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活世界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

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在哲学史上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是现代哲学挣脱科学主义束缚，消解本体论和认识论形而上学的成果。那么，它对于译学研究的意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以下，我们将透过生活世界的几个特征分析一下它对于翻译研究的启示性。

首先，生活世界是非课题化的、前科学的人之存在领域，具有现在的给定性，因而人们可以经验并感觉到它的存在，并将其视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与生活世界相比，科学世界则是完全“课题化”的世界，它是指“人类借助理性的力量围绕着开发自然、控制自然以利于人类生存这个功利性的目的而由科学家构造出来的世界”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 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这一世界在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没有能够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因为它让人们忘却并放弃了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追求与思索。在科学世界观照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遵循的就是这种数学化和理念化了的研究形式，它抽离了主体的精神本质，抹去了翻译活动中的文化特征，将文本抽象概括为一种纯粹的客体对象，由此，对语言转换的精确性与客观性的追求成了译者的唯一目标，对于文本的语义句法分析也成为批评者的主要兴趣所在。然而，翻译活动始终无法排除主体的意向性，因为作者难免会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投射于文本，而译者和读者也会将其个人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对文本的阐释之中；而要充分展现这些主体性特征，就必须将作品放到生活世界中进行考察，毕竟，“生活世界的真义恰恰在于它是一个相对于人的世界，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只有返回生活世界，自然科学的中心地位才会旁落，科学主义的操控力量才会减弱，而翻译中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学科内部的构建，抑或是外部意识形态、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才可以真实、自然地呈现出来。

其次，生活世界具有奠基性，相对于科学世界它拥有优先性，因为“这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保持着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由于生活世界将人置于中心地位，这就让主体的存在意义及其创造性活动的价值直接进入了翻译批评的研究视域，也使批评者认识到，翻译批评不能仅仅局限于斟词酌句的客体评价层面，而应当在社会历史的背景中对译作的价值进行重估。以经典名著的复译问题为例，第一个译本也许远不如后续译作那样完美，甚至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疏漏甚至错误，但是我们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决不能仅仅盯住这些纰漏，相反地，更应翔实地考察一下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样就能明白首位译者的远见和勇气，也理解这部作品对于当时社会的启蒙意义及其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从而明白，第一部译作的社会价值远远超出其后续译本，因而并不比后者逊色。当然，我们这里无意于贬抑后续译本的价值，毕竟，适当的查漏补缺或是更加精彩的阐释都是必要的，这里所强调的是除却审美价值之外的译作的社会价值；如若不顾及译作推出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只是就译作中的几个字词翻译得是否得当展开批评，或是一味指责译者在译作中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感情因素，并由此赞叹后续译本对这一点的超越，无疑都是有失偏颇的。须知，一些译者对作品的适度改写正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宽容度不够，而其在译作中创造性的发挥反而会让原作更具魅力从而广受好评，也有助于原作在异域文化中找到扎根的土壤。

再次，生活世界的直观性也赋予了交往双方一定的社会性，而它的交互主体性更为主体间的交往、理解和沟通提供了适宜的平台，正如衣俊卿所言，“生活世界之所以是前科学的、给定的意义世界，还在于它是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生活世界为主体间的这种交往和互动提供了适当的背景，并为他们之间的理解和融通构建了理想的语境。一方面，译者和读者由于个人世界观、价值观、情感经历、文学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原作的理解和阐释自然会和作者存有一定的距离；而另一方面，对于生活世界相似的认知、感受与体验却可以拉近译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使得主体间的理解和交流成为可能，并让他们经由文本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先验的主体间性惟有回到生活世界的经验个体间的交流对话才是真正现实的和有意义的主体间性，同时生活世界也唯有在主体间的生存体验交流意义上才是真正的生活世界。”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

最后，作为交往的重要媒介，生活世界中生动的语言为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提供了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并促使主体间形成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而交往行为也使生活世界更显亲和、宽容和多样。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个体拥有平等的意识、思想和地位，经过交往，彼此之间可以形成相似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消除语言上的权威中心和霸权主义，建立更加宽容、完善的自由对话语境。这一交往行为的完成基于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巴赫金曾经指出，“语言的存在本质和人的存在本质是同一的，即对话性。”姚纪纲，《交往的世界: 当代交往理论探索》，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只有在对话中，语言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之源；而语言亦会渗透于对话交往的各个角落。因此，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正是以对话的形式自发地建立起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主动寻求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获得群体的认同感；而在这一交往的过程中，个体主体也会得以提升和发展，获得生活的本真意义和个体精神上的自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非课题化与直观性突显了翻译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主体性和意向性，以此否定了完全依赖于自然科学方法的研究途径；其相对于科学世界的优先性和奠基性充分体现了翻译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并将价值因素直接引入了翻译批评的评价视域；它的交互主体性赋予了主体一定的社会先在性，并为其提供了可交流与沟通的背景和语境，由此为交往活动提供了前提性保障；而它突出语言的特点更是直接促成了对话的实现，从而为理解和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可见，生活世界对于翻译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要彻底摆脱科学主义的束缚，保证这一学科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返回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