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晚年毛泽东曾经要求重新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这是对老子以柔克刚、刚柔相济思想的具体运用。

1973年2月，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放逐生活”，被中央召回北京。

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斗争激烈，政治局最终还是在3月10日做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没有也不可能对邓进行平反，而只能以对犯错误干部落实政策的名义做出。但是，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邓小平这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终于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它在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否定。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做出邓小平复职决定的当天，就向毛主席、政治局请假，请求“病休”两周，他的癌症加重了。只是在邓小平的复职一事终成事实的时候，他才稍微舒心而决定休息一下。

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阔别几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又约请邓小平去毛泽东住处开会。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再次热烈握手。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说：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在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0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酝酿给邓小平加重担子，让他负责更为重要的工作。此事是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毛泽东建议的。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帅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帅的建议。

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小平参加。会上，他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意见，并向大家推荐邓小平，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毛泽东又指着叶帅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随后，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来京议军。

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再次推荐邓小平，他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指邓小平——编者注）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转引自《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页。）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在十天里三荐邓小平，用这么多话称赞一位领导同仁，实属罕见。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实际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作风凌厉，说到做到，干练果敢，不拖泥带水；“里面是钢铁公司”，原则性强，敢于斗争，不当和事佬。另一方面，是说邓小平很严厉，不徇私，不讲情面，“有些人怕他”，“人家有点怕你”。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是毛泽东对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希望和要求，毛泽东把这个要求口语化为“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邓小平性格中刚毅的成分、强硬的成分多一些，毛泽东是希望他柔弱一些、绵软一些。

这些言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确实很器重，很了解，很欣赏他的才干和性格。但是，他对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有某种不放心，要求他改掉“过去的缺点”。实际上，邓小平的刚果强硬是优点而不是缺点。邓小平特点和优点是表里如一，对违背原则的人和事他外面是“钢铁公司”，里面也是“钢铁公司”；外面是“针”，里面也是“针”。

邓小平“刚”，是为主；邓小平“柔”，是为次。他性格上的这个特点，在他从1974年到1975年同江青的三次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第一次斗争是关于邓小平要不要出席联合国大会。

1974年，周恩来总理的病情越来越重，工作重担也就越来越压向了邓小平。本年初，联合国召开第六次特别会议，染病的周总理不能参加，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代表周恩来出席，并在大会上发言。这是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参加并阐明中国外交政策纲领的大会。当然，这也是邓小平复出后，首次担任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使命。对邓小平复出一直心怀叵测的江青一伙，公然阻拦邓小平出国。毛泽东3月27日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4月4日毛泽东审批了邓小平的讲稿，邓小平6日飞往联合国，10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精辟地阐发了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外交政策。邓小平的演说引起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反响和欢迎。邓小平载誉归来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向他表示同志般的祝贺。

第二次斗争是关于四届人大“组阁”问题，导火索是所谓“风庆轮事件”。

1974年6月，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了，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样，接替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问题，迫在眉睫。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推荐，10月4日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江青预感邓小平有可能在四届人大上接替周恩来正式主持国务院工作，就导演了一连串妄图由她“组阁”的闹剧。

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崇洋媚外”。“风庆轮”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级轮船。1974年9月底，该轮执行远航欧洲任务后返抵上海。“四人帮”借该船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诬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洋奴哲学”、“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已经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总理。随后，他们根据诬告材料捏造罪名，将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10月4日，江青在一份关于该事件的材料上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声言“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再次发难。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逼邓表态。邓严正回答：“我要调查。”江青即大吵大闹起来。邓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四人帮”一哄而上对邓进行围攻，张春桥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向他们投以蔑视眼光，愤然离开了会场。当天晚上，“四人帮”便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住处密谋，派王洪文第二天即飞往长沙，“恶人先告状”，向正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汇报，争得支持，遏制邓小平。第二天，在王洪文飞往长沙的同时，江青又找负责与毛泽东联络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她们也向毛主席报告，说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扬长而去”，等等。

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很快也得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向即将赴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很清楚，争论的焦点是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帮”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他嘱告王、唐：“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其实，毛泽东对江青的图谋也是清楚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后，当晚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争吵”的事，蛊惑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的用心是想让毛泽东联想起1970年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的混乱，发话支持“四人帮”。可是王洪文的企图落空了，毛泽东不仅没有支持他，反而批评了他。毛泽东说：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做出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北京，已经动过两次手术的周恩来，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等人进行了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到医院开会，按毛泽东的指示落实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但是，江青“组阁”之心不死，11月12日她致信毛泽东，再提让某某当副总理，某某当副委员长，以及某某当部长，等等。毛泽东当即在江青的信上批示，有一句话说到要害处：“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同一天，邓小平也飞抵长沙，面见了毛泽东。毛、邓在亲切的气氛中做了交谈。在座的还有王海容和唐闻生。一开始，毛泽东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这是指前不久邓小平顶回江青挑衅的事。“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好！”毛泽东很高兴，说邓顶江青顶得好。“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说：“我赞成你！”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王、唐二人又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答：“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说：“这个好。”他很高兴。

邓小平随后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他向毛泽东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他很同情邓，又很支持邓承担重任。

江青11月19日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是公然伸手要官了。毛泽东于20日批示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一伙“组阁”的图谋终遭破产。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王洪文也到了长沙。毛泽东在同周、王的谈话中，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和周恩来谈到邓小平时说。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周恩来听得懂。不懂英文的王洪文木然。

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这次王洪文似乎听懂了，十分尴尬。

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欣然放下了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郑重地点了点头。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2月1日，周恩来主持有十二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总理郑重地宣布了各副总理的分工，首先说的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随后，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周总理略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又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铁骥文：《周恩来与“全面整顿”》，《人物》1994年第三期）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十分严峻，“四人帮”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生产指数下降，人民生活非常困苦。经过第二次“起落”的邓小平，深知历史把他推到这个位置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他已七十一岁了，但精力仍然很充沛。他要把他深入思考的经纶大略付诸实施。

第三次斗争是邓小平捅了江青这个“马蜂窝”。

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一伙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起来。他们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看成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障碍，处心积虑地要拱倒这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江青总是以她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图谋实现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目的，但是不可避免地要露出“马脚”。1973年11月，毛泽东依据不可靠的信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错误地批评了周恩来。江青、姚文元抓住此事，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企图“打倒”周恩来。毛泽东发觉了江青等人的企图，出面制止了江青等人的做法，说江青“才是迫不及待”。1974年年初，江青等又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批林批孔”中又加上批“走后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叶帅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又一次制止了江青等人的做法，说这是“形而上学猖獗”，是搞“三箭齐发”，“冲淡了批林批孔”。但是，毛泽东屡批，江青屡犯，根本不思悔改。一般人也因她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投鼠忌器，不好与之计较。这就使得江青更加骄横跋扈，似乎谁也不敢捅她这个“马蜂窝”。

但是，邓小平却敢于捅这个“马蜂窝”！

1975年2月，毛泽东发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江青一伙再次趁机掀起攻击周恩来的浪潮。这次，他们打的旗号是反“经验主义”。姚文元3月1日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正确性”时，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4月1日，张春桥又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进一步宣扬了姚文元的观点。张春桥3月1日对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话时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理论”的社论，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4月4日，江青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这股“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很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看透了江青一伙的图谋，决定要捅一捅这个“马蜂窝”。

4月18日，毛泽东偕邓小平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毛泽东当着金日成的面，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他对金说：“邓小平会打仗，还会反对修正主义。他被红卫兵打倒了好几年，现在没事了，又起来，我们需要他。”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借机以请教的方式，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大批“经验主义”的情况，并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此事当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组织新华社写的学习理论问题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他批评江青等人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4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江青等人的做法。由此，大批“经验主义”的声浪，也就很快声细如蝇了。

5月3日夜，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再一次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

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他待大家坐定后，一开始讲话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说，因眼患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张春桥那篇反经验主义的讲话，自己只听了一遍，没有听出问题，“放过了”。他批评江青等人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他说，王明的教条主义统治党达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主席又提起“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然后，他加重语气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转向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历史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随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继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又于5月27日和6月3日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江青等先是在会上“沉默，沉默，又沉默”（张春桥日记语），后又在会下攻击政治局会议搞“突然袭击”，是“围攻”，“过了头”，等等。

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搞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三箭齐发”和“反经验主义”三件事，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严厉地说：“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可是，你们连问题的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太浅。”邓小平拍着桌子严厉斥责江青一伙的诬蔑，并反复声明，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

叶剑英也做了长篇发言，他严厉批评江青等人借口所谓“对付林彪”搞小宗派，搞“四人帮”。他说，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就会分裂党。叶帅指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搞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他激动地说：“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的批评压力下，先是王洪文顶不住了，被迫假惺惺地做了检讨。最后，江青也摆出“弱者”姿态，承认上次会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她没忘记强调客观：“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政治局会议批评的三件事做了检讨。她在书面检查中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江青在书面检查中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自“文化大革命”九年以来，江青这个以“文革旗手”“一贯正确”自居，专“革”别人“命”的“革命家”，第一次不得不写出了虽然极不深刻但毕竟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书面检查。

邓小平捅了这个“马蜂窝”，实在令一切正直的人们感到痛快。

不久，毛泽东又找邓小平谈话，肯定了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他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毛泽东又讲：“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他是说过去人们不敢惹江青，这种状况在政治局快要转了，他为此而高兴。

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毛泽东表示赞同。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一次鼓励邓小平：“你要把工作干起来。”小平也明确回答：“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那好！”毛泽东高兴地说。邓又讲：“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毛泽东笑了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毛泽东这里引用的是三国魏李康《运命论》中的名句：“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意是喻指忠直之士、抱负不凡之人，往往遭到小人的非难和打击。毛泽东以此喻邓小平，可谓推心置腹。邓小平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毛泽东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余世诚：《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92页）

上述三件事，邓小平“刚”的一面体现得很清楚，很充分，是不是也体现了“柔”的一面呢？也是有的！周恩来要求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邓小平亲自向毛泽东汇报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这里周恩来讲的“忍耐”，邓小平讲的“忍住”，其实也就是毛泽东讲的“柔”和“绵”。邓小平也想在开“柔绵公司”中再开“钢铁公司”，可是任性的、闹惯了的江青一伙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胡搅蛮缠，这就使刚烈强硬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了。

抽象地说，“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八个字，确实深得老子刚柔相济思想精髓。只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它承载的具体历史内容大可重新考量，对“四人帮”之流的任性胡闹，是“柔”不得、“绵”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