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化的思维模型

与二元分离的类型化思维模型相比，包括与“物”思维模型和“心”思维模型相比，场思维模型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认知特征。

首先，思维的场化品质揭示了思维的物质性和自动力性，强调指出思维的发动和运行是思维者的全心身的整体投入。这种整体主义的思维观重新唤醒了我们的沉睡意识，激励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思维行为在本质上是生态化的，思维是关于思维者的生存(我为的和为我的)的思维。任何思维行为都不是高悬于思维者之上，或把思维者拒斥于思维之外的：思维即是生存，思维就是敞开生存，思维更是创造生存。这就是“思维是生存的本质”的基本含义。同时，思维的场化品质还揭示了任何一种思维都是思维者的生存之场，不同的思维模型体现着人的不同生存态度、能力和生存的域度，因此，每种思维模型都真实无误地传达着这一思维模型的恃有者——人的基本生命情调和基本生存状貌，这是“思维是生存的本质”的深层含义。

其次，场思维模型区别于意识性思维模型的主要方面有三：一是场思维模型是以人、生命和生存为基点，它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存在事实：离开现实生存，离开人与对象融融一体的现实生存运动，就没有思维可言:思维始终是生存化的。二是其思维行为的整体动力学性质，真实地揭示了场思维模型的基本思维视界，是高度综合化的思维视界。场思维模型揭示了人类思维的整体动力学性质既是基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也是基于感性生动的人的现实生存，更是基于思维者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运动，因此它是高度综合化的。三是场思维模型所体现的那种高度综合化的思维视界，在其本质上区别于兴起于19世纪晚期并盛行20世纪的科学(抽象)思维的综合，这种综合的成果形态就是科学方法论。因为科学方法论这种抽象的思维形式所追求的综合，是实实在在地动力于文化学的发展，服务于科学繁荣的需要，无论是老三论还是新三论，都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综合，这种综合化的思维视界仍然不折不扣地烙上了以二元分离为基点的类型化思维观念。而场思维模型所体现的这种综合是动力于存在的生境，即自然、地球生命、社会、人四者的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并服务于人(当然首先包括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生境化生存需要的。

第三，场思维模型展示了人类思维的历史化方向和道路。思维的生态化行为性质，呈示了思维即生存的现实性。思维即生存，也就是思维敞开生存和思维创造生存，这些最基本的语义内容都不仅仅是指涉个体，同时也指个体所赖以生存的时代的生存和类的生存。因此，思维的生态化蕴含了思维者、时代、类的情绪。思维行为的综合化(整体性)视界，不仅是思维者心身的整体投入，更是思维者的心身整体地容纳了世界，并以整个身心投入这个世界。这正如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卡尔·普里布来姆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的每个方面，每一种秩序都是全息式的，人的大脑本身又是以全息式的原理在运动，因而这才构成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人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是大脑(思维)的全息活动和对象(世界的某一方面、某一种秩序)的全息运动之间的共振。卡尔·普里布来姆进一步指出：“我认为大脑以这种方式产生结构和图像时，这两者必与真实所存在的东西发生共振”，而“有机体不再与体外的事物截然分开，这是全息模型的重要方面”[17]。这就是说，有机体与宇宙世界之间的这种无法截然分离的连续性，恰恰是基于大脑和宇宙都以同样的全息式(即场)原理活动，因而整个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其中。

时间和空间历来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由于它对物理学世界的重要性和难以理顺的纠缠性，时空往往又构成了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但它同样是一个异常复杂和艰深的思维问题。场思维模型揭示了思维的时空特性首先在于时空的思维性。这一观念将破灭时间的客观性之梦，也将消解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界限。科学家、哲学家卡尔纳普有一段有关时间的精彩论述，他说：爱因斯坦有一次说过，“现在”的问题使他十分烦恼。他解释道：“现在”的经验意味着某种对人来说是特殊的东西，某种实质上不同干过去和未来的东西，但是这个重要的差别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在物理学中。这个经验不能被物理学抓住，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而又无法避免的憾事。我认为，一切客观上发生的东西都能在科学中得到描述：一方面，物理学中描述了事件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时间的经验的特殊性，包括人类对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态度，可以在心理学中得到描述(原则上)的解释。但爱因斯坦却想，这些科学的描述不可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有某些关于现在的本质的东西刚好是在科学王国之外。[18]

爱因斯坦痛心疾首于“现在”时间，正在于“现在”是离他(科学)而去的。在清醒的爱因斯坦这里，绝对客观的物理时间之梦破灭了。那么“现在”(时间)是什么呢？它不在物理学的客观观照中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面对这些根本的性问题，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尝试做出一种解答，他认为“时间(现在)是编造之物，或者它什么都不是”[19]。柏格森的时间观念实质上就是一种思维化的时间观；时间离开了人的“编造”——即思维，就什么都不是。当重新定位时间，将时间看成人的“编造”物，对生命的理解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一种明确：“生命是在时间中进步和维持的。”[20]生命一旦诞生，它就开始了对自身的编造，并在这种编造中生长和延续——这即是时间的敞开。生命是以时间为保证的，换言之，时间永远是生命的刻度。无论是生命的内在流动，还是生命的外化运动，都是以时间为标识。所谓生命化，就是时间化。思维作为生命的内在运动方式，它仍然是以时间为刻度。所谓思维，既可以说是生命的内在化敞开，也可以说是时间在生命中穿越：生命化的思维，也是时间化的思维。所以弗雷泽这样写道:“感觉的时间和理解的时间之间的最后分歧是科学——工业文明的标志，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分裂症。”[21]

柏格森和弗雷泽的思考恰恰解除了爱因斯坦的烦恼，感觉和理解都是思维，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空间化的敞开性思维，后者是渗透性的凝聚性思维。但无论是敞开性的空间思维，还是的凝聚性的渗透思维，都是时间化的。从本质上讲，不仅思维是时间化的，而且时间也是思维化的，并且时间附属于思维：时间是因思维的产生而产生，并因思维的运动而运动。

那么，时间到底是什么？

时间是运动。时间是人对世界的分割运动。在人对世界的分割运动所敞开的时间进程中，思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任何生存行为都伴随着思维行为，人对世界的分割首先体现为思维对世界的分割，因此，时间是思维对世界的分割运动，这就是思维的时空性。

时间即思维对世界的分割，这一分割运动的连续化就构成了时间之矢(即时间的历史)。思维对世界的分割运动之点要穿越对象自身，而我们对思维穿越世界的这一瞬间的点的观照，就是空间。所谓空间只是思维世界时“瞬间状态”的自然漫延(延续)。但就其终极意义讲，思维对世界的切割运动动力于思维自身，并归属于思维自身，即它既包含了“瞬间状态”，又承纳了“瞬间状态”的延续和对新的“瞬间状态”的欲望。这就是场思维模型的时间情绪。这一时间情绪是历史化的，它的敞开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一体化呈示，这种一体化呈示方式，就是场思维运动。在场思维运动中，人作为历史化的整体而感受、体悟、分析、判断、决策、行动，这是人的生存行为的本来状貌。如果无视于思维的这一生存化本性，或者有意无意地扼杀思维的这一生存化本性，人所敞开的思维行为必将是畸形的、偏激的、片面的、不健康的甚至是危害人或社会的思维行为。比如，少儿式思维和老年式思维之所以不健全、不健康，就在于前者抹去了思维的过去情绪和未来情绪，后者则绝对地被过去情绪所俘虏，从而泯灭了此在生存情绪和生存的未来性情绪对思维的激扬与呼唤。

场思维模型的自组织化揭示了思维自身既是一种活的生命能量，也是一种具体可感的立体多元的思维形式，既具有高强度的凝聚力，又具有高力度的辐射力的物质形式。思维作为一种物质形态，作为一种生命化的动力能量，总是在其运行(即思维者思维)中不断地建构起新的动力能量和新的物质形式，从而凝聚起更新的和更能够体现(个体)生命特色的能量，并以此为判断的标准进行选择和扬弃，即扬弃自我思维之场中的旧质。这是人类思维运动的本性，即人类(个体同样如此)思维永远在自身的运动中追求自我建构、自我扬弃、自我生成与创生；一切已有的思维能量(观念、情绪、情感、方式方法)并不绝对地充满生气，真正的更新，真正的生气活泼，全在于对自我思维之场的能量的时时创生，这是思维乃生成的本质的全部哲学意蕴。

人的思维之场是一个生气灌注的、永恒着生成创化诉求的生命能量场，这个生命能量场中的能量即是语义：思维场即是语义能量场。人的思维即是一种场化的语义思维，这是思维与语言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思维即是语言。思维是一种思维语言。思维运动的结果，就是思维语言对对象世界语言予以切割的形式化；并且思维运动的结果，既要以言语（即“思维语言”）为实质内容和内在动力，又要以符号语言为赋形方式，所以，思维运动的结果，就是符号语言的创造性产生。

如上几个方面，就是思维与语言的内在关联和本质规定。但长期以来，我们无视于思维的语言化这一客观存在，并且在类型化思维观念的分裂下，思维和语言相分离，由此导致人的思维成了“空无”的空壳。这种被抽掉了具体内容(能量)的思维，虽然被心理学家、思维学家、文艺美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反复论证，并为我们的教育者所奢谈不已，但这些层出不穷的教育观念、理论、知识、方法，往往并不具有培养人的思维能力的功能，其根源在于一种语言的习得，只能是一种思维的习得。如果不引导学生先建构起一种思维，获得一种思维能量(语义)的积淀，无论怎样强求学生去死记硬背成语词典或课文，都将无济于事。由此不难看出，语言的思维意义尤为重要。因为语言既是人的思维的实质内容，也是人的思维敞开的疆域。一个人不断习得和掌握语言的程度，实质上真实地体现了他生成思维的力度和敞开思维的域度。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人类的全部精神探索，都是对语言的创新和拓展活动，因为一种新的语言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获得新质的过程，也是人类思维疆域得到全新开拓的体现。当我们以这种新的认知视域来重新审视人类的精神探索创造过程，就会发现，在人类存在敞开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都是以自己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语言系统而独立于世。具体地看，哪怕是那些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们只是使用前人的术语、概念，也都赋予这些术语、概念以新的语义内涵。比如“运动”一词之于亚里士多德是性质性的，但对于牛顿却是位移性的，而对于爱因斯坦来讲却是相对性的。再比如“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所呈示出来的具体内涵，在波晋尔、托马斯·库恩和拉卡托斯那里却各不相同：对波普尔来讲，科学革命即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但对托马斯·库恩而论，科学革命则是范式的变革向语言切割世界的方式的改变；而在拉卡托斯那里，科学革命就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扬弃与重构。“无意识”概念同样如此，它在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人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中所彰显出来的具体语义内涵是有所不同或者根本不同的：在弗洛伊德那里，他所追求的是性力无意识（后来他修正为唯快乐无意识和唯死亡无意识）；而荣格所关注的却是作为文化“原型”的集体无意识；阿德勒的“无意识”兴趣和激情所在，恰恰是自卑与超越，即自卑无意识如何达向本能化的自我超越。如此等等的个体思维差异，最终呈现为他们各自对语言的个性化创造，这种个性化创造的语言所张扬的却是由其具体的语义内容为底色的语义敞开的张力空间。所以，语言始终体现为思维者的思维实质和思维疆域，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具体含义都来源于一种思维化的语义能量，具体的语言行为恰恰是场化思维的语义能量整体辐射的产物。科学哲学家库恩在其后期的探索中把科学革命的动力视为是语词的改变，因为在库恩看来，语词的产生和改变的背后，恰恰是人们切割和重组世界的方式的改变。这是从符号化的客体角度看，如果从未符号化的思维主体角度看，科学革命的展开与实现，恰恰既是（具体言之是科学家，宏观地看，是时代化的科学运动）场思维语义能量的更新，更是场思维疆域的变化拓展。场思维疆域的拓展，源于场思维能量的积累；场思维能量的积累，所遵循的是层累原理。遵循层层累积原理，场思维能量积聚到某个临界点时，场的运动遵循突变原理，即突破自身的常态运动轨迹，产生场思维疆域的突变性拓展。场思维疆域以其突变的方式而敞开其拓展，并不只是量(能量)的增殖，更是能量的质的蜕变，在思维之场的全息运动中，永远都没有质与量的区分，质即是量，量本亦质，任何质的变化都是量的变化；任何量的增殖都是质的改变。思维能量的运动始终是场化的即始终是全息的、历史化的、生态化的、综合化的和个体生命的整体投入的，并且始终是语言化、情绪化、无意识化和意志化的，这是思维的本来状貌，是人类一切精神现象的本来状貌：场思维运动是人类全部精神创造和探索的全息式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