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不仅从正面阐述了“人性善”的根据，还通过与告子[1]的辩论深入阐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此外，孟子还把“人性善”的观念运用于政治方面，提出了“仁政”的主张。
1.孟子与告子的辩论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的焦点就是何谓“性”。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性”是天生的自然本能。告子的观点是对人性在自然属性意义上的理解。孟子对“性”的理解则是人之为人之“性”，这种“性”是与“犬之性”“牛之性”相区别的“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之“性”。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可以说，告子与孟子对人“性”的理解都有其合理性，告子在人的自然属性上理解人“性”，孟子在人与动物的区别意义上理解人“性”，这种人性就是善。孟子也承认人具有自然的属性，但他认为这种自然属性是“命”，既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他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
仁义礼智则是人的本性而不是自然之“命”。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正是因为告子在人的自然属性上理解人性，因而他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孟子坚持从人之为人的本性上理解人性，因而认为人性是具有善恶的方向的，就如同水总是向下流一样。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父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善的辩论，其核心是标志人之为人的人的生命本性是否是善的，告子只是在人的自然属性上理解人性，这种人的自然属性确实是无所谓善恶的，但是人的自然属性不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否则人与禽兽无异。因此，孟子以人性善区别人与禽兽，这种人性是属于人所特有的生命本性。
告子还认为，仁义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不是人的生命本性的表现。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仁义不是外在于人的生命本性的，不能把仁义看成是人之外的要求去使人仁义。孟子认为，正是人们认为仁义是人之外的东西，因而不能按照仁义去行动，这样理解仁义，仁义也会作为一种欺骗人的幌子而被利用。道家正是把仁义当成一种外在于人的主张来批判的。这种批判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儒家的仁义观念。
通过与告子的辩论，孟子强调了儒家所说的人性是人之为人的与禽兽区别的生命本性，这种本性是善的，就如同水有向下流的方向一样。同时，孟子强调了仁义是内在于人的本性。孟子的这些主张，明确了儒家的“仁道”是一种基于人的生命本性的大道，而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思想主张。
2.孟子基于“人性善”的政治哲学
儒家之道从个人的方面来说，是修养生命之道，同时，儒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通过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实现社会秩序。在孔子的思想里，“仁道”包含的“正名之道”就是一种政治哲学。孟子继承孔子的“仁道”，在以“人性善”的根据在于人心善的理论阐释“仁道”的基础上，也把“人性善”的理论运用于政治方面，提出了以“仁政”和“王道”为核心的政治哲学。
孟子认为，能否施“仁政”是得失天下的根本。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
施“仁政”的首要前提是以民为贵：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
以民为贵是因为民是天下的根本，而民心又是民的根本，因而，以民为贵就会得民心，就会得其民，进而得天下。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要得民心就要有不忍人之心，有了这种善心才会有“仁政”。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
“仁政”在孟子看来也不是难以做到的，在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通过“推恩”就能够实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仁政”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方案。如“制民之产”，“尊贤使能”，“庠序之教”，“与民同乐”等等。
可以看出，孟子的“仁政”主张与他的人性善在于人心善的理论密切相关。在这种政治哲学中，民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天下的得失，而得民心是得民的关键所在。这种理解也正是孟子以“心”为核心的思想体现。能够施行“仁政”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理想政治，这种政治也就是一种“王道”。孟子“民贵君轻”以及“得民心”的政治哲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及实践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对孔子“仁道”的阐释，是把“仁道”的根据建立在人的心中，这种阐释不是一种外在的解释，而是体悟到了人所具有的善根，这种善根存在于人的心中，这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性建立在人本身，人的心成为道德之源和价值之源。孟子的思想不仅对宋明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心学”的建立，而且对于中国文化重德传统的奠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他对“心”的重视和阐发，使得“心”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性概念，与“心”结合的许多此语，如“开心”“安心”“用心”“心想事成”等等也成为具有大众性和日常性的话语以及中国人的重要观念。
孟子的思想虽然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强调人的内在道德及心性修养也只是儒家“仁道”的一个侧面，尽管孟子也从社会的方面提出了政治哲学，但这种政治哲学仍是基于他的“心”善思想的，对于社会秩序的客观性方面，即“礼”的方面，孟子思想中是缺乏的。正因如此，才有荀子在“礼”的方面对儒家思想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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