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接受《实践论》

如前所述，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普及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在中共发出学习号召之前，学者们已经开始自觉地学习、讨论，并运用《实践论》来指导学术研究了。

1951年1～2月，中国哲学会两次在北京南河沿金钩胡同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举办“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座谈会。金岳霖、傅铜、沈有鼎、朱光潜、樊弘、张岱年、任华、王维城、容肇祖、邰爽秋、朱启贤等人出席并发言。第一次会议是1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主席为艾思奇。此前冯友兰已经写了《〈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展与中国哲学》一文。^[58]他认为，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于认识论的发展，“不是用逻辑演绎法从马、恩、列底著作中，推演引申出来的，而是以马、恩、列底思想为指南，在革命的实践中所体会出来的”。^[59]冯友兰此话非常值得玩味。

冯友兰和金岳霖等人1949年前构造哲学体系的主要方法之一，正是逻辑分析法。冯说，“《实践论》底主要贡献，是以中国整个的革命实践，充实了丰富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问题……知行问题。……它以《实践论》在结尾中所说的‘辩证唯物的知行统一观’解决了这个问题”；^[60]《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表现于中国底民族形式，这种表现是马列主义底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底提高”。^[61]冯友兰指出，《实践论》对于中国哲学工作者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底工作，不但指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而且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模范”；^[62]为我们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理论为实践服务、实践是判定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等观点。

冯友兰根据《实践论》指出，孔子的知行观是唯心主义的（由此可见后来中国哲学史界批孔的必然性）。墨子三表法的第二表肯定认识来源于经验，第三表肯定认识为实践服务，其知行观是唯物主义的。道家老庄的认识论是脱离实践的，法家韩非强调“参验”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其思想具有唯物的倾向。这个唯物传统在汉代得到了王充的继承。宋明时期哲学对于知行问题有系统的探讨，大体从程伊川到王阳明，继承的是唯心主义路线；从王船山到颜习斋继承的是唯物主义路线。近代以后，孙中山突破了封建社会知行概念的内涵，从社会发展的观点讨论知行问题，但他并没有解决知行观问题。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角度看，冯友兰运用《实践论》分析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这是他第二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元理论和指导思想。^[63]

冯友兰又指出，毛主席的《实践论》与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虽然时间只差二十多年，但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底时代，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时代，一个是资产阶级哲学底理论，一个是无产阶级哲学底理论。”《实践论》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解决知行问题，是由于它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他们的实践，就是斗争”，包括对自然的斗争和阶级斗争；同时无产阶级作为新生阶级，也有机器工业生产中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在社会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革命的阶级需要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又提高了革命的理论。中国以前哲学中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不是斗争的知行，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没有一个一致的见解。“他们的讨论，是离开实际的、学院式的讨论”。“《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的问题”。^[64]“学院式”是英文“scholastic”的翻译，即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经院”。“学院式”解放前是马克思主义阵营批判大学教授的治学方式的术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接受了过去的批判自己的语言。又，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固有问题，跨越古今，孔子、孟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颜元、孙中山、毛泽东对此都有论述。通过这条线索可以明确地看出，近代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哲学家对于古代哲学的超越、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哲学家对于孙中山的超越、中国哲学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服务史观、目的史观等都可以较为完善地体现出来。这恐怕也是当初选择学习《实践论》的学理原因之一。

在讨论会上，金岳霖首先发言。^[65]他说，经过解放两年来的社会实践，又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自己对于《实践论》能够理解了，对于“知”有了新的认识，过去的“知”和现在的“知”有了根本的不同。艾思奇对他的发言表示赞赏，希望他写出来。朱光潜指出，“行”的意义也与过去不同，所以知行关系与过去也不同。樊弘认为，毛主席的“理论”与宋儒的“知”有三点不同，一是“外观”和“内省”的不同；一是变与不变的不同，宋儒的“知”在时空上是不变的，毛主席的“理论”是随着客观的变化而变化的；再一是宋儒的“知”的真理性不能用实践检验，毛主席所说的“理论”则是实践可以检验的。从这三点差别可以发现两者实质的不同：首先，宋儒注重内心的良知良能，是反民主的，在政治上主张好人政治；其次，他们是维持现状的、保守的，不承认“知”是对外界的反映，是反对变革的。张岱年指出，中国的知偏重于内省，偏重于道德的知识，偏重于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知偏重于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中国的行偏重于改革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行偏重于改造自然。冯友兰提出，《实践论》和斯大林的著作有同等价值，“毛主席的思想不只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的结合”。张岱年认为这一观点十分重要。容肇祖指出，毛主席的著作可能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说的，所以强调阶级斗争和理论的实践性。首先，过去的理论和实践是不能结合的。王阳明讲知行合一，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并不能做到合一；颜习斋把“习恭”当作实行，也有唯心主义的限制。其次，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能解决社会实践问题，如孙中山。“阶级斗争的认识与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

艾思奇在总结中指出，《实践论》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反过来指导革命实践，读《实践论》，不能忘记这一点。学习这篇文章后，“可以拿它作为武器，批判历史上的错误思想。批判过去乃是为了现在。因为现在思想上的一些错误，是受过去思想的影响”。他希望冯友兰联系过去知行说在今日知识界的影响，“这样，可以批判了过去，也接触了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秘诀就是为了现在”。艾思奇又指出，“马列主义要研究的是整个世界总的规律……历史唯物论是辩证唯物论具体地应用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论》也是总规律在认识上的具体运用”。过去的“知”与现在的“知”只是发展的不同，没有根本差异，“行”则有根本差异。现在的“行”是代表人民的。关于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艾思奇认为，所谓发展与旧时理解不同，不是拿出一个全新的体系，只要在某些方面推进一步，就是发展。如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只谈过一些大的原则，“毛主席从相对真理绝对真理与主观反映客观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讲”，这就是发展。就艾思奇的身份而论，他的看法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有指示意义的。1951年2月11日，郑昕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科学院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作《从过去哲学的认识论的批判来学习〈实践论〉》的报告。^[66]从北大—清华、西方—中国的布局看，冯友兰和郑昕的文章应当是组织安排的。郑昕的文章署名即是“北大哲学系”。

《人民日报》1月29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建立过各种“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这些哲学在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都破产了。《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上扫清这些反动的哲学思潮或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的意义的”。^[67]冯友兰哲学当在社论所说的反动哲学之列。2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感觉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合于实际，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学术界不少人轻视以至否定了感觉材料，更没有什么丰富的材料，所以他们的研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有一些人，搜集过一些甚至还很宝贵的材料，但也不过是“为材料而新材料”，并没有把材料提高到理论的认识。^[68]

不久，冯友兰发表《学习〈实践论〉的收获》，^[69]详细说明了学习《实践论》的收获。他说，《实践论》“为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也为学术研究立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实践论》和自己的研究，就是先生和学生的关系，自己要自觉地依《实践论》检查过去的工作，端正今后的工作方向。自己过去就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也建立过空中楼阁式的哲学体系，但方向不对，距离人民的要求越来越远。过去写哲学史时，自己认为哲学史就是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而不是总结出什么理论，加进个人的评论会妨碍表达历史的真相。所以，把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资料排列出来，叙述了一些思想上的表面联系，却不能深入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了解哲学史的“内部矛盾”，不了解哲学史的规律性。自己的研究“不过是为了材料而材料”，在“知”的范围内打转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看法，没有进一步深入到“论理的认识”，也得不到哲学史的真相。^[70]

金岳霖也发表了《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从哲学的作用、实践、唯物论、阶级、共产党的榜样、学习《实践论》的感受、对于《武训传》的批判等不同侧面谈了自己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和对于学习《实践论》的认识。金岳霖说，对于他这样一个原来搞旧哲学的人来说，学习《实践论》的先决条件是“解放后的社会实践”。他说，自己以前认为，“哲学不是发现真理，而在安排已经发现了的真理”，“即把基本的概念整理出来，调和起来，把基本概念之间的空白用唯心的、没有实践可能的概念去填补起来，使所有的概念成为一套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在反动的时代，“躲进这样体系里间接地帮助反动，在进步的时代，这样的体系当然会阻止我们的进步”。哲学和思想都是有党性和阶级性的。自己从前仅仅因为布哈林反对形式逻辑，就反对辩证唯物论，实际上是被形而上学体系的表面性所掩盖，价值观颠倒，看不到辩证唯物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自己主张实在论，感觉里面有唯物论的成分，不是唯心论，但实际上那根本不是辩证唯物论，不过是“形而上学体系的一个出发点，一个项目，在概念图案中虽然看重它，然而在生活中我并没有因此就唯物或实事求是”。北京的解放带来的新面貌、解放军的纪律、共产党的领导、政府的作风等使自己有了根本的改变，也参加了从前没有参加的工作，如搞土改、办行政、参加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订爱国公约、镇压反革命、捐献飞机大炮，等等。“客观的环境把我们从个人生活中慢慢拖出来，送到半集体生活中去。在这个改变中，书本中所看见的字句，例如劳动的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阶级意识，理论与实践的配合……等的具体的内容都在自己的工作中成为实在的东西。出现的愈多，它们的实在性也就愈大。我们的经验还是太少，也许少得可怜，但是这些经验已经使一些进步的积极的思想生根。新的思想生根就是旧的形而上学的习惯已经开始被我们放弃，这个舍旧取新的转变，不是凭空的灵感所产生的，不是直觉所顿悟出来的，它是客观环境中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实践，我们不会自动地从形而上学的体系中跑出来。我们不从旧哲学中跑出来，新的哲学是无法接受的。……回头来看形而上的体系，我们会发现形而上就是不科学。这个认识正如《实践论》所说是从实践中来的。……旧哲学的形而上的成分确有多少的不同，但是一般地说，都是形而上的，反科学的。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无论那一哲学体系是否有唯物成分或辩证成分，我们都不能把那个体系和辩证唯物论相提并论。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加上我们对于阶级立场的初步了解，我们也会在哲学上一边倒，我们会否定旧的哲学体系”。^[71]金岳霖分三点进行了具体说明。

（一）假如我们保留了形而上的思想包袱，我们根本不会同《实践论》碰头。我们会把认识孤立起来……会把认识论看成讨论认识之所以为认识的问题，而不会讨论它的发生与发展。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的总方式，这个方式就是形而上学的方式，它与《实践论》的方式格格不相入。不根本放弃不正确的方式，是没有法子接受正确的方式的。所谓根本的放弃，不只是寻常的放弃而已，它是以新的觉悟为根据的放弃。这个新的觉悟，就是我们觉悟到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是反科学的，不正确的，要不得的。……这个觉悟只能从实践中得来，没有帮助我们建立这个觉悟的实践，我们就无从抓住《实践论》的整个理论，枝节问题就不必说了。

（二）假如我们保留形而上的思想包袱，我们会以抽象的方式看问题。……我们会把具体的事例如阶级斗争，从它的具体的内容、具体的条件、具体的联系中抽出来，让它成为一个与实际无关的概念。我们也许会想方设法给阶级斗争以不同的定义，把每一定义的含义罗列出来。罗列愈多，离题愈远，我们会感到“不懂”。这只是就阶级斗争一件事说而已。假如我们把这个方式用到其他的事情上去，我们虽有研究《实践论》的形式，然而不会和《实践论》有任何接触。我们用抽象的方式去研究《实践论》，我们实在只是把它拖到形而上的体系里面去而已。我们既然拖不进去，我们当然不能“懂”《实践论》，只有放弃这种方式，才有了解《实践论》的可能。

（三）以上是从思想方式着想，用这样的方式去看问题，对于问题的看法，当然会差以千里。《实践论》开始就肯定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这是《实践论》的主要思想之一。这一句话，马上就把实践断定为知识的来源。阶级斗争对于认识何等重要。……我从前既不承认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改造世界，决不会承认改造世界的动力之一的阶

级斗争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不承认这个斗争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也不会承认革命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假如我们一直保留着形而上思想体系的包袱，我们哪里能了解认识与革命的关系呢？不了解这个关系，怎能说了解《实践论》呢？《实践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大道理，这一点抓不住，别的当然不必谈了。辩证唯物论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也是要改造世界的认识论。不接受辩证唯物论是无法了解《实践论》的；不根本放弃形而上的思想，是不会真正接受辩证唯物论的。辩证唯物论，只能在解放后社会实践中去接受，不能关起门来想在书本上接受。……《实践论》的认识既是知行统一了的认识，它所谓了解也是知行统一了的了解。真正了解《实践论》，要我们能够把《实践论》的道理，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综合上述，没有解放后的社会实践，没有这个实践中的思想改造，我们是无法了解《实践论》的。^[72]

由上文可见，金岳霖现在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被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各种实践所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派哲学没有真理性，纯粹知识的积累没有价值。在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中，金岳霖非常真诚地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在哲学上“一边倒”了。金岳霖的思想改造是十分彻底的，以至于他后来认为推理形式也有阶级性。

侯外庐、艾思奇也都发表文章对学习《实践论》进行了总结。侯外庐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和中国传统哲学知行问题的解决两个角度来理解。《实践论》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纠缠不清的知行关系问题，“不但是中国三千年文化思想在今天的智慧总汇，而且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的新证实、新发展”。^[73]他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结论，指出《实践论》对中国古代知行关系的认识给予了批判、总结和合理定位，即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文化、军事等，创造出了新的理论。这是中国古代知行关系的辩证发展。同时，《实践论》也是近代以来历史的辩证发展。近代史上，知行关系有了新的因素，出现了中体西用的知行二元论、全盘西化的维新论和知难行易的资产阶级思想等。资产阶级思想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失败了。“五四”以后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实践论》是中国革命三十年的丰富阅历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具体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实践论》便是历史辩证发展的“证件”。^[74]艾思奇认为，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二者的危害性都是把革命引向盲目，造成损失和失败。《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揭示了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从而解决了如何克服实践中的盲目性问题。^[75]郑昕曾说，过去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认识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错误的认识论”。艾思奇认为，这一说法没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尤其是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合理因素，既不合实际，也无法说明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至于冯友兰关于《实践论》的认识，艾思奇认为问题是不清楚辩证唯物论和旧唯物论在认识论上的区别，没有把是否承认认识的客观性作为区分认识论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标准，而是把是否承认实践性作为标准，其实唯心主义也可以重视“行”。重视实践与否可以作为区别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标准，不能作为区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标准。

艾思奇着重对冯友兰所说的《实践论》没有讨论知行难易问题是因为难易属于主观范畴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冯友兰的观点有三方面的意思：首先，《实践论》和传统中国哲学的区别在于后者提出了道德实践的任务，前者则着重于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其次，知行难易问题只是主观范畴内的问题，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最后，辩证唯物论不涉及道德问题，所以不提出知行难易问题。艾思奇指出：“冯先生对于道德活动显然仍是采取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看法，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又采取了客观主义的看法。”^[76]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把中国传统的道德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改变世界，如《实践论》所说的整个地推翻旧中国的黑暗面，这种主观目的也是可以用道德活动来表示的。知行的难易问题绝不是主观范畴，而是客观物质存在在思想上的反映。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用在封建社会的道德活动中，而且也可应用在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难易问题也不是形而上学地分开的，而是可以转化的。

从艾思奇、侯外庐的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的新内容——哲学史研究目标的革命化。也就是说，哲学史研究不单纯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为了当前的现实；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这些都是苏联的舶来物。日丹诺夫讲话明确地反对亚历山大洛夫仅仅从文化教育意义对哲学史进行“消极观察的学院式研究”。哲学史研究目标的革命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又进一步具体化了。艾思奇在1951年1月28日的讨论中曾经明确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秘诀就是为了现在”。所谓为了现在，就是把哲学研究作为现实工作的指导，解决现实的革命工作中的盲目化问题、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片面性、“左”、“右”等问题。这表明，1949年以后，哲学史研究被整合进了革命进程，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自足的领域，而是“战线”、革命进程的一部分。研究所采取的视角，是革命的视角；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了革命而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使用的元语言，则是马列尤其是毛泽东的话语。艾思奇说：“学习《实践论》，必须把它应用于当前的实际。……就哲学研究工作来说，即使是作历史的检讨，也应该使我们的研究服从于一般学习《实践论》的这一中心课题，即是一方面要借《实践论》的学习来克服我们哲学研究工作本身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所造成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又要使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各部门的革命工作者来掌握这种克服盲目性的科学武器，我想这应该是哲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77]

1949年6月，冯友兰曾撰文指出，在除旧布新的历史进程中，哲学家的特殊任务就是正确地解释、揭示世界，以便成为改变世界的指南；使历史的改变成为自觉的，有计划有目的的。^[78]冯友兰此论，实际上有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而为自己的工作寻求存在价值的意义；解释世界成为改变世界的指南，包含了“为王者师”的意图。他那时大概还不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哲学研究的任务首先是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来认识世界、或解释世界，其次才是依据正确的认识来促进改造世界任务的完成”；“把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作为认识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79]艾思奇此论正是针对冯友兰的。尤其是，冯友兰还没有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解释世界的理论，绝不会是他的“新理学”，所以，他的客观主义的非革命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艾思奇的批评。冯友兰此文提到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这可能是中国哲学史界最早提到日丹诺夫的讲话。^[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