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即生长

这里的“生存”决不等同于存在哲学中的“存在”，虽然存在哲学中的“存在”常常被译为“生存”。在存在哲学中，存在即生存。但存在哲学中的“生存”是此在意义上的，它是以此在为基础又以此在为归宿。所以存在哲学始终关注人的此在生存性，只关注人的生活的现实性，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的处境性(不自由、焦虑和人对现实生存的基本态度——自由地选择和选择的自由)，以及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必然命运的看待：人生即是虚无，他人就是地狱。因此，在存在哲学那里，人的生存是一种被动，也是一种被迫。虽然存在哲学异常注重于生存的自由与选择，但这种自由和选择充满着被动性、承受性和无为性，因为在存在哲学那里，选择即是自由，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而，不选择也是一种自由。对于人来讲，无可自由也是一种自由，因为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无可自由的自由。但无论你的行为的敞开是属于怎样性质的选择，也无论你是什么形式的自由，你的生存总是面对虚无，走向虚无。因为人对人本身就是生存地狱，因为人对人始终是焦虑、死亡的源泉。因而人只有在这无法逃避的地狱中，在这无始无终的焦虑中，在这充满死亡的虚空中生存、挣扎、选择和自由。对于人，生存的选择和自由并没有任何必然性，它所面临的永远只是偶然:生命即是偶然，生存的选择和自由都是偶然之神的喜剧性造作。因而，作为人，应深悟其“道”、“貌”而安然生存，不要太苦恼，不要太沉重，不要太痛心疾首，一切都使其自由，任其选择，哪怕这自由与选择是偶然、是虚无，但人必须选择和自由，这是命运作为偶然之神的必然召唤。

我们这里所论的“生存”则是历史意义上的：“生存”即人的生命的历史化的此在运动。对于任何人，生存无疑是此在的现实，并必须以此在为起点，但历史化的生存并不以此在为基础，而是以自己(或前人)的过去为基础，此在是过去的建设性延续。然而，人的生存并不沉湎于这一基础，也不停顿于此在，而是以此在为起点而朝向未有和未来。因而，人的生存总是历史化的、目标性的。对于人的生存，每一个此在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每一个起点都凝聚了已有的基础和未有对现在的召唤。这是因为人始终是目的性的生命物，同时又是合目的性的追求者和创造者。

对于人，他只是生命世界的一分子，亦是人的世界的一个缩影。对于此在生存，它只是生命之链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瞬间的点的运动形态，或者说它同样是人的生命敞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这是人的命运，也只是人的此在生存的命运。因此，他不是自由的存在者、生存者，当然他也必得选择。然而，每个人的此在生存，其重要的不是自身有无自由，而是有无对自由的追求。因为生存即是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如存在哲学所指涉的那样是对自由的承纳。人对自由的追求，必然要选择，但这种选择决不是消极的、偶然的和承受性的，而是积极的、基础化的、方向性的和目标性的。因为人为着自由追求的生存选择行为，始终是历史化的此在生存行为，这种历史化的此在生存选择行为始终要接受未来召唤所形成的特定方向的指引，并以此而获得践行这一方向的行动力量：已经过去的生存智慧将为他提供这一此在生存行为得以敞开的方向，并赋予他的生存行动以最沉稳的力量；此在生存的能力则为它提供追求其选择的目标。因而人的此在生存行为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无为的行为，而既是创设性的行为，更是目的的合目的性行为。比如，农民下田种地、工人进厂上班，这些此在生存行为决不盲目，也决不偶然和无为，下田种地是为了今后收获粮食，粮食的收获并不为了今天的生存，为今后的日子“有饭吃”。同样，工人今天上班也不是因为今天的日子不好过，而是基于下个月的生活来源有保障，以及现有的职业以免在今后的什么时候被丢掉。如此等等的愿望化（即目的化)行为更多地动力于生存的经历、体验、经验等。这就是为什么年长的人对待此在生存要比年轻的人更严肃，年长的人对自己的此在生存的追求比年轻人更执著的根本原因。

人之不自由就在于它是生命世界的一个确定性因素，它永不可脱离生命世界而独自生存。因而人与人确实构成了某种既成的限制。他人现实地成为自己不自由的一个来源，因为他人现实地构成为自己生存的一种阻碍性力量，他人更构成了对自己自由敞开生存的一种遮蔽性关系。但同时人对人又是生存的一种动力，一种智慧，一种远甚于自己的激励力量。在每个人的生存舞台上，如果没有他人的参与、切割与重组，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全部企望与追求。因为生存就是人对人的理解、交流、对话和激励运动，生存就是消解对他人(他人对自己)的隔膜、阻碍运动。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存在哲学把人生看成是虚无，把人的此在生存的自由的选择和选择的自由运动视为是走向死亡和虚无的焦虑运动。但在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历史的生存运动本质上是人的生命的生长运动：生存即生长，这是个体生命存在敞开的本来状态、本来朝向。对任何一个人来讲，他的生存追求就意味着他作为生命而在成长，不管人的生存追求将遭遇到什么，其结果怎样，这种生长运动或者说生长过程对人的思想、情感、认识、体悟等等都将是一种丰富。这正如美国学者艾普丽尔·奥康内尔夫妇在《人格变化与最佳选择》中所一再指出的那样：“生活不是固定的状态或要达到的某个目标，而是个人从生到死连续的、充满刺激的发展过程。每个年纪、年代和时期都有其要面对和解决的特别的生活危机，有其要完成的任务和要锻炼的能力。我们可以把生命过程看作一条河流，它有源头、主流和支流，它沿着一个方向流动，它有弯曲和平直，迅疾和平稳。在它的旅行中，没有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完全一样。我们只有到了跟前才知道前面是什么。从生到死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在旅程的何处。这种观点帮助我们忍耐旅途中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眼前的形势多么艰难，我们最终能克服它们，来到旅途中较平衡的部分。同样我们在顺境中时，也不应为生活的突变而失望。可以说我们永不能功成名就。我们必须形成一个创造性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强调人生的盛衰变化，把生活看成发展的，永不结束的过程。”因而，“欢乐、哀伤、愤怒、冷漠、压抑、甚至偶尔的失调，都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62]。

这里的“生长”并不单纯指物理意义的，即主要不是指身体的成长，它主要是指人的精神(心灵、情感、思想、认识)的成长。客观论之，精神和身体并不截然分离，精神的生长即是身体的健康。在现实的生存世界里，其精神不具生长性的人，他的身体最终是难以健康的。“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因为喜为心志，怒为肝志，忧为脾志，恐为肾志，暴喜过度则气血散涣而神难守舍，常怒则肝气上溢，悲思过度则脾气郁结于胸腹而消化不良，惊恐使精气内耗而伤肾。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并善于把生存的喜怒哀乐悲苦离恨作为生长的自然现象，作为生存敞开的必然过程的有机内容，这样，他的精神生长了，他的生活轻松了，他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快乐感和幸福感。试想，一个总是斤斤计较于利害得失，总是不能宽容自己、并且也绝不宽容别人的人，一个总是苛刻地强求别人的人，总是为生活的不遂心，不如意以及挫折、失败压得抬不起头，总是在忧郁，在苦恼，在沉痛，你说他的身体能健康吗，身体的健康是以精神的成长、生长为前提:人可以痛苦，人更应该苦恼和失望，人当然有失常和消沉，甚至幻灭和绝望，这是人生的正常现象，哪怕一度的精神挫折，也是生存的自然展布。但处于生长状态的健康的人，是从根本上拒绝沉醉，不能执着执迷，而是当有了失败、挫折、痛苦、绝望的同时，更应该有对这失败、挫折、痛苦、绝望的领悟、觉醒，并求自我消解之，这就是精神的生长，这才是身体的健康。

生存即生长的重要生存学意义还在于，生存是精神(情感、心灵、思想、认识、思维)成长和身体健康的历史化运动。生存即生长，乃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新的历史观描绘并激励人要脚踏实地于此在生存，但绝不能以此在生存为目标，更不能沉湎于过去，而是面向人生的本有和未来。人的此在生存必须健康，必须成长，其目的不是因为此在生存，而是因为未有、未来。今天的挫折所带来的全部痛苦及绝望，展布着此在生存的艰难性。痛苦是正常的，但沉湎于痛苦，无形于把自己的生存和生命一古老儿交给痛苦而绝望，这却是异常，是自我的异化。因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生存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人和历史的不负责。因此，你必须超越这正常的痛苦，觉悟它、认识它、扬弃它，这是对明天、对未来和本有的展布。生存即生长，这更是一种高度历史化的和充满鲜明活泼的希望之光的未来观。因此，生存即生长的意识、情绪、思想始终是一种脚踏于此在生存的大地，吸吮过去生存的智慧，而光照于未来存在的生存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