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的哲学思想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阿鄄（今山东东阿鄄城）一带人。孙武的后代，生卒年月不可考，约与商鞅、孟子同时，齐威王、齐宣王时任军师，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孙膑的军事思想载于《孙膑兵法》一书中，又称《齐孙子》。这是他的弟子记述他军事思想和重要战绩的书，和《孙子兵法》同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

一、战争观

孙膑明确提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膑兵法·见威王》，以下凡引《孙膑兵法》只注篇名），认为统一中国的战争极端必要和不可避免。他列举历史上“五帝”“三王”都用战争打败对方的故事，指出儒家“责（积）仁义，式（标榜）礼乐，垂衣裳（不用战争），以禁争夺”的思想是行不通的。他提出“以兵绳之”（同上）的重要原则，明确主张只有用战争才能实现统一。他主张“赏不逾日，罚不瞏（还）面”（《将德》），有功当天就赏，有过立即处罚。“立官则以身宜”，选拔贤能之人担任各级官吏。

孙膑反对无视人民死活的穷兵黩武，认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见威王》）。他所要求进行的战争是合乎“义”的正义战争。他说：“义者，兵之首也”（《将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见成王》），“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见威王》）。合乎正义，是用兵中居首位的大问题，只有以正义战争为目的的军队，才可能是卒少而兵强的军队；不合正义的战争，是不可能获得和巩固胜利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正义的战争呢？孙膑认为，关键在于是否合乎民心。他说：“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兵失》）“兵失民，不知过者也。”（同上）因而，他把“得众”作为“恒胜”的五个因素之一，认为“得众，胜”，“不得众，不胜”（《篡卒》）。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兵和民的关系要像“行水得其理”一样，才能“命行如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然，就是“使水逆流”（《奇正》），必然失败。

孙膑把是否合民心、是否得众作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和取胜的重要条件的主张，说明他的战争观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进步的战争观。这种战争观使孙膑成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进步的军事家，也是他能提出宝贵军事思想的重要原因。

孙膑认为战争的发展是可以预知的，如果“兵不能见福祸于未形”，即为将者在祸福没有暴露以前不能有所预见，那就是“不知备（战）”的蠢人（《兵失》）。他明确主张“知道”，即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八阵》）。主张根据天时、地利、敌情、我情等各方面的客现情况来指挥战争。“知道，胜”，“不知道，不胜”（《篡卒》），“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客主人分》），“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八阵》）。把认识客观规律作为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安危、人民命运的基本条件。

二、军事辩证法

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强调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说：“兵者，非恃恒势”（《见威王》）。战争中没有固定不变的有利形势可以依赖。“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与天地共始终）而不穷”（《奇正》）。战争中客观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同上）。绝不可千篇一律地用一种情况去对付千变万化的情况。他认为，“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同上）。即对敌情、我情、天时、地利等等，不能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

孙膑特别重视矛盾着的对立面及其转化的思想。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着的对立面，矛盾是普遍的。在春夏秋冬四时中，就有兴废交替的矛盾；在五行中，就有相胜和不相胜的矛盾；在形势中，就有“有余”和“不足”的不同。他初步看到了战争中矛盾着的对立面，如“积”（集中兵力）和“疏”（分散兵力）、“盈”（力量雄厚）和“虚”（力量薄弱）、“径”（捷径）和“行”（大路）、“疾”（迅速）和“徐”（缓慢）、“众”和“寡”“佚”（逸）和“劳”等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阴阳是也”（《奇正》）。因而，常常是“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径行相为变，疾徐相为变，众寡相为变，佚劳相为变”（《积疏》）。因而，用兵应当“毋以积当积，毋以疏当疏，毋以盈当盈，毋以虚当虚，毋以疾当疾，毋以徐当徐，毋以众当众，毋以寡当寡，毋以快当快，毋以劳当劳”（同上）。即不要把矛盾双方的地位固定化。

孙膑认为，掌握了这个矛盾转化的辩证规律，就可了解“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径故可行，疾故可徐，众故可寡，佚故可劳”（同上）。因而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要使敌强我弱的矛盾转化为敌弱我强的矛盾，有三个办法必须特别注意：一是利用多少的矛盾，分散敌人兵力，使敌在局部上由多转少，以便各个击破；一是利用骄谦的矛盾，我示之以不能，使敌骄傲松懈，我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一是利用劳逸的矛盾，我以少数兵力引诱敌人，使之疲劳，然后我再以逸兵击之。可见，孙膑用以击败强敌、促使矛盾转化的办法，是巧妙地应用分散与集中、骄傲与谦虚、劳与逸诸矛盾的交互作用与转化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充满辩证法的用兵方法。

三、影响战争胜负的条件

孙膑重视战争中的物质条件，如国力、武器、装备、地势等。他认为，“富国”是“强兵”的一个重要条件（见《强兵》），如果“积弗如”，则“勿与持久”（《五度九夺》）。没有丰厚的物质储备，是不能进行持久战的。合适的地理条件，也是重要的胜利因索，“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月战》）。

孙膑并不只是强调战争中的客观条件。他指出：“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客主人分》）如果说兵多一定取胜，那只要计算一下兵数就可知道胜负了，如果说胜利一定属于富者，那只要计算一下财力就可了解胜负了；如果说胜负取决于武器的好坏，那只要看看武器的质量就可知道胜负了。但问题绝不如此简单，实际情况是“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同上）。

孙膑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月战》），认为“甲坚利兵，不得以为强”。只靠武器精良，还不算强大，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因其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便势利地”（《客主人分》），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强调“势备”，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促使客观形势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孙膑对仁、德、信、勇、智等精神因素在用兵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视。他说：“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将义》）。实行仁德，是克敌制胜的因素之一。“德行者，兵之厚积也”（《篡卒》）。德行是用兵中的重要的思想因素。“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将义》）。将帅良好的道德品质，有如军队的手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信，也被他提到很高的地位。他说：“吾闻素信者昌。”（《威王问》）平素讲求信义定会昌盛。“将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令不行则军不榑，军不榑则无名。故信者，兵之足也”（《将义》）。讲求信义，有如军队的脚一样重要，离开它就寸步难行。孙膑认为，带兵打仗还必须有智有勇。“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八阵》）

因此，孙膑认为寡勇、寡信、自私、自乱、日令数变、多疑、恶闻其过、举无能之辈等等，都是导致战争失败的因素，率兵者必须坚决克服。

孙膑还认为，在战争中，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十分重要。他说：“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延气》）用兵聚众，务要激发士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行军打仗，务要使士卒有锐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接近敌人务须鼓励士卒的斗志。“战日有期，务在断气”。战期一定，必须使士卒有果敢精神。“今日将战，务在延气”。马上就要投入战斗，务须使士卒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由此可见在孙膑的军事思想中，既重视战争的客观规律和物质条件，强调要有充分的物质准备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同时也很重视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他不是战争中的机械论者，而是能在战争实践中比较辩证地发挥用物质和精神因素各自的作用，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是孙膑对古代军事思想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