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自杀前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忧愤淋漓的诗篇，解读这些用血泪写成的瑰丽诗文，总让人在同情悲哀之余，去寻问诗人自杀背后的文化意蕴。
这自然要从《天问》问起。在《天问》中，屈原以诗的形式从天的形成问起，一直问到了历史的起源和人生命运的真际：遂古之初，谁传导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争遣伐器，何以行之？
并驱击翼，何以将之？
诗人带着一连串的迷茫与困惑，向苍天一气提出了170多个“什么”和“为什么”？
苍天无力回答这些问题，诗人同样无力回答这些问题，否则他就不会去问天。在极度失望中，他只有去自杀。
如果屈原的人生理想得以实现，如果他没有遭到在他看来是含冤的放逐，《天问》就不会产生，甚至可以说《离骚》这样的宏篇巨制的史诗也不会产生。放逐，或者应该说更重要的是“因忠而遭疑”的不得志，使他的心灵遭到了重大打击。他不得不离开郢都，不得不离开施展自己政治才干和人生抱负的场地——宫廷。在这样“信非吾罪而放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的日子里，诗人仰天而叹，发泄出沉郁的忧愤，借上苍的圣德睿智来抚慰自己。对此，王逸在《天问》序中讲得十分清楚明白：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
其实，屈原的“天问”与其说是对天发问，不如说是在对自己发问，在对自己的价值理念和人生归依发生疑问。所以，诗人在《天问》中只问不答是顺理成章的。
问题在于，屈原这样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的才德之士，何以竟会感到忧心愁悴，思无所依？深谙义理，懂得“善不由外来兮，名不以虚作”（《抽思》）的他，何以在自己人格抱负受到阻碍时竟会去问天？再有，像屈原这样的才美德重之士，何以在人格事业上受挫折，竟会产生“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样的遁世念头呢？这不与“定心广志”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相矛盾吗？
屈原自杀前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纠缠着他的心灵，以致使他夜不成寐：
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
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悲回风》）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屈原心灵的矛盾，恰是儒家人生哲学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一个缩影。
在屈原思想中，个体人格的完美是至高无上的。他曾把完美的人格君子比作美人，梦寐以求；比作橘树，歌而咏之；比作香草，诗以怀之。他曾坚信，保持完美人格是走向壮美人生、建立勋功硕业的前提。因此，坚持人格节操，理应受命不迁，哪怕蒙受苦难也在所不辞。这是与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泛伦理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相吻合的。儒家之士都天真地认为，治国平天下的伟业要以修身为本。然而，包括屈原在内的人不曾疑问：单靠人格修养果真就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吗？难道世界真是由人格建立起来的吗？事实上，我们看到，社会历史法则与个体人格法则并不是合二而一的。个体人格完善化了，整个现实世界并非就一定好了多少。先秦时代，像孔子、屈原之类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大有人在，但他们没有左右历史。况且，从逻辑上讲，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推导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相反，它倒是暗含着一个非合理的推论，即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用“应该是什么”取代了“事实是什么”。这种替代的潜在危险性，从整体上说，它将使社会历史的真实处境（苦难与暴力）有可能被一种虚幻的道德人情掩盖。从个体存在来说，它起码使像屈原这样的绝对至诚的君子孤苦无告，思无所依，在价值世界（理想）与事实世界（现实）的两极悖论中忧心如焚，最终导致人格分裂和精神幻灭。
屈原提出“天问”是被迫无奈的。他在人格困境中对宇宙、自然、历史、人生的真际向“天”提出质问，虽然是苍白无力的，但其中自有正当的理由。因为，他已经做到了反身而诚，已经尽到了“臣事君以忠”的伦理义务，然而遭到了群小谗毁和君主的放逐。他除了去问天，还能问谁呢？问个体人格的根据吗？问先王之道的根据吗？怀疑天理秩序、君臣之义的可靠性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否则他就背叛了“君子”的人格自许，就得像庄子那样从根子上否定儒家信念了。这将意味着对自己信仰的反叛，而反叛自己的信仰对屈原那样的人来说，比反叛君王而遭放逐更为悲惨，那将是比肉身遭受放逐更难以忍受的灵魂的漂泊。
不幸的是，这场反叛注定要发生，屈原的灵魂注定要遭受到信仰的放逐。如果在灵魂放逐中找不到心灵重新得以安顿的信仰，那就只有自杀一途。屈原不得不提出“天问”，这是他的内在困境所迫，也是他的人格困境所迫。屈原是绝对诚实的，他在尚未找到一种自我解脱的智慧前，做不到自我欺骗。在“天问”中，他禁不住理性的闸门，对宇宙、历史、人生的真际提出一系列的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在他遭受困厄之后对一切存在的终极根据发生了怀疑？
道德与苦难根本不能相互掩盖。我们既不能说，为了道德秩序而受苦和遭受不幸是正当的，否则善有什么价值？同样，我们不能说，有道德的人受苦就不算是受苦和不幸，道德理想并不能消除现实的苦难与不幸。事实上，许许多多有德性的善良人都在受苦，屈原就是其中之一。屈原在放逐中仰天长叹，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因为在中国儒家世界观中，天道与君道是合一的，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是模糊的，因而没有一个倾听他哭诉的上帝（“天”）！
屈原是无可奈何的。无可奈何使他对自己曾热切向往的信仰发生了怀疑。“天问”就表明了这种怀疑。他的绝望与无奈最集中地体现在《悲回风》中，朱熹认为那是屈原“临乎绝境”之音，即沉江自杀前之绝命词。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屈原的自杀不是由于“心系怀王”，也不是由于楚为秦亡，而是由于内心冲突而导致的灵魂无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才性与命运的反差，将他整个信仰的生命抛入了虚无的深渊。此时他开口唱出了催人泪下的悲歌：
曾歔欷之嗟叹兮，独隐伏而思虑。
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
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寤从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恃。
伤太息之愍怜兮，气於邑而不可止。
（《九章?悲回风》）
对于一个为了信念、理想和希望而献身的人来说，信念、理想、希望是其整个生命的根基。而一旦意识到信念、理想、希望的虚假性，生命就被掷入虚无的深渊，在这深渊之中，如果生命找不到超越的路径，它就会在无可奈何中自焚。屈原正是在这“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愁愁”的情绪焚烧中，他想到了自杀。
不过，在绝望的深渊中，人并不是只有自杀一途，古往今来，绝望的诗人不计其数，但并非绝望必然导致自杀的结局。在屈原面前，似乎还有两条解脱的出路：一条是随波逐流，与群小同流合污；一条是循照孔子的设计，“无道则隐”，做个自由自在的隐士。前一条路，屈原肯定不能接受，他宁肯“自令见放”，也不会与众人同醉。问题在于“无道则隐”能否令他心安理得。
儒家信念把屈原逼上了绝望的边缘。他对自己的信念已经完全绝望和怀疑：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离骚》）
原来王道历史也不过如此，我又何必执着呢？“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在忧伤、愤懑的心情中，心系于民的屈原甚至开始抱怨国人不理解自己，于是产生了离群遗世的念头，“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的确，屈原已经迈到了怀疑自己信念的边缘，再向前迈一步便可走出困境，投入老庄怀抱，不再为忠赤的匡时济世责任而困扰，离开这个骚乱喧闹的世界：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同寿，
与日月兮齐光。
（《涉江》）
从儒家入世到道家逍遥，本来不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儒道互补就整个社会来说才有道理，而就同一个人来说，只有放弃了儒才能入于道，只有放弃了道，才能入于儒。诚然，孔孟都肯定过“无道则隐”或怀道而隐身的相对合理性。他们在讲忠君爱民的伦理责任的同时，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就为保全个体精神自由保留了一条退路。问题是，儒家的出处进退之道无法成为“天地闭，贤人隐”的充足根据。试问“个体人格”（君子）该如何判定邦有道还是无道呢？如果标准是王道（仁政、礼乐）本身，但王道无法自行，须借助国家权力（势与位）来推行。一旦出现了道、德与势、位的分离，君子的使命就是要使它们重新合一，那么，君子又怎么去判明有道、无道呢？既然王道要靠君子去推行，君子又从何去判断自己该不该隐呢？儒家出与处、仕与隐标准的含混不明，无法成为君子在理想与现实矛盾造成信念危机时的精神依托，最终必然导致士君子在信念危机时无法解脱的窘境，从而造成既忠诚清醒又糊里糊涂的自杀。屈原正是如此。经过痛苦的精神漂泊，他实在走不出儒家信念的怪圈，自杀成了他唯一的解脱之路。
屈原是不幸的，但他的自杀是否是一种过错呢？回答是否定的。屈原的伟大恰恰在于他始终以社会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就在于这种以价值自居的人格精神。所谓价值自居，就是把超越个体之上的某种更高的价值（道）内化为自己的感性生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担当某种绝对价值。因此，它使个体生命与绝对价值融合为一。孔子、屈原、耶和华都是这种勇于以价值自居、以身殉道的人格典范。
然而，对于一切具有生命本能的感性个体来说，死毕竟是过于沉重的。即使是忠诚之至的屈原，在选择死亡时也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不然他就不会写出那么悲怆凄凉的诗句。他面对死神，既无力摆脱，又无可奈何。他不情愿去死，但又找不到活下来的充足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个人的悲剧，表征着儒家人生哲学的悲剧。事实上，儒家信念自身的矛盾无法为个体生命的拯救与逍遥提供最终的理论根据。这一内在矛盾的实质是：一方面要求个体生命服从绝对的伦理义务（殉道）；另一方面认为当个人无力推行伦理义务时又有逃避的权利（无道则隐）。这两个矛盾命题在理论或逻辑上无法统一起来，因而无法为士君子心安理得地走向逍遥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于是，中国人为了给自己生命存在的合理性作出解释，在逻辑上要求另一种人生哲学、另一种意义根据来补充儒家信念的不足，这就是道家自然主义哲学和适性逍遥的人生观必然出现的原因。
道家真人庄子在一旁，一边编织着草鞋，一边漫不经心地望着屈原那孤独无奈的灵魂，诡谲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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