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势合一”的历史观

王夫之按“依人建极”的原则，把人类史研究的课题提到新的地位。他写下了《春秋世论》《读通鉴论》等史论著作，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历史哲学。

王夫之首先肯定历史是进化的，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过程。他指出，三代以前，“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未开化），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三代以前，人类处在同禽兽差不多的野蛮时代。到了三代，“国小而君多……而暴君横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吸龁其部民，使鹄面鸩形，衣百结而食草木”（《读通鉴论》卷二十）。到了周代，“大封同姓”，扩大了疆域，社会才“渐有合一之势”。到了秦代，郡县制取代诸侯分封制，中国才实现了“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在王夫之看来，周秦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发展到唐代，远不是茹毛饮血的三代以前相比拟的了。“聊修仁义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不待尧舜汤武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历史的发展，是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过程。因此，王夫之批评历史复古主义者是“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读通鉴论》卷二十）。他们之所以美化古代，崇拜先王，不过是“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而已。

在肯定历史进化的基础上，王夫之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也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他所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阻之谓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他所说的“理”，指的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九）两者的关系是，“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势因理成”，“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理是势的基础，势是理的表现。理和势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所以他说：“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王夫之进一步论证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这是“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为什么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呢？在他看来，世官世禄制人才“无择”，“势所必滥也”；可是“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读通鉴论》卷一）。

王夫之肯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性，但他并不否认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相反，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正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而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读通鉴论》卷一）王夫之所说的“天”，不是意志之天，而是理势的合名。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王夫之认为，秦王从建立万世一姓天下的私心出发，废除诸侯分封制，设置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通过某个历史人物的动机——偶然性来实现的。王夫之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人的主观动机（私心）背后，发现有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仍然是抽象的，不能从社会内部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同时，他所看到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还只是个别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