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的自为性局限

分析主义方法的实践论困境　分析主义方法，构成西方文化的核心。因为分析主义方法最终生成出近代西方社会的生存论原则和实践规则。

首先，分析主义方法生成出西方扩张与征服的生存论原则，这一生存论原则的认知导向和价值引导恰恰是自下而上。这种自下而上的认知导向和价值引导模式的本质规定，就是人类中心论、个体本位论和感觉直观论。其中，人类中心论构成其扩张与征服的生存论原则之二元对立方法论的信念根源，个体本位论构成其扩张与征服的生存论原则之人类中心化信念的认知根源，感觉直观论构成其扩张与征服的生存论原则之个体本位信念的思维根源。

在分析主义的导向下，扩张与征服的生存论原则要全面发挥其认知价值引导功能，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实践论规则，这一实践论规则就是理性与法则，即凡事以理性为起点和归属，并以实现对共守的法则的遵从为实质体现。在理性与法则的双重规范下，物质幸福主义、构成西方社会的实际生存目标；傲慢物质霸权主义，构成西方人的生存行动纲领；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构成西方人的功利主义生活的行动原则。不仅如此，功利主义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灵魂。放任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宪政主义的政治制度、全方位开放的公民自由、学术自由，一往无前的科学繁荣与技术发展，都是以功利主义为动力。

功利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文明的灵魂，是因为分析主义的本质规定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基本价值诉求敞开为三个并行不悖的并且是相互生成的维度：一是个人主义的人本价值诉求；二是理性主义的价值诉求；三是法则主义的价值诉求。分析主义方法造就了西方社会的内在和谐与创生张力，但却制造出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进一步的漫延与扩张，最后又导致了整个人类世界因为资源之争、物质利益之争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相互争夺与战争，包括武装的暴力战争、制度战争和外交战争等等，由此生成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

领悟主义方法的实践论局限　从历史角度审视，中华帝国是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最悠久的帝国之一。生活在这个帝国中的人，无论是帝王官僚，还是平民百姓，都将由自己所缔造和维护的帝国视为是天朝，帝国就是天下，帝国之外的世界没有文明，只是蛮夷居住的野蛮世界。这种帝国文明的天朝观念，本身就是一张温床。这张温床孕育出中国人的领悟主义方法。这种领悟主义方法构成了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指导，并从两个方面规训着中国人的生活。

首先，这种整体的领悟主义方法生成出中国人知足与静守的生存论原则。这一生存论原则的认知导向和价值引导恰恰是自上而下。由此自上而下的认知导向和价值引导孕育生成其知足与静守的生存论原则，敞开为多元一统的生存信念、权力中心的生存认知和家庭本位的生存思维。具体地讲，自上而下模式的本质规定，就是权力中心论、家庭本位论和经验直观论。其中，权力中心论构成其知足与静守的生存论原则之多元一统价值取向的信念根源，家庭本位论构成其知足与静守的生存论原则之权力中心论的认知根源，经验直观论构成其知足与静守的生存论原则之家庭本位论的思维根源。

此一知足与静守的生存论原则要全面发挥其认知价值引导功能，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实践论规则，这一实践论规则就是血缘与人伦，即凡事以血缘为起点和归属，并以实现人伦关系的照顾为实质体现。在血缘与人伦的双重规范下，血缘主义构成了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目标；宗法主义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存行动纲领；私情主义构成了中国人的实利主义和势利主义生活的行动原则。因为在中国哲学世界里，由管仲所开创的刑赏主义哲学（亦即“法家哲学”）、由老子所开创的大道哲学和由墨子所开创的墨家哲学，都没有获得普遍的社会实践定位，唯有由孔子所传述的儒家学说，才获得了正统的、具有统治地位的引导者功能。儒家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它的灵魂就是私情主义。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正直是德性之一基本标准，也是德性之真实体现。但在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那里，人的正直与否，必须纳于具体的生存境遇之中来判断。具体的生存境遇之于人而言，却构成了内外，其内外的分水岭却是家庭、家族。家庭、家族之内与家庭、家族之外，所表现出来的正直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并且也是不能混淆的。在家庭、家族之外，所遵循的正直之道是为其“证之”，即检举、告发做坏事的人，这是表达正直的基本行为模式。在家庭、家族之内，所遵循的正直之道是为其“隐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基本的正直行为表达模式。“人有六德，三亲不断。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1]《六德》与《自性命出》都是儒家文献。在儒家伦理中，圣、智、仁、义、忠、信，是其六德，即六大社会公理；夫妇、父子、兄弟，乃是三亲，即三大亲情。三亲不断六德，讲的是情大于理：亲情大于公理。情大于理、亲情大于公理，这是儒家伦理的根本特质，也是中国伦理的根本特质，亦是中国文化之伦理本位的内在依据、尺度、标准，并构成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行动原则与方法。

情大于理、亲情大于公理的伦理体认—判断模式，源于两性和血缘需要。两性和血缘，构成了这种伦理体认一判断模式生成的基石。而两性和血缘所构筑的是家庭、家族，情大于理、亲情大于公理的伦理体认—判断模式，恰恰是维护和强化两性关系和血缘亲情的。这是中国社会制度和精神结构的特质。“我们可以说传统伦理是家族中心的，因为以村落为中心的社会，多半就是一个家族，家族的长辈为伯叔，晚辈为子侄，同辈则以兄弟相称。五伦中有三伦（父子、夫妇、兄弟）属于家族，其余君臣、朋友虽非家庭成员，但基调上完全是家庭化的。国君无异一个大家长，故有‘君父’之称，朋友间则称兄道弟，甚至四海皆兄弟。以家族为中心的伦理，特别重视的是‘情’，情是维系伦理关系的核心。”^[2]“西方人的伦理理想道德观念就与我们很不同了。最昭著的有两点：一则西方人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譬如西方人所说对于家庭怎样，对社会怎样，对国家怎样，对世界怎样，都为他的生活不单是这人对那人的关系而重在个人对社会大家的关系。中国人讲五伦，君臣怎样，父子怎样，夫妇怎样，兄弟怎样，朋友怎样，都是他的生活单是这人对那人的关系，没有什么个人对社会大家的关系。（例如臣对君有关系的，臣对国家实在没有直接关系）这虽看不出冲突来却很重要，中国人只为没有那种的道德所以不会组织国家。一则中国人以服从事奉一个人为道德，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都是如此。所谓教忠教孝是也。而西方人简直不讲，并有相反的样子，君竟可不要。大约只有对多数人的服从没有对某个人的服从，去事奉人则更无其事。这便两方大相冲突起来，也还都为他们生活的路径不同的原故。”^[3]

这种知足与静守的生存论原则和血缘与人伦的实践论规则，最终导致帝国和天朝衰败、贫穷与落后，同时中国人也在饱受衰败、贫穷、落后之苦中得以觉醒。这种觉醒虽然来得太迟，但其冲劲与动力却特别大，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只用了短短不到4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努力才达到的水平。但是，这种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是在没有触及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方面的革新的前提下展开的，因而同时出现了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由于基本上是沿着西方的路子在走，因而其快速的经济发展同样把这种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本身推进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道路，并且由于极度贫困下的经济改革，更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劲头，正是这种为了发展经济而不顾一切的劲头，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分离状况更为严重。二是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展开的最终力量，是自下而上的分析主义方法、个人主义精神和局部动力学思想。而在中国，推动其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最终力量，是自上而下的领悟主义方法、社群主义精神和整体动力思想。正是因为后者，才形成了中国改革进程中除了要面对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困境所导致的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外，更要面临如何消解各种积压而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由此两个方面，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在中国人的生存世界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其生发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将在事实上表现得更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