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言论时，他已不是五四时期那个热血激昂的新文化运动健将，也不再是临危受命的驻美大使，彼时的胡适，已经经过梦想破灭、异国寓居等种种人生经历，阅历让他沉淀，波折使他的心胸豁达。于是他便作文，名为“容忍与自由”。

而在胡适的一生中，不管对亲友、晚辈、甚至敌人，都能做到容忍异见。

一代宋史大家邓广铭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主要工作是整理北大从缪荃孙艺风堂购置的历代拓片，并且每天下午帮助钱穆先生整理、点校当时钱穆在北大所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所需的古籍资料。

当时北大图书馆为文学院、法学院院长及两院系主任设置了专门的阅览室，但是实际上利用的人并不多，比如文学院长胡适，家中就有整整三大间书房的书，他自然不大会去使用那间专属于他的阅览室，于是邓广铭便鼓足勇气向胡适提出，让他使用那间阅览室，胡适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随即便给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打电话，让那人把阅览室的钥匙交给邓广铭，从此以后这间阅览室便成了邓恭三先生的“读书室、写作室、编辑室（邓广铭当时担任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的执行主编）”，“它使我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1932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在此之前，他在某刊物发表了《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和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胡适正巧与此刊物的主编凌某在去南京的途中偶遇，闲谈间隙胡适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就问：“千家驹是谁的笔名？”凌某说：“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胡适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凌某回答：“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在大学毕业，”胡适为一个大学生有这般锐见大为惊异，回到北平，就让千家驹的同乡吴晗找到千家驹。胡适问千家驹毕业后准备去哪儿工作，当千家驹告诉他尚未有着落，胡适便自告奋勇介绍他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

陶孟和私下打听了一下，得知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的头头，著名的捣乱分子，说不准还是共产党，心里便有些踌躇。他跑去问胡适，胡适则回答说：“捣乱和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于是，千家驹就进了研究所。1934年胡适又主动介绍千家驹去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从北大毕业才两年，资历尚浅，而且又嫌千家驹思想过于“左倾”，怕惹出什么乱子来，他不好担待，不肯同意此事。千家驹为此事写信给胡适大发牢骚，最终在胡适的坚持下，赵乃搏只得妥协。

胡适的容忍不仅让自己胸襟豁达，重要的是，他的胸襟成全了很多优秀的人。胡适一生极力推崇自由主义，但对他而言，比这更重要的是，他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胸襟，以此征服了无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