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

世界与中国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的调整更加深刻复杂，国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中国一方面经历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前所未有。如何迎击风险、应对挑战，成了中国和平理论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美国自“9· 11”事件起，单边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2003年3月20日，美国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发起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阿富汗之外开辟了第二个局部战争的战场。美国也因此长时间陷入国际舆论的质疑与局部战争的泥潭之中。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上台后，试图改变前总统布什的单边主义倾向，并于2008年夏天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从2011年秋天起，美国又陆续推出“重返亚洲”“战略重心东移”“亚洲再平衡”等迷惑性、煽动性很强的口号和举措，将亚洲局势特别是我国所在东亚局势卷入不确定与混乱之中。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成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2009年10月，从希腊开始，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又席卷整个欧元区，使原本复苏脆弱的世界经济再受重创。21世纪初，从苏联解体获得独立的一些国家陆续发生“颜色革命”，如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2005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这些颜色革命均受到西方国家民主输入的影响，在法定选举年限之前导致原领导人下台、政权更迭。虽然这些颜色革命没有产生严重的暴力骚乱事件，但仍然对国际秩序形成了干扰，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新的发展形式。到2010年年底，颜色革命的模式又被复制到阿拉伯国家。从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非洲国家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导致总统下台，政权更迭。在此过程中，这种模式在北非和西亚等地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蔓延，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都受到严重影响，其中尤以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动荡激烈，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更迭的同时爆发了内战，西方国家的武装力量也积极介入，大打出手，引起国际上的广泛争议。上述因素，均影响了世界的和平稳定。

与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和平、稳定、繁荣、进步，形成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中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积极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和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许多经济指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突飞猛进。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战胜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由此也触发了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科学发展的问题，成为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由。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中国化危机为机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在国际上推动新兴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提高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在帮助世界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也跻身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圈。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等，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抗击汶川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进一步凝聚了人心。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更深地融入了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更加深化。当亚丁湾海域海盗猖獗之时，中国于2008年派出海军军舰进行护航行动，并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在阿拉伯之春造成中国侨居者安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于2011年3月通过陆、海、空各种途径，从利比亚撤出3.58万人，成功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但在这种和平稳定的大背景下，还存在着影响和平稳定的消极因素。在国内，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东西差距、城乡差别、贫富差距没有得到弥合，腐败问题、奢侈浪费现象依然严峻，与群众切身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周边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在增长。朝核危机迟迟得不到缓解，成为中国周边的安全隐患。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推出，东亚出现针对中国的连锁反应，突出表现在海洋方面的主权权益争夺。在东海，2012年下半年由于日本强行“购买”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中日关系跌入低谷，双方剑拔弩张，影响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严重存在；在南海，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中国南沙主权问题上动作不断，影响了整个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些因素，正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产生严重的掣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