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前途

在这一章里，我把自己设想成为一个进步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国人，处在这样一个地位，我将提倡什么样的改革并用什么样的程序来实行它呢？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是：中国必须自救，而不能依靠外人。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是既有其幸又有其不幸：“大战”是中国的不幸，因为日本可以乘机在东亚为所欲为；沙皇俄国的垮台是中国之幸，因为日俄的秘密联盟为之告终；英日联盟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英国人为了履行条约上的义务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利益而去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日美不和是中国之幸——但根据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协议，山东问题虽暂时取得了胜利——但这从长远看来又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会使得美国今后不愿再像从前那样反对日本。我已经阐明，如果中国不自强，那么无论日本是崩溃还是在远东称霸，对中国都极为不利，而这两种情况都极有可能出现。况且，世界列强的利益与中国的幸福和中国文化的昌盛是无法相容的。因此，中国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千万不能依靠外国人发善心。

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重要。我在本书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高出一头，但是，中国人为了保持国家独立而降到与我们相同的程度，这无论为他们自己考虑还是为我们考虑都不是好办法。然而，在这件事上，采取一个折中方案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他们不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我们的“恶”，那么，不仅会为我们所轻视，而且会更增加外国的蹂躏。他们要实现的目标只是采用的程度——必须以能维持国家安全为限。

中国首先应当注重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当然不是像义和团那样盲目地排外，而是秉着开明的态度，向他国学习但又不受其支配。日本的侵略残酷地教会了知识分子和商人这种思想倾向。爱国主义的危害性，在于当它达到了足以抵御外侮的程度之后，会转而导致侵略外国。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值得担心的是，中国在变得富强以保持自身独立的过程中，或许会因其强大而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应当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以保家卫国，而不是入侵异族。有了这个附加条件，我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复兴所必不可少的。寻求政治独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中国的传统美德和西方的技艺结合的一条途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政治上的独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我应该说，中国要想政治独立，必须做到以下三点：（1）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2）在中国人支配下发展工业；（3）普及教育。这三点都必须同时着手，但上述排列次序则表明实现这些目标的缓急。我们都已经清楚，工业建设同国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如果无政府状态没有起色，那么工业建设也无从谈起；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教育经费也就没有着落。因此，建立有序的政府是实行其他改良的先决条件。至于工业和教育紧密相连，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但我认为工业更显重要，因为如果中国人不抓紧发展自己的工业，那么外国人就会站稳脚跟，到那时候再要把他们赶走就很困难了。所以，我决定按上述次序来讨论这三个问题。

一、建立一个有序的政府。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混乱状况没有什么改变。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战争爆发在即。前者一向被认为代表中国最反动的势力，尽管《泰晤士报》把吴佩孚称为“开明的领导者”，但事实很有可能证明他不能使人满意。如果他赢了，他固然有可能履行诺言召集国会，但他同样有可能不这样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军阀的惠爱就像外国的慈善一样不能依靠。中国的进步人士要获得胜利就必须自己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我发现中国的宪政主义者目前正在磋商一个联合计划，包括召集国会和结束军阀争霸的局面。一个统一的局面是必不可少的，即使需要为之牺牲一些信念。假如所有的宪政主义者都能团结在某项计划之上，那么他们就能左右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在中国是很有影响的。或许他们迟早能拥戴一位强有力的将军作为合法的元首，并限制其纯粹以武力治国。或许他们能够由此使形势有利于他们推选出来的人士，1920年7月的情况也是如此。学生们的动乱使得形势有利于吴佩孚反对安福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人民和军队中作广泛的宣传，一旦实现和平，就要保证被遣散的士兵的工作和未遣散的士兵的军饷。由这个政治问题又牵扯出一个极其困难的财政问题，因为不把中国仅存的一点独立拱手于外国，是不可能筹得外国的借款的。（美国新银团声称：中国向他们借钱，他们是不会来管理中国内政的。我不相信，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详见第十章。他们或许无意管理中国，但实际上势所难免）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只有想办法激发商人们的爱国心，在国内募集款项。中国国内的钱其实很多，只是有钱人不愿意把钱借给一个土匪当政的政府。

将来如果起草永久性宪法，中国自然会采用联邦制度，我对此深信不疑。各省将赋予很大的自治权力，海关、军队、外交、铁路则归中央掌握。省界的观念在中国是很强的，我想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1912年时没充分考虑到这种观念实在是个错误。

在宪法拟定甚至通过之后，尚不能靠宪政主义固有的威望，还需要对舆论加以引导。另外，由真正进步的人士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委员会，他们集体作出决定，然后让所有成员执行。该委员会要力求杜绝腐败和在政治上营私舞弊的陋习，只有这样才能为舆论所信任，任何一个委员对此稍有违背就要被开除出会。要成为国家利益的保护者，就必须反对所有牟私利者、投机分子和媚外者。只有这样才能有权威去表扬或弹劾政客，起到监督执政者的作用，才能对公共舆论甚至军中人士施加影响，“少年中国”的活力、爱国心、廉洁完全能组成这样一个委员会。但是，如果爱国之心不组织进这样一个委员会里，那么，以其势单力薄将无法解决今日中国复杂的政治问题。

外国对中国主权的种种侵犯，迟早必须消除。中国要收回租借地，自己掌握关税等其他权利，免受治外法权之苦。但是，中国人能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成功地做到这一切而又不得罪外国人（日本或许是个例外）。如果在恢复之初就得罪外国人，那形势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不是好办法。俄国的处境要强于中国，尽管俄国因为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触怒了世界，吃了大亏。倘若中国建立起有序的政府，开发自身的资源，那么，用外交手段就能收回大部分的权利，其余的部分要等以后有适当的机会再说。

二、发展工业。关于这一点我在十四章已经详细阐述过了。这里再从总体上加以讨论。我已经说过，铁路应归国有；政府应该以公平的价格购买经营状况良好的矿山。为兴办工业而签约借债，必须注意工业的管理权应为中国人所有。中国如能建成巩固而有序的政府，外国资本家即便没有管理权，只要有适当的抵押，也会愿意借款给中国的。对于新银团所想要拥有的独占权，应该采取各种外交手段加以阻止。

假如有一个良好的政府，中国的工业应尽可能多搞些国有工业。在经济落后而文化不落后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或是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有许多好处：（一）国家借款比私人容易；（二）国家比私人更易于聘请外国技师；（三）国家可使重要产业不为外国人管理和控制。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国家从一开始就经营工业，可以免除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西方实行私人资本主义以致资本家权势过大，各国人民备受其压制和误导。如果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那么，工业的发展可免重蹈西方的覆辙。

但是，如果这一切要得以成功，中国的道德观念要大大地变更。要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伦理观念。经营私人事业时的诚实美德要转到国家事业上来。目前所欠缺的活跃和进取的精神也应当增加。我相信“少年中国”在爱国思想的激励下将无愧于此项重任。我们必须知道，上述的新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这些新观念，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都必将失败。

为了发展工业，中国人应当大力培植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前者尚可，而后者较欠缺。为此可以引进一些外国的熟练工人（例如德国工人）。让他们指导中国想发展的新兴工业而需的工人。

三、教育。中国要真正实行民主，就必须普及教育。如果大多数国民不能看书阅报，就无法真正地实行民主。虽说教育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也是培养政治意识所必需的，而中国农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中国人对此也不是不了解，但由于经济拮据，无法普及初等教育。这样的结果是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而实际仍为寡头政治，因为没有文化的大众无法拥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政治见解。然而，即便有了良好的政府，如果工业不发展，政府是否有能力负担这样庞大的教育经费仍是一个问题。今日中国发达的工业几乎都为外国人所操纵，所获利润成为日本人战舰和英美百万富翁的高楼和美食。如果想要将这些利润用于中国的教育，中国人就一定要自己管理的工业。这也是发展工业比发展教育更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教师的数量太少，无法在每个乡村都建立学校。但还是有很多人热心于教育，希望以有限的资金和尽快的速度造就尽可能多的教师。而中国的教育家也表现出强烈的公共思想和奉献精神，欠薪数月仍然坚持教学就是一个明证。

我认为，中国应该自己管理教育，这就同由中国人管理自己的工业一样重要。就目前而言，有几门课程仍须由外国人来教，将来就不需要了。只要外国教师不太多则不足为害，就像路矿上也需聘用一定数量的外国工程师一样。只有外国人插手管理才足以造成危害。在教会学校和其他外国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多半会丧失其本国的特性而倾向于西方文化。这使得他们不适于参与国事，并使其道德水准下降。此外，他们对于纯粹的中国事物比那些在新学校里受教育的少男少女要保守。总的来说，欧洲人对于中国比现代的中国人更为保守，所以无形中把这种倾向也传达给了他们的学生。外国学校的影响减弱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

对于那些想在专业上有更高建树的学生，他们需要到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深造几年。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留在国内接受教育是上策。因为那些留学归来的学生多少带有留学国家的腔调，尤其是美国。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委员会应吸收所有真正进步的人士，但这个委员会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从各国例如从日本、美国和德国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意见不合，等到本国的大学教育增加之后，这种困难就自行克服了，当然在今天这仍是一个较严重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困难，留学生团体首先必须出现有影响力的领袖，其次必须对某一文化有明确的设想和追求。领袖既需智力超群又需具有实干精神。从见识上来说，中国的文人历来有较大的影响力，有为的改革家若能激扬文字就可以得到多数“少年中国”的拥戴。中国现在确有如此才能的人，举一个我认识的人作为例子：胡适博士。他学问精深，长于文学艺术，性格活跃，积极致力于改革。他所写的白话文激励了不少进步的中国人。他主张吸取西学之所长又不沦为西方文化的奴隶。

至于我所设想的留学生社团所需要的实干的政治领袖所应当具有的才能，又与知识上的领袖所不同，或许这两种才能不可能为一个人所兼而有之，因而需要像列宁和马克思这两种才能大不相同的人士。

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还应该同世界有重大关系。如果中国能免受外国的戕害，那么，从现在起，这一复兴的精神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这就是“少年中国”所应该订立的目标：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所谓实际问题有两个：一个由国内情形所引起，另一个由国际情形所引起。前者包括教育、民主，减少贫穷和饥饿，个人与公共的卫生等；后者包括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修正条约、收回港口（在这方面可把日本作为例子）、建设强大的足以抵御日本的军队，等等。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要采用西方科学，但没有采纳西方的人生观的必要。

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那时，汉唐时代远征中亚细亚的历史又将重演，或许仿效忽必烈而去攻击日本。他们将利用天然资源，在国内造就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而在国外却让上百万的人饥饿而死。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学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误入迷途，以蛮横的霸权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即使表面上看能击退仇敌，但实质已经为仇敌所屈服了。世界列强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终将自取灭亡。如果中国加入这种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会与它们同归于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我愿以此来唤起“少年中国”，因为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秦悦译自《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