启发而与他交往的朋友。他对别人往往吹毛求疵，过分挑剔，给人以难以接近的印象。诚然他也有一些知心朋友，但他们也承认与他交往是很吃力的。他的友人马尔康姆的下述感受反映了他的友人们的普遍看法：“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对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抑郁。1946～1947年的冬天，每逢同他在一起呆过几小时，我就精神劳累，神经紧张，我的典型感觉就是，几天之内再见到他我就吃不消了。”

最后，还要简略地谈一谈维特根斯坦是不是同性恋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巴特利于1973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传》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期具有同性恋的经历。这个论点遭到维特根斯坦的门生和友人马尔康姆等人的强烈反驳，引起一场持续好几年的论战。我对此没有掌握任何材料，无法判断其真实与否。从巴特利提供的材料来看，似乎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尽管同性恋这种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受人指责，但到20世纪末人们已不再对此感到惊奇，有些国家或地区甚至在法律上对此表示认可。因此，即使维特根斯坦曾是同性恋者，那也不是他生活中的一大污点，不会影响他在哲学界中享有的声誉。

【注释】

[1]M.O.C.Drury，Ludwig Wittgenstein：Personal Recollections，ed.by R.Rhees，1984，p.149.

[2]转引自任立《叔本华》，载于《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23页。

[3]冯·赖特：《传略》，载于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页。

[4]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页。

[5]A.Ambrose：“Ludwig Wittgenstein：A Portrait”，in Portraits of Wittgenstein，ed.by F.A.Flowers，1999，v.2，p.263.

[6]F.A.Flowers（ed.），Portraits of Wittgenstein，1999，v.1，p.147.

[7]F.A.Flowers，（ed.），Portraits of Wittgenstein，1999，v.1，pp.145-146.

[8]F.A.Flowers（ed.），Portraits of Wittgenstein，1999，v.1，p.149.

[9]F.Weismann，Philosophical Papers，p.80.

[10]艾耶尔：《维特根斯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页。

[11]转引自J.Wisdom，“Mysticism”，in Philosophy，10，1959。

[12]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9页。

[13]参见F.A.Flowers（ed.），Portraits of Wittgenstein，v.4，p.156。

[14]R.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p.7.

[15]转引自陈亚军：《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1页。

[16]关于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奥军作战的动机，巴特利（W.W.Bartley）在他的《维特根斯坦传》中认为，维特根斯坦当时精神上十分悲观绝望，因此他想在战争中死去，以摆脱心中苦闷。

[17]巴特利在上述那本《维特根斯坦传》中认为，维特根斯坦之所以捐赠他的绝大部分财产，是因为他不愿意结交任何一个希望得到他的财产而与他交往的朋友。

[18]艾耶尔：《维特根斯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19]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