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有时，毛泽东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会强调“学《老子》”。1958年的南宁会议就是突出一例。

这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九省两市书记会议）上，对所谓“反冒进”和经济建设上的所谓“右倾保守的错误”进行批判。

毛泽东武断地提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样东西。毛泽东还说那篇社论（指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引者注）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并说社论中有些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毛泽东还说，“反冒进”使一些同志跑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判“反冒进”，使曾经“反冒进”的刘少奇、周恩来相继做了自我批评，陈云、邓小平等人在会上也先后做了自我批评。

但是毛泽东仍不满意，在1958年5月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他又重提“反冒进”的“错误”，会议又掀起批判“反冒进”的浪潮。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只好在每人的发言中，再一次地郑重检讨他们反冒进的错误。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16日）的第一部分写道：

上海报告

文件，秀才，理论，文风，文法，学哲学，学逻辑，文件的重要性，苏联不重视理论和文件。

学外国文，十年计划，革命意志，朝气，可以不很紧张，安排很好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

学楚词（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会议上谈理论

官僚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1月16日这天在南宁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主要讲了领导干部要学理论的问题，还谈到要学外国文，学点文学。并讲得很具体：

他说：“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都可。”还进一步强调：“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0页）

毛泽东讲话中再次提到“学《老子》”。有意思的是，他把《老子》纳入“楚辞”系列，竟说“学楚词（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因为是讲话提纲，毛泽东只列了纲要式的几条，每条只有一两个句子，或几个词组。要把前后的内容连贯起来，才能理解讲话的内涵。

我理解，这里的“楚辞”不仅是楚地辞赋、不仅是“骚体”诗歌的意思，而要放大一点，是楚文化、湘楚文化的含义。显然，毛泽东是把老子当作楚人、把《老子》当作楚文化范畴的著作了。

老子历来有楚人、陈人、宋人说。大史学家司马迁主“楚人”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但据孔颖达《礼记·曾子问》疏引《史记》则云：“老聃，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这就有了楚、陈异说。楚、陈之差，其关键则在于它们与苦县之间的关系。司马贞《史记索隐》说，“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至（汉）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属焉。”因此有楚、陈二说流行。

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则说：“苦县属陈，老子生时，地楚尚未有。陈灭于楚惠王，在春秋获麟后三年，孔子已卒，况老聃乎！史冠楚于苦县上，以老子为楚人，非也。”此后，一些人便肯定老子为陈人，虽然也有人仍然认为老子乃楚人无疑。

高亨先生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下文“老莱子亦楚人也”，肯定《史记》原文当作楚，不作陈。因为事实上，老子死在孔子的前后和死在楚灭陈的前后还不可确证，所以说楚苦县并无妨碍。

比较可靠的说法，还是老子是楚人。

《楚辞》是继《诗经》而后，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汉代刘向辑，包括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以及刘向自己的作品，共十六篇。今所见《楚辞》十七篇，乃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时，附己作《九思》于卷末，共为十七卷。

“楚辞”创始者是楚国伟大诗人屈原，他在楚国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创制了这种新的诗歌。楚国这种新诗歌比《诗经》中的诗篇幅扩大，句式延长，不采取回环复沓的形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屈原之后楚人宋玉、唐勒、景差诸人，均仿之而作。其作品都具有“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浓厚地方特色。以其为楚人独创而又有特殊形式的诗歌，自汉以来，即被称为“楚辞”，又称为“赋”。汉代，更大量出现了模拟这种形式的诗歌。作者虽非必楚人，但“其情其辞则楚”，故亦称“楚辞”。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及汉人模拟的作品，汇为一集，称为《楚辞》。因此，“楚辞”既是一种楚人特有的诗歌形式名称，又是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

无论从诗歌形式和诗歌总集上说，《楚辞》作者代表首推屈原。他不仅是这种诗歌形式的创始者，而且作品的数量最多，质量最高；他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属于第一流。他的《离骚》，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楚辞的代表作。《离骚》全诗长达二千余字，是诗人遭逢忧患以后的作品，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光芒四射的抒情诗，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伟大作品之一。诗人屈原通过自序身世、陈述节操、诉说理想等几个重点，痛斥了昏庸王室与反动贵族陷害贤良、误国殃民的罪行，申述了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诉说了自己横遭迫害的愤慨，批判了黑暗污浊的现实，表达了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切热爱，充分显示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离骚》也集中表现了屈原的创作特征：作品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和大量的神话传说，驰骋壮美奇特的想象，结构宏伟，词采瑰丽，形式多变，富于积极浪漫主义；作品感情炽烈，想象大胆丰富，结合对现实和理想的描绘，驱使历史人物、日月山川、风云雷电、鸾凤虬龙，构成五彩斑斓、奇特非凡的艺术形象；作品又以引类譬喻的方式，经过诗人点染，构成一套完整的象征，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因而成为闪烁着璀璨光辉的诗篇。在艺术形式上，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发展了比兴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楚辞体”，又称“骚体”。鲁迅评论屈原的作品说：“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汉文学史纲要》）

总之，屈原、楚辞、《离骚》这三者可以概括出一个特征，那就是充满理想和斗志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与此相联系的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提到唐代的诗人杜甫、白居易和“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显然，毛泽东认为写诗“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对只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的杜、白（主要是杜甫）的诗“不愿看”，原因是这样的作品多是“哭哭啼啼”消极的东西，鼓不起劲来；而“三李”的诗作以豪放气概为主，充满幻想和积极浪漫精神，颇有大唐盛世气象，看了令人志壮气豪，精神大振，毛泽东喜读。说到底，此时此刻毛泽东从屈原到“三李”，喜欢他们的积极浪漫精神，这与此时他要提倡的建设思想和建设任务相关涉。他在为推动经济建设掀起“跃进”高潮而鼓动“朝气”，又为批判“反冒进”而破除“暮气”，而他把浪漫主义文学抬得很高，却突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哭哭啼啼”的悲观，则是在寻求二者之间的同构关系，为自己的思想主张获得历史支持。以后的历史证明，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批“反冒进”，终于导致了得不偿失的“大跃进”，此次浪漫主义文学帮了倒忙，倒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现实主义”的思考问题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倡“先学《离骚》，再学《老子》”，颇耐人寻味。“先学《离骚》”，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理解了，而《老子》总体上是一部哲学著作，是不能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归类的。但是，“再学《老子》”也不是不可解。在笔者看来，毛泽东这样提倡，至少有三条原因：（一）《老子》属湘楚文化范畴，读《离骚》，学《老子》，都是在消解湘楚文化，毛泽东的文化之根从年轻时就深深地扎在湘楚大地上，他的思想血脉里流淌着屈原、老聃等楚地文人的血液，这种文化认同感随时都会发生，关键时尤甚。（二）在强调干部理论学习时，除了学文学，他还提倡“学哲学，学逻辑”，“重视理论”，克服官僚主义，而《老子》是他多年认可的古典哲学著作，所以提出“再学《老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三）从毛泽东“先学”和“再学”的排序看，毛泽东此时思考问题似乎关注到事物的另一方面。他注意到《离骚》的积极入世浪漫主义，同时也注意到《老子》的消极出世以退为进。毛泽东毕竟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即使在斗争激烈、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也能从两方面看问题，只是次要方面的思想倾向往往被主要方面的思想倾向掩盖了，别人也往往忽视此点。这应该是他提倡“再学《老子》”的深层原因。

如果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发轫期，真的学点《老子》哲学，懂点老子辩证法，明白“高下相倾”（第二章）、“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第四十五章）的道理，也许事情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