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社会的特点

无论什么人，譬如像我似的，凡是希望社会的结构上根本的改革的，早晚总免不了问自己这句话，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里头有了什么就算是好，有了什么就算是不好？这固然大半会因各人所好的不同而回答的也不同。例如在历史里头，有人喜欢这个时代，有人喜欢那个时代。有人崇拜文质彬彬的时代，有的就对人说他顶佩服稍微野蛮些的时代的朴实的好处。平常人总不肯承认说自己的政治的意见都是从那些任性的好恶来的，然而我相信世上各种政治的意见的一大部分，要是推究起来，都是来自一种未试过、未验过，几乎无意识地喜欢这种或那种（实在的或想象的）社会制度的心理。但是我想，除掉这些个人的好恶和梦想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客观些的原理出来，而我想自命要改革社会的人比别人更要紧的要有一个不单用他自己的好恶而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

人的关于眼前事情的政治意见总有个辩护的理由——总是问这个或那个政策会有什么结果：这一着要惹出战争，那一着要生经济的奴隶制度；又是一着要把穷人饿死。但是，当我们盘算什么弊端最要免，什么利益最要得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总是已经在心里有了一个最爱有的理想社会的模样了。譬如这个人说他不怕战争，因为他想到那些荷马式的英雄豪杰觉得是很有意味的赞赏的资料。那个人说经济的奴隶制度不碍事，因为他想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做赶奴隶的，不会自己去做奴隶的。又一个人说不怕穷人饿死，因为他自己已经私藏许多财物不会穷的，所以他就相信自古英雄都是艰难困苦造成。因此，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就不同，而他们所以意见不同的内里的原因，他们自己和别人都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所以就可以作无穷的争辩的材料。我们假如要使人的政治的评判变成有意识的，说得出的，因此更科学的，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人的表面意见所来自的理想社会的观念披露出来叫它见见天日，然后再想法子找一个比较这些理想社会的标准，或是用能受普遍赞同的程度，或是用别的长处来作评判。

我现在打算先研究几种常有的，但我以为不对的评判社会制度的法子，然后再讲几种我以为应该用的标准。

多数时代里多数的人，他们最常用的评判的法子就是顺着遗传下的偏见说话。无论哪个社会，只要不是过渡很快的时候，里头总有许多习惯和信仰从上代遗传下来，现在人绝对没有什么对它发生的问题，而且有谁不照它奉行，人家就以为简直不成话说。在这里头，我就可以拿宗教、家庭制度、财政制度等类作例。古代希腊人的特别长处，就是在他们通商过海的生活，使他们阅历无数的各不相同的风俗和思想，所以会对于所有的这些风俗都用怀疑的态度来追究它们，连他们自己的亦在疑问之内。我想我还记得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有一段讲有几个希腊人和一个野蛮民族谈话，那些希腊人听见他们野蛮人死了都吃掉以为惨无人道，但是他们听见希腊人死了把土堆在身上让他去烂，觉得非常野蛮。像这样的同别的民族来往，一定会把常住在一个地方所得的坚固的习惯和信仰摇动起来。在我们的时代，非但是游历和通商，并且从实业制度之发生所产出来的社会制度的变迁，也有这种结果。无论那里实业发达到已经不是新花样的地方，那地方的宗教和家庭两个支持纯是遗传下来的社会结构的砥柱，总是已经没有管束人心的势力。因此，现今时代守旧的势力的薄弱是自古以来所没有。例如说私产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的信仰，这个信仰的来源是从前家长制度的家庭，各人自己算是应该享用自己力量造出来的东西的权利和用兵力所得财物的权利。现在虽然这几层相信私产制度的理由早已不存在，现在虽然没有人找出什么新理由来代替它们，而人类的最大部分仍旧抱持一种不敢疑问的信仰的态度，大概总还是受教条当中“汝不可盗窃”几个字的影响。这私产制度本来是从实业前时代遗传下来的，因为从前一个人或是一家子可以造整个完全的货品。但是在实业制度里，一个人总不会做出一个全东西，他做的大概是一百万件东西每件的千分之一。在这种制度，要说一人自己出力做的什么，什么就归他的，这话自然不通。譬如说一个铁路的货车上搬路闸的工人，请问里头载货的几分之几是他的劳动的代价？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要叫个个人得他自己力量所做的货物，这种求公道的法子是做不到的。马克思以前的古社会主义家动不动总主张这个除去资本制度不公平的弊的法子，但是他们的主张又是“乌托”好梦，又是退化主义，因为这是不拿大批实业的方法的。所以，可见得一天承认私产制度的不可变，一天就难除资本制度的不公道。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的人见到这一层，所以就把所有的私产都充了公给国家用。因为这种举动，直同私产主义宣战，所以全世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得那么厉害。就是许多正式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想到把有钱人赶出公馆，让太挤的穷人进来住，也觉得不大好。这种天然的感觉，很难纯用理性来解它。能想得过来的人，像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就只得对全世界做对敌。在平常人心理要纯用理论来破除守旧时观念，就是讲了一百年还不如真做出一个模范的社会，里头无论什么旧思想旧制度都不问的。我想过些时候将来人能看得出事情的真分寸，就会看出来布尔什维主义的真贡献是在实际上的否认私产主义，这种主义非但阔人有，多数人都有，在现在世界是一个根本上进步的大阻碍，大到非去掉它不能有再好的世界。

还有一样事情，会使人不知不觉地喜欢这种或那种的实在的或想象的社会制度，就是这种社会里有不有机会给他做他自己以为专长的事业。譬如拿破仑这个人，就是他小的时候，一定不会很热心于世界和平的梦想，现在许多实业大家看见撒缪尔·勃得勒（Samnuel Butier）的“埃而荒”（Erehwon）国里头机器都是犯法的，一定亦不会赞成。同样，要是有个社会，里头画的画必要经过县衙门里通过才准发表，美术家就一定不喜欢的。许多美术家反对社会主义也是这个缘故。在17世纪，许多科学家因为宗教压制的原因很难成他们的事业。同样，现在在俄国的学问家反对政府的逼着他们一定要依马克思主义教人。喜欢差唤人家的人（这就包括世界上多数有才干的人）一定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因为不能用权威制服人家。他们要是自己不是握权的人，一定反对现在的主权，但是到推翻了它的时候，又要拿自己的权柄代它，并不是要废去权威，因为在一个世界里个个人要是都能要怎么就怎么，那么有用的人才干的人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了。至于喜欢自在的人，就恨很固定的制度。他们一定反对很严格的教育的训练。在欧战的时候，他们叫它普鲁士主义。要是他们懂得一点俄国的情形，他们就会叫它布尔什维主义。我自己的性情上对于这种自在的态度也很表同情，而且我天天看见中国的情形更觉得如此，中国可以算世界上最逍遥自在的国了。可是现在不是讲自在的时代，亦不是可以让这种性情上的偏向来定利弊。现在的时代是现在为将来计的，是这一辈为下一辈计的时代。

还有一样事情多少有点无意识地影响于人对于社会制度的判断，就是问造成这种新社会的手续是不是他们乐意的事情。我怕有许多革命家不免有这种目的在他心里。世界上一定有许多人恨压制的人比爱被压制的人厉害得多；有许多人的心理以为凡是慈善的感情都是可厌的、骗人的事，他们所有的革命的热心大部分都是想到惩罚那些中产阶级人的痛快发生出来的。这种人自然在激烈派当中不会没有的，因为他一定要用激烈的手段才会觉得痛快。有许多人的爱国心和军阀主义都是一个源流来的。想到打仗（或者多数是想到使人家打仗）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爱国心就有会发生战争的好处。我并不是说人都自己觉得有这些冲动影响于他们的信仰，不过我要说就是这些冲动有那种“解心术”里所能披露的无意识的冲动的作用，而且我想最要紧的就是把这些冲动的作用的拖出来叫它见天日，使我们看透自己心中的暗鬼，又尽我们的力使人家亦看透人家自己的。因为埋在暗处的无意识的冲动要是不发现出来于理性有妨碍，讨论所不及，一定不会有客观的结果。

有许多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家，他们判断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就只问造出来的结构是不是看起来很像样的。他们有时候忘记了社会是个人组织成的，社会的得失总不外乎从个人生活的情形上看出来。他们当着国家是自己存在，除了他里头国民以外另有生活似的。他们所谓国家的好处大概是一种美术的或是道德的满意的地方，不过他们自己不觉得有这种标准就是了。《圣经》说上帝造了世界，看见造得很好，我们知道一定不是从住在世界上那些不幸的人的观点看的，一定是一种所谓高尚的观点，大概是美术的赞赏的态度。同样，社会理论家造出些理想世界，他们虽然会想得到一定没人爱住在里头，但是偏赞成它。因为里头样样事情又干净又整齐，什么时刻个个人照中央的计划做什么一定的事情，他们服从那个管理人的命令犹之乎全宇宙的服从上帝的命令。那理论家自然觉得自己是坐在行政官的椅子上。这种社会理论从黑格尔（Hegel）的哲学的势力在大学教授当中很通行。他用它来赞许普鲁士帝国，他的各国的徒弟就在各国帮助守旧的势力。自从欧战以后，黑格尔的势力打一个大折头，人家说起来总算是因为德国侵犯比利时的一种不可解的结果，但是，别种形式的相似的主义仍常有存在的。实业主义的应用于程度浅的国里的，多分都是这种的。有实业思想的人再也不能想让许多爱懒的人民整日地坐在香蕉树底下，等香蕉熟了掉在嘴里就吃，那么样享有不生财的懒福。有几种社会主义不免有这种偏见，他们只要求造成一个理论上很好看的国，不问它里头人民的情形于这种制度合得来合不来的。帝国主义的一大部分亦是这样的。在地图上看见一大片自己国土的颜色是很愉快的，看见自己的土地东一块西一块被人侵犯剩下来不很整齐的是很不快活的。我们用观赏的态度而不用实际生活的理论，这种思想的习惯的来由，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暂时观察时意见觉得要紧，而对于多数的别人在政府底下受苦的地方容易忘记。这种习惯是社会学许多谬谈的来源。无论谁要作社会学家，应该天天自己背一句很简单却是很要紧的格言，就是一个国家是人民得要在里头过日子的东西，不是专门给人家书里念的或是好像从山顶上看风景似的观赏的。

以上所论的是几件我们以为错误的评社会的法子。现在要讨论我们能赞成的法子了。

一个好社会里有两个条件：第一，社会里人民现在的幸福；第二，社会以后再进步的机会。这两件并不总会同时并有的。有时候一个社会里一点现在幸福都没有，而有将来变成空前未有的大进步的萌芽。有时候一个社会里有很多的普及的幸福，但是一点没有进步，到后来变成衰败。所以，我们在研究理想的社会的时候，应该把这两件当作截然可分的两种成素。假如社会的物理学比现在进步些，假如预料的方法比现在靠得住些，那就将来进步的方面比现在的幸福更要紧。但是，在事实上，政治学去科学的程度还远，社会的将来又是那么说不定，所以，现在知道必有的幸福，一定可以比得过将来更大、更长久的、但是未必一定有的好处；俗话说“手里一个鸟值得林中两个”——在林中要是连有鸟没鸟都不知道，这话更真了。所以，我们先讨论讨论什么可以增进现在社会里的幸福。

要评判一个社会的现在的幸福，有两种错误我们应该改的，就是贵族的错误和局外人的错误。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从外面旁观的错误了。贵族的错误就是只问对于社会上少数的占优先地位有什么好坏。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君王、教士和贵族，过得非常地舒服，但是社会上的别的部分大概都是些奴隶和下属，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很穷苦的。现在的资本制度的大资本家，亦有很快活的生活，他们又能练练自己的才干，又有物质的舒服，又被人羡慕。但是，多数的工人可只能做一个大机器的一部分罢了。他们因为生计问题，不能不被拘束在这种地位，除了罢工或革命以外没有可以得自由的法子。但是这种法子自然于他们生活上亦很危险。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常赞扬这种制度可以给有才干的人发展的机会，但是这还是一种贵族思想的错误。在新国里头，譬如像前美国或是现在的南美洲，那句话还可以说得过去，所以在这种国里，我们看见的资本制度是顶好的现状。但是在老国里头，它的富源已经都开辟了，它的人口已经增加到尽土地所能支持的数了，那时候所谓发展办事才干的机会不过限于少数人罢了。例如，美国铁路史的初叶里，尽是些大冒险的大事业。那时代的铁路大王犹如十七八世纪的海贼似的。但是要看现在英国的一条铁路，那不过是一件很平淡的事情；它的资本大部分是在无数少女和孤儿的手里的，不过交给委托人管理的，它的董事就是几个睡昏昏的贵人，它的政策是守旧的，亦不鼓励人家做什么新事业。有人从表面上看起来，以为这是英美两国人性情不同的缘故，其实是因为地理和实业发达程度的不同才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就是看40年前美国资本制度最近情理的时代，亦不过是几个异常好进而没有顾忌的人才会得法。这类人照定义说自然总是占人民的少数，但是，一个社会制度只能给少数的人满意就算好，这些不还是贵族的错误吗？我恐怕有许多社会主义家亦犯同样的错误，他们想象实业在国家手底下发达的时候，他们看见自己在这极乐世界里做国家管理的一部分，不想到做平常做工人当中一部分的。大凡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官派的国有社会的制度里头，那些主持行政的人，他们除了不私拥巨产以外，其实享尽了现在资本家所享的权利，而且，在现在这些好胜的资本家他们并不定在乎发财享福，不过就把经济的发展做他的威权大小的一种标记，可以使他的同类恭敬他罢了。但是，在国有社会主义里，非但实业的主持者有特别的舒服的生活，所有的行政官员都是如此的。你想一个人坐在公事房里拿干涉人家做事来做自己过光阴的法子，自然比在矿里做工或是在轮船上添煤的人快活些。可是有许多种的国有社会主义一点不顾到补救这种不公平的地方。从实业制度所发生出来的不公的地方，除贫富不均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呢。除非这些别的地方亦改去，那么就是有了社会主义，其实平均工人的生活不会比现在快活到哪里去。这一层是常为劳动政党和官派思想人所容易忘记的，因为他们总想改了过来，他们自己是做首领的或做官的，不当平常的工人想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所要创造的社会的评判，其实亦含有贵族的错误在里头。固然也许世界上的病须得要一样一样地医治，也许要先治了贫富不均的病，然后再治权力不均的病，或者做事苦乐不均的病更要晚些医治。也许一个中央集权的官派的国有社会制度是不可免的第一步。我并不是否认这些话，我所否认的就是说这种社会就算是好的，我想随便谁，只要能替社会里个个人的生活都设身处地地想想，他就一定不会满意于一个只让少数人有用能力和智能机会的这种理想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制度，要不限制幸福于一阶级或一种性格的人，而使它普及到个人身上，就一定不可以太有系统或太有规则，一定不能是一种喜欢管理的人脑子里画出来，用刑法和刺刀维持的社会。因为各人的生性不同，他们所需亦不同，我们应该设法供给人人所需的不同，以不妨碍别人为度。侵掠的冲动自然应受限制。这种限制的缺乏，其实是现今世界大病之一。但要解放人的各种创造的冲动亦有同等的必要。这就可见严格制度的险处。一个军阀机器或是一个实业的机器待个个人一样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主持的人在例外；此外没有出格的机会；不是从上头命令下来叫做的事情就不赞成做，对于不愿意自认为大机器的一个轮齿的人，一点不能容忍。

恐怕一个社会制度所应有的最要紧的特性，就是它一定要是一般人民所相信的。近五百年来，欧洲在我们所谓“文明”的方面进步的可以算空前所没有，但是同时一步一步的所有的信仰都渐渐地消散了。我并不专指宗教而言，宗教固然亦是一部分。我是说，现在的社会制度所根据的前提亦受摇动；所有主权的所在，人都对它发生疑问，对于所有的相沿下来的制度，人亦不再不言而认。这回的战争和俄国革命可以算给所有剩下来的信仰刺了末了一刀。在欧战的起首，平民政治还是一句同仇的目的，人还有肯为了这个信仰牺牲自己的生命。到打完的时候，就剩了可怜的威尔逊总统一个人还孤零零地对着一个冷世界提倡他的主义，这世界不过耸耸肩膀，还照旧样做事，一似他没有说过话似的。也许社会组织的存在免不了些许不公平的地方的，无论如何，一时总免不了这样的。但是，在信仰坚固的时代，人常以为是命里定的，所以，后世人看来是不能忍受的苦他们忍受过去。现在可不然，现在相信不公平的，只有从中取利的人。而且，就是这些人，他们心里亦觉得他们的信仰不诚，不过是一种掩饰私心的心理罢了。不过，在这个控告里头，我要除掉美国的大资本家，他们不能算口是心非，因为他们的不懂近代思潮，除了几个中部非洲黑人之外，没有比得上他们的。所以，美国资本家还是诚心地赞成资本制度，但是，别处的做生意的人只不过希望它延长到他们死时就够了。可就是他们，只要有充量的机关枪和战船来打死或饿死那些鼓吹一个（在他们心窝里其实也赞成的）主义的人罢了。这种不诚心的信仰亦不能给他们快乐。那些资本家总还想骗自己，说对俄国的战争是一种义军，但是在全欧洲没有能够真骗过自己的。除掉资本家以外，没人能够做出个赞成旧制度的影儿来的，人人都看见旧制度是发生欧战的、封锁俄国的、践踏爱尔兰的、饿死德国奥国的、拘禁或杀死社会党的，而且在我们旧文明将倾的大厦里，还是依然地同名为“朋友”的各国玩从前的明争或暗斗的侵犯政策，这种制度不会造幸福出来。非但名义上失败的人受苦，非但败国或是小工觉得生活没有意味。就是欧洲西部光景好的人亦失了一种值得生活的意味。生活既然没有目的，人都往快寻娱乐上去。但是，这种新添的娱乐更使人生活无味；肉体的娱乐愈多，精神的穷困愈甚——人心里不觉有什么幸福的味，只觉得万事皆空似的。

要治这种病，只有使人能真有信仰的一个法子。凡是一个法子，凡是一个人，必定要觉得他一生是要紧的，才能会快活。要是他一天只有愉快和痛苦的来复，一点没有他自己以为有价值的结果出来，他就一天总觉生而无味。在现在，多数人这种心理是隐着自己不觉得的。因为自己不觉得，所以更难免它。好像一个鬼总在人肩膀后头，时时刻刻伸到耳朵边说两句酸心的话，但是从不能面对面看见的。一经见面承认了，这种丧志的心病可以有法医治，但是这个需用一个新的信仰，一个可以代替娱乐的目的。虽然话似古派，我想，个人或是一个社会要是没一种责任心或义务心，很难有满足的生活的。

现在维新的人所能信仰的又完全没有迷信的，只有一种义务，就是对于社会的义务，从前还有一个时候可以把上帝、国家、家庭等名辞来感动人心，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信仰是战争时候年长的居高位的用来赶年轻的上屠场上用的。那时，多数年轻的人相信那仗是的确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打的，但是，现在仗算打完了，他们也明白他们误会了。这战争里生出来的结果，除掉生出反对致战的制度的革命声外，没有别的好处。败国的旧恶尽被胜国学了去。现在唯一的新希望还是从俄国来，就是这回战事上最失败的国。我相信世界上只有共产制度能再造世界的幸福，医治战祸留下来的病态，能使人觉得除寻乐外还有值得做的事情，可以制驭人的因穷困而残酷的野心。现在，俄国共产党对他们所提创的制度的信仰固然是有点粗简，手段有点辣，也许都有点不到时期，但是，它能使人民有一种别国所没有快乐；它能使人耐苦冒险而保存一种新鲜畅快的精神，是黑暗的西欧所没有的。就是共产制度一样别的权利都没有，光是它能当一种创造的信仰，能使新人物实际地信奉，这已经可以够做世界的新希望了。

现在，我们要讲一个好社会的第二样特点了。就是它一定要能前进的，一定要能往再好里进步。这基本的进步是很少从舒舒服服和社会现状相全的人来的。例如我们要希望有个新世纪，总不见得指望那些资本大王提倡的。同样，现在我们假如设想共产制度已经成立了，那时社会上的新进步多分不见得从上头管理的官员或是无论什么因改受累的人提议出来的。社会上各种进步总是来自创造的人物，科学家、美术家、思想家，他们多数大概也是社会现状的批评者。许多人受了商业思想的影响，总以为要紧的进步就是制造方法的进步、机器的改良和交通的改良等。这个一向是有这事的，因为从前人工的出产不足以使个个人有好好的生活。但是现在不然了，有我们现在科学的生财的方法，只要有一个科学的共产制度的组织，应该可以没有人过劳就可使个个人有舒服的生活。人生上既然有了够用的物质的货品，就用不着再多积聚什么多余的。这都是有了商业竞争的制度，再加上极富人家用途的奢华，才使得货物的量看得很要紧似的。我们物质文明的程度已经可以够使个个人够用而且有闲空。所以，现在要紧的进步，不在物质而在精神上。我们总希望在共产制度底下，有许多从消除奢华和军费上省下来的能力可以用来求知识和增进人生的优美，可以把从前实业前时代少数人所有的美术的长处叫回来散布于社会全体。但是，假如要希望这个，一定要让创造的人有完全自由，像科学家、美术家等。这些人一定不可以处处受政府的管束，或是一定逼着做合于时宜的事情。要是没有自由，那么，无论什么比本时代看得较远的人，一定不能贡献他所见。凡是改良的事情，在初改的时候，总是为多数所反对的，但是，没有时时改良的事情，社会怎么能进步？所以，异常人的自由权，只要他的事业是创造的，不是破坏的，这是无论什么社会的进步的最要的条件。在行政人的心里，总以为自己像天帝似的，能判定无论什么新思想的好坏。这种心理很危险，而在初行共产制度的时候更甚，因为这时候行政人的权柄会比平常还大。要免这种危险，只可以特别承认创造的事业的要紧，而且承认最好的创造大概总是为当代人所指斥的。美术家和科学家一点都用不着特别的奖励，因为他们当中最好的并不在乎这些上头，他们本来因为爱作而作的。但是最要紧的就是给他们创造的自由和发表的机会——例如一个科学家有了什么结果，应该能发刊他的报告，不可以令他先巴结了印刷局的局长才准他发刊。这种希望自然而然地会实现，只要共产制度来的时候是用解放多数人的精神，不是用惩罚少数人的意气而来的，只要是因为我们爱所要创造的好处，不是因为恨所要铲除的坏处而来的。在这过渡时代，要使进步加快，自然难保不用恶恶的心来助人的毅力，但是更记得凡是消极的主义总不能作为基本的目的。设使拿仇恨心来做基本的目的，所造出来的制度一定是很专制和严酷，非但在该如此的地方如此，就是在妨碍进步的地方亦然。我们所要创的世界，是一个尽是希望、尽是欢悦的世界，不是一个专门为着限制人的恶性造出来的世界。不好的冲动固然应该受抑制，在这过渡时代它们还强的时候更要紧，但是这不过是一时的事情，不是它的主要的目的或精神。要想改造出一个较好的世界，我们主要的目的和精神一定要重在解放人的创造的冲动，使人人都可以见到用了这些冲动所造出来的生活，比到现在这样一辈子发狂似的抓人家所要的东西所造出来的，要快活得许多倍。共产制度一经实行之后，可以安排人生物质方面的事情，使人忘记有什么麻烦，可以让人的精神空下来，自由地做出使人类真有荣耀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