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当代中国和平理论却差强人意。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库存，迄今中国没有以“中国和平理论”“中国和平问题”为题的图书出版；拥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字化资源的“中国知网”，也检索不到含有“中国和平理论”“中国和平问题”字眼的文献。而与此同时，与“中国和平”有关的文献却浩如烟海。在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文献库中以“和平”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到6600本著作；再加上“中国”进行二次搜索，可以搜索到3900本著作。“中国知网”以“中国”与“和平”同时搜索，可以搜索到121万份文献资料。大多数文献中，“和平”都有限定词或者并列词，如“和平发展”“和平统一”“和平演变”等。总之，虽然和平是学者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但从总体上对当代中国和平问题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何在？
一方面，和平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础、最根本的状态之一，其内涵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言自明性，这使研究人员常常使用“和平”一词解释其他概念，但却并不注重“和平”的概念本身。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就没有“和平”词条，与和平有关的词条包括“和平学”“和平发展”“和平文化”“和平主义”“和平共处”等[3]；《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和平”词条，与和平有关的词条有“和平主义”等[4]。由于这个原因，甚至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对“和平”的概念进行界定，而应该利用人们对“和平”的共识来创造和平。例如，在西方被称为“和平学之父”的挪威和平学学者加尔通就认为：“越是具体地界定和平，其内涵就越丰富，达成的共识就越少。”因此，应该把和平当做一个基础的而非上层的观念[5]。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和平的研究，国际上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人类的和平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庸常的特点，类似于佛教里“无”或“空”的概念，常常需要借助其他概念的衬托才能凸显出来。例如，“战争与和平”“暴力与和平”等，是通过与和平逆向的概念来描述和平；“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安全”等，是通过与和平顺向的概念来描述和平；“和平发展”“和平过渡”“和平演变”等，是通过和平的概念界定其他概念；“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等，是通过其他概念来描述和平。总之，和平是空洞的，模糊的，需要通过对比才能勾勒出和平的轮廓。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许多研究虽以和平为旨归，着重点却落到“战争”“暴力”“裁军”“国际秩序”等实现和平的相关概念上。
还有一个原因，人类对和平的追求、人类的和平观念虽然古老、历史悠久，但对和平的研究却相对年轻，成果也较少。与战争相比，人类发动战争的能力，似乎远远优于缔结和平的兴趣，因此恩格斯说“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6]。而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研究发端于19世纪，美国始于南北战争后期，西欧国家始于19世纪末。1948年，美国曼彻斯特学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和平研究机构。1959年，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成立，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种和平研究期刊《和平研究杂志》[7]。而在我国，和平学的研究起步于2001年，2004年南京大学开设了3门和平学课程[8]。专门的和平研究的相对滞后，使得许多其他学科专业到和平领域里跑马圈地。从有利的一面看，这无疑丰富了和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但不利的一面则是和平研究打上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烙痕。尤其是当前中国还没有系统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的和平研究，因而导致当代中国和平理论总体上的缺位。
然而，由于重大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开展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研究具有相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和平是无数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从低谷与屈辱中奋发向上的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是鸟语花香、细雨和风，而是围绕着剥削与斗争、压迫与反抗、生存与灭亡，充满了激烈的角逐与较量。当前，中国能够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无不得益于无数仁人志士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和平果实。位于中国首都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是中国人民政治活动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正中心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就记录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争取和平的历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重温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有助于理解和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
（二）和平是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当前中国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时代前提，是对时代主题的定位从过去的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当前的和平与发展。1985年左右，邓小平通过对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新科技革命等的细致观察和深刻分析，基本明确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9]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邓小平的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10]。如果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自己，造福人民，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就有可能推迟或者放缓。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很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未变。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在对国际国内全局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1]”。和平正是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三）和平是中国对世界未来走向的庄严承诺与责任担当。由于和平主要涉及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和平问题必然要被置于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新中国自诞生以来，始终都是自身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同时也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休戚与共的历史命运决定的。中国既以自身的和平促进世界和平，又作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在世界和平问题上担当起自身的责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国际冲突与争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12]就体现出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
（四）和平是中国应对风险和挑战、维护中华民族生存与福祉的立场与追求。和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平始终处于风险与挑战、安全与冲突角逐的漩涡中。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福祉，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和平作为追求目标，通过参与世界和平的建设，实现自身的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在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各方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不安全不稳定的热点地区激烈动荡、人类共同安全面临的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更应该站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立场上，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没有和平的立场，中国在应对风险与挑战时就容易误入歧途；没有和平的追求，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福祉就不会长久。2012年7月，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世界和平论坛”时指出，“当今世界总体和平稳定与局部冲突动荡并存、发展与安全的机遇和挑战同在，我们唯有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才能逐步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与安全，”[13]就反映出中国站在和平的立场上对和平的追求。
同时，在理论层面上，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的角度看，研究当代中国和平理论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通过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辨伪存真、吸纳来自实践又被实践证实的各种新思想、新方法、新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就高峰的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也不断地丰富发展，不断走向新的辉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自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被送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论开创性解决了革命与战争问题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还是创造性地实践着改革与发展使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问题上的实践与理论探索都占据重要一席。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历次重要理论探索都包含和平的内容，都强调和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统一，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但这些理论大都散布于军事、外交、两岸关系、政党关系、国际关系、国际战略等比较具体的领域和专业之中，迄今没有相对完整、全面、综合的和平理论研究成果。
基于以上现实与理论原因，将当代中国的和平问题作为影响世界格局走向和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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