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类一切活动都属于精神活动，并且按照唐君毅的说法，各种人类活动的不同，只是精神表现之纯粹程度的不同。那么，在他所分析的人类各种活动中，有没有被称为最纯粹的精神活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最纯粹的精神活动是什么？在唐君毅的观念体系中，他相信存在着最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活动在他看来，就是“纯粹的爱”。[19]换句话说，人有了纯粹的爱之活动，即有了纯粹的精神活动。
什么是“纯粹的爱”？对它的解释，唐君毅在《道德自我之建立》中采用了描述性的定义方式。在唐君毅看来，这种纯粹之爱并不虚玄，它就是人们内心常存的恻隐之心。并且认为，富于这种爱或恻隐之心的人，时有一种人我精神原相感通之直觉。人的精神与他的精神，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之一体，恒是直接存于他自觉之前，呈于他自觉之前，成自然的对人之爱。从唐君毅的上述表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唐君毅与孟子思想的承继关系。“恻隐之心”最先是由孟子言明，他通过一个人看见匍匐将入井的无知孩子所不由得产生的感情，而把仁端亲切指点给后人，让我们看到恻隐之心的纯粹道德性质和这种道德性质的基本性和普遍性，并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来标识人与禽兽的区别。[20]按照汉代训诂经师和宋明理学大师的解释，“恻隐”就是心疼和同情心，这也是今天依然通用的，最平易和最切实的解释。“恻隐”就是以己度人，就是心灵相通，就是具有负面的人生内容、而同时却是正面的道德指向的同情。不过唐君毅并不主张把这种作为纯粹之爱的恻隐之心简单地理解为同情。其理由在于：
第一，普遍所谓的同情，只是在感到他人苦乐，使我们激动的时候才发生。也就是说，普通所谓之同情，它的产生是有条件的，是依助于察见他人苦乐的刺激感动时所生发的一种心理反应。而纯粹之爱则是自然呈现的。是于见人时便发出的，“人见人时，不假思索的微笑，即是这种爱存于任何人之心之证”；[21]也就是说，富于这种爱的人，见人时即有一相忘无间之感，因为他于他人之身体中直感与之为一体之精神，表现于他人之身体中活动。也就是说，纯粹之爱并不以他人的苦乐为必要条件，他是人我相见时本然之情的自然呈现与朗现。
第二，由纯粹之爱出发，遇事也显现为一种对他人的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不是因为他人的苦乐而激发，而是凭他人之苦乐而显现。这种由纯粹之爱生发的同情只是纯粹之爱的直下贯注于他人，照见他人苦乐而生，不管这种同情有没有，这种爱总是有的。正是由于如此，由纯粹之爱所呈现出的对他人苦乐的同情必然贯注到实际上的助人活动。而普通所谓的同情则可能只是表现为心里一时的振动，转瞬就可能忘记。
第三，普通所谓的同情是我同情他人，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我是同情的发出者，所以，当我同情人时，也希望人表同情以报答我，并且常常会因为同情人之苦而使自己受到连累，于是产生离开引起我之同情的对象，以去掉此种苦。而在纯粹之爱发出时，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爱是由我之自我发出，只觉我为爱所通过。我由此种爱而爱人助人时，我感到爱本身为一力量，并由此而体验到一种价值的实现。因为这种爱中，我并不觉爱由我发出，而只是爱通过我，所以为实现这种爱，可以有绝对之自我牺牲，忍受一切身体上之痛苦，不求人之任何报答。
在对“纯粹之爱”与普通所谓同情进行了区分后，唐君毅进而指出，纯粹之爱是原始的、人人所有的。既然是人之共有，那么愚夫愚妇与圣贤所同具，此乃天性。但是这之间也有贫乏与丰富的区别，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关键在于“人之接触或体现此形而上的人我精神之一体之深度”有深有浅。[22]这就需要扩而充之，然后其量乃大，大至其极。不仅如此，唐君毅从人有自然的向上奋勉之情，使其求真求美及无私的爱等高级活动，有充量的表现，以实现真美等价值的旨向上，领悟到求此纯粹之爱的扩充，是人所共有的天性。正是在这种纯粹之爱的扩充中，人的道德义务感随之而产生，并由之而展示了人的道德递升的阶梯，最终臻达人格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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