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老子》第五十八章，充满辩证精神，尤其关于福祸倚伏的思想，更为精彩：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大意是：国家在政治上宽容，人民就淳朴忠厚；国家在政治上严苛，人民就会精明狡诈。灾祸啊伴随着幸福，幸福啊埋伏着灾祸。谁能知道它们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它们并没有确定的标准。正可转化为邪，善可转化为恶。人们对此迷惑，已经由来已久。因此，圣人言行方正而不生硬，有棱角而不伤害别人的尊严，行为正直而不放肆，光明而不炫耀。

“倚”是依赖、倚靠；“伏”是埋伏、潜伏。“祸福倚伏”说明福祸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事能变成坏事，坏事能变成好事。好与坏互为因果。

老子认为，在人类生活中，福常常潜伏着祸的根子，祸常常包含着福的因素，祸与福相依相生。这种祸福相因的认识，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它说明一切事物都包含有正与负、好与坏两个方面，都是在对立中转化，在对立中生存。

虽然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也有缺陷，例如，他认为祸福变换无端，不可捉摸，因此落入了相对主义。但是它仍可提示我们，要用辩证的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一句充满智慧的著名的哲学命题。老子认为相反的事物可以相互转化。老子认识并揭示了对立双方转化的现象和规律。

但是，矛盾的转化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必须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才能进行并得以实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老子没有深入论述，反映了他的思想局限。

福祸倚伏，互相转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苏联著名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六人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教科书，作者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积极分子，时称“少壮派哲学家”。1931年出版于苏联。这是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书。1932年3月，日本学者将它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32年9月，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他的学生雷仲坚通过日文本转译成中文，由上海笔耕堂出版，为竖排本。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颇有影响，受到中国理论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说过：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事实确实如此，在哲学这块知识领域中，毛泽东是花大力气系统研究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他读哲学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也读过一些像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和当代国外哲学家的著作。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精读过的一本哲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此书，读的是1935年6月的第三版和1936年12月的第四版。1936年8月14日，他在致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的信中说：“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信中所指译著，即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对此书异常重视。约有半年时间，他多次阅读此书。这从他所做的大量的批注中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此书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十分紧要的历史关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达四年之久。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僵死不变的、到处套用的教条；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教训是沉痛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教条主义错误并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还在严重影响着一些同志。当时，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这种十分复杂、变化动荡的新形势下，从理论上纠正和消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所以，毛泽东在得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这部阐发辩证法唯物论的重要书籍之后，不能不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潜心研读。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近六百页，二十七万字，毛泽东在潜心研读时对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批注了四遍。第一、二遍是用黑铅笔批注的，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注的，第四遍是用毛笔批注的。第一次铅笔批画，每页都有，最后一次用毛笔批画文字较多。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中毛泽东的批语有万余字，其中最长的一条批语，有一千二百字左右。

据有“儒将”之称的郭化若回忆：西安事变后，他在毛泽东办公室内，曾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和旁批……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语和读书符号两大类。除批注文字外，在书的原文中，还画了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二直线、圈点、双圈、三圈等符号，对此书从头到尾都做了批注、圈点和勾画。几乎成了毛泽东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书。

万余字的批语，凝聚了毛泽东许多的哲学思考。

毛泽东在精心研读基础上写下的批语，即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归纳概括和发挥，也有他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写下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这些旁批后来发展成为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和内容。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共六章，第三章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的转变及其反面的法则》，其第六节《对立的相互渗透》中写道：对立的一方面如没有他一方面就不能存在。毛泽东读至此批注：“对立的方面互为条件，一方存在他方才能存在。”原文写道：“对立的相互渗透，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的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为要暴露及指责这种相互渗透的性质，必须具体地分析过程。”写到这，作者列举了苏联社会发展中几个例证，然后说：“在民族文化和国际关系的交互关系的问题中，也有与此同样的相互渗透。我们使民族文化发展，但是那种发达，同时是使民族文化死灭、是准备融合民族文化为一个共同的国际社会主义文化的条件。”对立的统一及互相渗透，“使得多数派能够在民族问题的领域中，建立坚固不拔的要塞，反映着生动的真理”。

毛泽东读至此，批语中引用了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观点加以发挥，写下了一条长批：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7—78页）

批语中毛泽东一连举了十五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相互渗透”。其中前九个例子是现实中的，后六个例子是历史中的，最后一个例子则出自《老子》第五十八章。这些例子说明：对立面“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

从毛泽东的批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理论观点，既源于苏联哲学教科书，又高于和深于教科书。这个高于和深于的基础，就包括吸收中国古代哲学丰富的辩证思维成果。在批语中毛泽东引用《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一著名哲学命题，说明对立的事物可以相互转化。对立的双方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在对立中转化，在对立中生存。这坚定和巩固了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看待事物的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