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国1973年出版了《简明中国哲学史》，1975年，他又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出版了第2版。与前一版相比，1975年版的显著特点是以儒法斗争为线索对中国哲学史重新进行整理，篇幅也从原来的477页增加到了650页。《简明中国哲学史》1973年版的“序言”指出，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国哲学史上的两军对垒，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孟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与墨子“非命”观点的对立；还有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荀子、韩非的“明于天人之分”观点对于“天人相与”的形而上学的天命论的斗争等。[133]所谓“天命论”、“先验论”、“天才论”等概念的择出，是与“批林”密切相关的；批林决定了把孔子的什么思想拣择出来进行批判。该书1975年版提出，“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是历史上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儒法斗争……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则表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法家要求革新与前进，因此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打破天命鬼神的迷信，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与此相反，从孔丘起的所有儒家全都拼命鼓吹‘畏天命’、‘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中国哲学史上两军对垒的重要组成部分”。[134]春秋战国时代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孔子、孟子宣扬天命论、先验论、天才论，与此相对立的则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商鞅、荀子、韩非的天人相分的观点。西汉初期，地主阶级还利用法家路线打击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西汉以后，儒法斗争已经从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演变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路线斗争。”[135]儒家方面汉代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和佛教，和儒家思想一样，是束缚人们的思想武器。反对官方思想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思想家在汉代有王充、南北朝有范缜，唐代有柳宗元、刘禹锡对韩愈的斗争。宋代理学出现了程朱、陆王唯心主义体系，反理学斗争则有地主阶级革新派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明代中叶以后，有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戴震等人。
该书贯穿了儒法斗争的线索。如第二章第二节为“春秋末、战国初，主张维护种族统治与反对种族统治的儒家孔学与法、墨两家的对立”，第三章“两汉时期哲学”第一节为“两汉中央集权封建统一国家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第三节为“桑弘羊反阴阳灾异说的唯物论和明‘时事之变’的历史观”。这一节是为了突出儒法斗争而增加的，其他任何哲学史，包括1973年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都是没有的。杨荣国认为，“桑弘羊不愧是西汉时期一位杰出的法家和唯物论思想家”。[136]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代”增加了“曹操的反天命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应该说，在目录上就把儒法斗争标出来，毕竟与中国哲学史的事实还是有出入的，所以，《简明中国哲学史》在第五章“隋唐时期哲学部分”关于韩愈、李翱和柳宗元、刘禹锡所列的题目分别为“政治上属保守派、思想上是宋以后唯心主义理学先驱的韩愈的客观唯心主义和李翱的主观唯心主义”，“政治上属于革新派、思想上是反韩愈的唯心主义‘天人相与’论的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天人相分”。《简明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倾向是把法家等同于唯物主义，儒家等同于唯心主义。罗思鼎说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所以《简明中国哲学史》1975年版把在1973年版中认为是唯心主义的惠施和公孙龙哲学重新定为唯物主义哲学，并且具有辩证法思想，含有和儒家相对立的意义。
该书还增加了不少批周公、批宰相的内容。如关于“周礼”，1973年版《简明中国哲学史》不过是说这是“西周的旧礼制、旧秩序”，[137]而该书1975年版则明确地说，周礼乃是“周初奴隶主头子周公所制定的区别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一套奴隶制的礼制”。[138]1973年版《简明中国哲学史》只是说，孔子反对晋国“铸刑鼎”，并未提到周公，但该书1975年版却说孔子骂晋国铸刑鼎“破坏了周公的典章制度”。[139]在桑弘羊一节，指出代表复辟势力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推行儒家路线，幕后指使儒生，围攻坚持法家路线的桑弘羊。[140]这些修改都是与“批林批孔批周公”相配合的，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是“学术为现实服务”的极端表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