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创造了这个具有绝对意义的词，但又不得不赋予它极有限的意义，赋予它更多的相对性。
生命自由吗？到处都是生命的限制；行为自由吗？到处都有行为的羁绊；权力自由吗？到处都是权力的制约；需求自由吗？需求总被需求剥夺；爱情自由吗？有情人都为情所痛。
一种无奈压迫着——生命有限的无奈。当从不惑的节气走过来，便感觉生命的短促如同灯开灯灭，人们追逐权力、金钱、财富如同暴雨来临之前的蚂蚁筑巢，尽管一瓢水也冲它一个落花流水、一无所有，但其本能作动力，还是要做永远的奋斗！这种精神和对生命的执著是极可敬佩的，但其命运却是极可悲的。人生如蚁！
一种痛苦折磨着——有限的生命里不自由的痛苦。这个世界不能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人也不能创造出充足的或自己所欲望的物质。许多人的生活极其窘迫，病痛无法祛除，经济十分拮据，亲人不能时时团聚，衣不美、食不甘、住不阔、行不便、环境不美丽……思想能无痛苦吗？心灵能自由吗？
于是，人们在相对之中，在有限之中追求幸福，寻求自由，一种极其有条件、极其相对的自由。其中最大的自由便是健康，健康的生命是最自由的；其次是安全，安全就是幸福；再次是天伦之乐，包括拥有爱情、父母健康、子女成才；还有就是人际关系和谐，有所事事，这种自由也等于幸福；最后是奋斗和努力取得应有的成果而且不受人为阻碍，于是，心灵的自由便也由此产生了。
生命舒适，无贫穷之忧，无疾病之痛或疾病可以得到治愈，住行方便，即使生命有限也足矣！但是，生命极其有限，天灾人祸又不可免，亦无力免，这就是不自由。
假如可以自由地延长生命，最终则是自然的不自由，是生命与自然的同归于尽！所以，生命的有限是与自然的无限相统一的。生命相对自由与自然的绝对自由是统一的。
人发现了这个规律，自己便义无反顾地遵循这个规律，去直面死亡。具备一定能力的人，通过恰当的奋斗留名于世足矣！不具备一定能力的人，则以繁衍后代而延续生命。
人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包括生命和生存方式。人是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的不自由就是自己造成的了——自己的创造力，自己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自己认识、改造自身的能力，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比如，战争并不是自然加于人而是人加于人的灾祸，不平等不是自然加于人的，而是人借助自然力自己造成的。
自由是相对的，在客观和社会允许的条件下，自由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现实的人只能享受相对的自由，而绝对的自由如同绝对真理，只能接近而不可穷尽。所以，充分享受了相对自由，也就是极大的幸福。比如，奉献出自己的智慧，挚爱自己的父母、儿女、亲人，同情一切可怜的人……
但是，人的不幸往往来自不自觉，来自心灵——生活在幸福之中却浑然不觉，比如社会安定，有工作岗位，在父母膝下无忧无虑地生活，有健康的体魄，衣食住行无忧，等等，而只是被求之不可得的愿望所痛。
我深爱着我的母亲，她辛劳一生，她热爱自己的儿女一生，但是，在我没有强烈意识到她的生命无多时她已突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她自己肯定强烈地意识到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妈妈从来没有礼拜过而只有操劳，尽管她也对宗教很虔诚。可是在她的晚年，据父亲讲她坚持“五番”礼拜，她一字不识而以古稀高龄能记忆念诵，可见她的毅力！但这种毅力来自哪里呢？来自对生命的追求，来自对生命之后的未来的追求！她的青年、中年甚至老年以后，仍然为生活为儿女辛劳着，生活、生命使她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当儿女成家立业，她仍孤守故土时，她在耗尽生命时感到生命的短促，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生命的不自由。于是，便追求心灵的自由——为了超越生命，她以我不可想象或未曾想象的毅力学会了五番“乃麻子”（礼拜），那其实是一门外语。而这时的我是幸福的，但未曾珍惜，未曾尽到我对母亲的深深爱心。而在意识到之时，只有永远的痛苦。
现在，我深爱我的女儿，如同我母亲爱她的儿女。女儿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她们的童年拥有比我的童年更多的幸福与自由，因为她们的父母比我的父母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和保障。我看到或体会到了她们的幸福与自由，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她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没有意识到可能就是一种幸福吗？意识到了，反倒产生出另一种痛苦。
由此可以说，幸福、自由有时就是一种不自觉的生活，没有什么反常，所以也就不自觉、无意识；意识到了，是因为反常、反差的刺激。但是，不惑是一个节气，这个节气之后，又必然意识到。
我重复着妈妈的生活之路和心路，我的女儿呢？
“人是灵魂的，也是物质的。对于人，物质是灵魂的一种载体。但是这物质的载体要渐渐消损。那么灵魂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随着物质躯壳的老化破废而魂飞魄散，要么另寻一个载体。”（冯骥才）一切奋斗的人都在寻找灵魂的也即心灵的载体！一切有思想而少权力的人，都愤世嫉俗；一切无思想也无权力的人却很俗，包括一切有能力有才气而无权力的人也很俗。这里有必然性吗？有的。有才气的人，政治上无用武之地，必然融入流俗，谋求物质上的自由与幸福。至于天才而无权，更是以人生为本了。但是，对这些无可奈何的现象，思想家不能改变它，就只有“愤”了。而“愤”也仅仅是心灵的自由，有多少能付诸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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