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这是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在其名著《艺术的起源》中作出的论断。它提示人们从文化的起源去探寻和解释艺术的起源，人们可以从“文化”的起源中对“艺术”的起源与本质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不管对艺术有多少不同的理解，艺术总是为人类展现了一个审美的世界，一个表现人的感觉深度的世界，一个深化了人的感觉与体验的世界。在艺术世界中，情感体验本身获得了自足的意义。艺术使个人的感受条理化，使个人的体验和谐化，它调整和升华了人的感受与体验。艺术又使人的情感对象化、明朗化，在想象的真实中获得真实的想象。在艺术的世界中，人的生活获得了美的意义与价值。
艺术世界是美的世界，艺术创造是美的创造。艺术直接地、鲜明地、集中地体现着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艺术确证着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创造性，确证着人与世界之间的丰富多彩的矛盾关系。文学家雨果有一名言：科学——这是我们，艺术——是我。科学所要表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所表述的真理性认识需要取得人们的共识，因而是“我们”；艺术所要表达的是个体感受到的强烈的审美体验，它所表达的审美体验需要具有鲜明的个性，因而是“我”。
作为“我”的艺术，是以艺术形象的方式而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理论要通过逻辑论证来“以理服人”，艺术则要通过艺术形象来“以情感人”。艺术形象以其所具有的审美意义来激发人们的美感，因而艺术形象必须具有艺术美的典型性、理想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艺术性”。实际上，艺术并不是离开“我们”的单纯的“我”，而是以艺术的方式所实现的“我”与“我们”的对立统一。在艺术活动中，“我”是“画内音”，而“我们”则是“画外音”，即：艺术以“我”的声音发言，而艺术所表达的“我们”共同的情感与意愿则蕴含于“我”的艺术表现之中。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这个世界可以由乐谱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组成”。因此，对于艺术中的“我”与“我们”的关系，应予以辩证的理解。
艺术把人带入美的境界，是因为艺术展现了生命的活力与创造，是因为艺术表现了充满活力与创造的生命。艺术是人类超越意识的体现，艺术是生命的形式。美学家苏珊·朗格曾对艺术美作出这样的阐释：“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她还具体地指出，“这里所说的生命结构包括着从低级生物的生命结构到人类情感和人类本性这样一些高级复杂的生命结构（情感和人性正是那些最高级的艺术所传达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才使得一幅画、一支歌或一首诗与一件普通的事物区别开来——使它们看上去像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使它看上去像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用机械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使它的表现意义看上去像是直接包含在艺术品之中（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自己的感性存在，也就是现实存在）”。[7]我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也认为，艺术的“节奏”、“旋律”、“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8]
人是创造性的存在，人是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历史积淀造成人的愈来愈丰富的心灵的世界、情感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人需要以某种方式把内心世界对象化，使生命的活力与创造获得某种特殊的和稳定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就是创造美的境界的艺术。
艺术作为人类超越意识的文化形式，它不仅仅是“生命的形式”，也是“现实的镜子”，它以艺术形象的方式而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时代精神”。艺术，它是“时代的敏感的神经”。艺术作为时代的敏感的神经，它使艺术家的主体自我意识超越了个体意识的局限，而达到了对该时代的社会自我意识的艺术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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