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基督教的“生活实际性”

我们（这意味着欧洲）生活中的一种传统习俗甚或是根本性的传统习俗乃是基督教。为了从哲学角度解释这种生活，我们必须去研究它的基督教特质。这迫使我们必须尽可能返回到基督教的起源。我们可以在基督教原始组织的基本文献中找寻这个起源。对这些文献的解释表明了基督教生活的首要特征在于它与未来的特殊关系。

1954年，海德格尔在一篇短文中回忆了自己的童年：

圣诞节清晨三点半左右，敲钟男孩们来到司事房。男孩的母亲已经在那儿为他们备好了餐桌，桌上摆着调有牛奶的咖啡以及蛋糕。餐桌在圣诞树边上，从圣诞夜直到现在，圣诞树上冷杉与蜡烛的香气弥漫着温暖的小屋。几个礼拜以来——乃至一整年以来——敲钟男孩们兴奋地盼望着司事房的这一刻。这一刻的魔法可能藏匿于何处？（全集卷13，第113页）⁽⁷⁾

海德格尔的父亲是梅斯基尔希城堡边上圣马丁天主教教堂的“司事”或者说“差役”，那里同样也是哲学家本人的出生地。“敲钟男孩”的工作是为了敲响大钟（钟声远近闻名，眼下在互联网上也能听到那由七种音调组成的钟鸣），使得钟塔之神秘⁽⁸⁾悠然回荡。1932年起任弗莱堡地区主教的天主教神学家康莱特·格勒培尔（Conrad Gröber），同样出生于梅斯基尔希，对成长中的思想家本人来说他是最初的支持者之一。这令人想到1909至1910年冬季，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开始了他的神学学习。时光荏苒，还是在1954年前后，海德格尔写道：“倘若没有这一神学来源，我决不会踏上思想道路。而来源始终保持为将来。”（全集卷12，第91页）⁽⁹⁾海德格尔的哲思开端与那“冷杉和蜡烛的香气”中的“魔法”纠结在一起。他日后与基督教的论战针对的是某种特殊的基督教伪善，而绝非针对基督教生活本身。

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特定的思想阶段中几乎还找不到对神学或基督教展开系统研究的踪迹，那么自其担任讲师一职开始，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对“生活实际性”的现象学—解释学研究自发地导向了“历史”现象。因此哲学家必须对历史进行解析，将一些在历史进程中已经被经久不断的、自行淤积的解释所掩埋的原初思想开显出来（freilegung）⁽¹⁰⁾。在这种向着历史的解释学转移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在1920年夏季学期写道：

对希腊哲学和由希腊哲学导致的基督教生存的畸变进行原则性的研究，这大有必要。真正的基督教哲学的观念；基督教特性的东西并非是为既糟糕又仿制出来的具有希腊特性的东西所贴的标签。通向一种原初的、摆脱了希腊文化的基督教神学（ursprünglichen christlichen-griechentumfreien-Theologie）的道路。（全集卷59，第91页）

对基督教的关注体现在“基督教生存”上，此概念无疑受到克尔凯郭尔的影响。这种基督教生存因“希腊哲学”而产生“畸变”，这种畸变需要得到“解析性地”清除。在这种“解析”的基础之上，“真正的基督教哲学的观念”方能映入眼帘。

关注“基督教生存”的动因源自对“实际生活”的现象学—解释学研究。这种实际生活表现为与“历史性关联”互相缠结。“赢回一个与历史的真正而原初的关系”，这个意图的目的是对“实际性”进行澄清。海德格尔以这样的方法论认识勾勒出这个目标的大致轮廓：“只有从某个当前而来才有某种历史。”如果一种对基督教生存的关注来自这些先行给予（Vorgabe），那就必须把这些先行给予不仅与对历史的追问联系起来，而且还要与“当前”（全集卷60，第124、125页）联系起来，而这种对历史的追问必须从当前中得到提出并始终回溯到当前。

“历史”与“当前”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涉及到方法论问题，以至于每一种对“历史的意义”的理解都依赖于这同一个想要对其进行理解的立足点。将当前与“历史的意义”联结起来，这指示出了历史与时间的关系。处于历史中的生活本身是某种时间性现象。这一点颇为清楚，因为历史包含的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实和材料。但它并非纯粹作为过去的东西（Vergangenes）才拥有一种意义。当我们从当前出发深入辨析历史时，过去之物对此时此地的“实际生活”而言就有了重大意义。

对历史的追问引出了“实际生活”的“时间性”问题。现象学的思想方式要求在“对时间性的原初而实际的经验”本身中对这种历史与“时间性”的关系进行解说。海德格尔在对“原始基督教信仰”的观察中研究了这种有关“时间性”的“实际经验”。原始基督教信仰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实际的生活经验”本身。个中原因在于：“实际的生活经验是历史的（historisch）。基督教信仰活出了如此这般的时间性。”（同前，第80页）对基督教生存进行解释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亦即，原始基督教生活呈现为对“如此这般的时间性”的实行并因而真正地呈现为一种历史中的生活。

为了使这种关联清晰可见，海德格尔阐释了《新约》中流传下来的两封被认为是保罗所写的致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同前，第87页以下）⁽¹¹⁾。海德格尔从这个解释中提取出了“原始基督教信仰”或者说“基督教生存”的诸种基本特征。

“原始基督教信仰”的“目标”在于“拯救”（Heil）（sotería）和“生命”（Leben）（zoé）⁽¹²⁾。“基督教意识的基本态度”必须从这两极得到理解。原始基督教与拯救的关系以及与源自这种拯救关系的生活的关系只有从一种特殊的生存情境才能得到理解。拯救被“宣示”，而将日常的、由前基督教风习所模铸的生命抛弃掉的要求就与这种拯救联系在一起。“原始基督教生存”涉及一种“与较为早先的过去的完全决裂，与每一种对生命的非基督教见解的完全决裂”（同前，第69页）。这种“完全决裂”（volle Bruch）牵涉到相对于当时的生存而言的过去。它同时存在于一种“绝对翻转”（absoluten Umwendung）中（同前，第95页）。这不仅关系到要将曾经被视为风习的东西弃置不顾，而且关系到转向某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其转向方式是使这种不同的生存方式被接纳和实现为一种生命的可能。

凭着这种“完全决裂”，基督教生活具有了一种极为特别的特征。作为“决裂”的“绝对翻转”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渐变。在“决裂”中，某物突然中断，它物突然产生。惟当这种“决裂”业已发生，基督教生活才宣告开始。在这里，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生活并不源自行动着的主体。基督教生活的“实际性”“无法来自个己的力量”，它“源于上帝”（同前，第121页）。基督教生存意识到它自己产生自上帝的“恩典”。成为基督徒这件事就本源而言不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基督教生存是一份上帝的礼物，这份礼物只有通过了结过去时间进而开启出崭新当下的那种“决裂”才能收到。

对原始基督教的“实际性”而言，转向一种新的当下与下述事件联系在一起：耶稣基督已经预示了他的再临（Wiederkehr）。如此一来在当下时间内就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对未来的事情产生影响，而且对此时此地的生活产生影响。获得拯救不单源于当下，它还更多地源于未来。于是当下的生活就处于“困窘”（Bedrängnis）中。“对主之再临的期待”引起一种“急需”（Not）。⁽¹³⁾当前所做的或者必须去做的全部事情都处于这种“再临”的征兆下。基督徒“始终生活在只—还（Nur-noch）中，这加深了他的困窘”（同前，第119页）。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必须“还”得去做。基督教生存已经在“完全决裂”中抛弃了过去非基督教的生活，“困窘”无可逃避。基督徒必须“将自身置入急需中”（Sich-hinein-Stellen in die Not）从而为“主的再临”保持敞开（同前，第98页）。就生存的未来实现而言，对时间与历史的实际经验就存在于这样一种“急需”当中。

这种“受到促迫的时间性”的样式不允许对主之回返（Rückkehr）的时刻作更准确的追问，或者对之加以限定。这种对时间性的“实际经验”并不知道“自己的秩序与固定位置”（同前，第104页）。它既不是客观的时间经验，也不是主观的时间经验。等待“主的再临”不可能像等待“往后在时间中永驻不变的、业已得到揭示的事件”那样。基督教生存惟独只存在于对“急需”的当下承受中，而这种急需源出于业经宣示的拯救。

这种“急需”由一种独特的“实际经验”所加深。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撰写者谈到了上帝之复临的一个特定条件。在主重新显现之前，一个“敌人”（Widersacher）（帖撒罗尼迦后书，1：4）⁽¹⁴⁾须首先显现。这个“敌人”被称为“撒旦”（帖撒罗尼迦后书，1：9）。⁽¹⁵⁾海德格尔极为认真地对待这一实事状况，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或许颇为典型。因为他接下去说：“谁认出敌基督者（Antichrist），谁就被判为真正的基督徒。”（同前，第110页）基督教生存特殊的时间体验包含了对“敌上帝者”（Widergöttlichen）的“识别”（同前，第155页）。这种“识别”体现在对“敌基督者”所散布的谎言与诱惑予以揭穿。在“敌上帝者”的诱惑中迷失的可能如果缺失，拯救便无法获得。基督教生存的当前“困窘”决定性地由“敌基督者”的现身出场所规定。

“活出了”“如此这般的时间性”的基督教生存识得“敌上帝者”，后者既不首先表现为原罪，亦非道德过失，相反，它呈现在“敌基督者”的实际形象当中。1921年，海德格尔致信他的老师李凯尔特：“在现象学范围内，良知之探究已经变得无从理会了。”⁽¹⁶⁾此番评议毫无疑问出现在某种宗教哲学的语境下。在基督教生存中，“良知之探究”必不可缺，因为“敌上帝者”出现在对时间性的“实际经验”里。人们发现海德格尔进入到对“实际生活”的迷途的探讨中，这个探讨的进路不允许将道德和伦理主体化（Versubjektivierung），就此而言，人们大概可以更有力地为一种经常出现的批评意见找到根据，说海德格尔对道德或伦理问题怀有一种所谓的麻木不仁。无论如何，在分析基督教生存时，海德格尔将恶把握为历史本身的某种特征，而不是人的主体性质。

海德格尔对基督教信仰传统的现象学—解释学辨析表现为对原始基督教的、实际的生存的凸显，对根源处的基督教的凸显。他的目标源自对历史进行“现象学式解析”的计划。在这种开显的核心处有一种尝试，亦即使更原初地理解纠结在时间和历史中的“实际生活”成为可能。海德格尔对“基督教生存”的辨析出现在20年代早期的一小段时间内。此后，他再也没有以这种形式重新回到基督教生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这种分析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毋庸置疑，海德格尔在其全部广度内的对时间性的本己解释，与其说受到希腊的时间理解的规定，不如说受到基督教的规定。这种时间解释的至为重要的特征不只在于未来较之过去和当下的优先地位，还在于未来根本性地改变了现实的实践，因而这种同这一未来的关系对现实的实践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