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的哲学思想

孙武，字长卿，又称孙子，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人，生卒年月史无记载，主要活动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前五世纪初，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很有才能的军事活动家，被后人尊为“兵圣”。孙武出生于以军功著称的齐田氏大家。其祖父因“伐莒有功”，曾受齐景公之封，“食采于乐安（今山东惠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公元前532年，齐国内乱，孙武离开家乡到了南方的吴国，深受吴王阖闾的赏识。公元前506年，孙武随吴王伐楚，大破楚军。吴王“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政治实践和军事实践，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所有这些都为孙武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战争的规律提供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孙武的著作称《吴孙子》，亦称《孙子》《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最杰出的军事著作，今传本13篇。《孙子兵法》总结了我国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重知：客观理性主义的思维取向

与儒家重“德”轻“智”（知性之知）和道家重自然而超理性的致思倾向不同，《孙子兵法》表现出的是一种冷静、严肃、理智、客观的理性主义思维取向。以“知”为重成为《孙子兵法》重要的思想特色。在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之中，孙子以“知”为首的理性主义致思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识战争之利害。战争的胜利固然能给统治者带来的“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的巨大利益，但长期征战所造成的巨大耗费，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以下凡引自《孙子兵法》只注篇名）；“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篇》）。战争的结果，往往是人员伤亡，百姓疲敝，农事荒废，国力空虚。更有甚者，战争的胜负将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导致国家的兴亡。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孙子主张应慎重地对待战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战争的发动应“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可以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篇》）的提出，是孙子对战争利害的全面认识和概括。

察敌我之实情。战争是一种瞬息万变的特殊社会活动，在这种变化中，胜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者对敌我情况的认识和了解；但是用兵作战的诡诈性和欺骗性，又使交战双方会利用各种手段伪装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制造各种假象欺骗、迷惑对方；同时，感官直觉所得到的认识，不过是片面的、表面的现象，这些直观的表象，难以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真实情况，因此，要了解和把握敌人的真实意图，就必须对由直观所得到的敌情材料进行思考和改造，由现象深入本质，认识到敌人的真实动向和企图。在战前筹划中，孙子一再强调对双方的“五事七计”必须详索其情，审慎地调查研究敌我之情状。在“处军相敌”的过程中，则要随时注意敌人的举动，对对方的各种征兆迹象进行周密细致的观察分析，以便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行军篇》中，孙子列举了“相敌”三十二例，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近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相敌”之术是孙子长期作战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些方法，虽古老而简单，但却是由现象认识到本质，由征兆进而把握敌人真实意图的理性思维方法的生动体现，已超越简单的感性认识而进入了理性思维领域。除直观了解和理性分析之外，还可以以实际的行动去探知敌人之情状，通过实践获得具体、准确的认识，即“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用心筹算，以求明了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长短和己方计谋的得失利害；挑动敌军，以求摸清其动静变化及活动规律；示形诱敌，以求掌握其所处环境的利便险要；火力侦察，以求探求对方兵力部署的虚实强弱。另外孙子还十分重视“用间”的作用，在《用间篇》中，孙子专门论述了间谍的使用和“用间”的重要性。“凡军之所欲击者，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之。”间谍的使用，是获取敌情的特殊方法，在战争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所谓“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用间篇》），为君者、为将者必须善于运用。

另外，孙子还强调了把握天时、地利等其他条件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如“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虚实篇》）；“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九地篇》）等等。

知战争之胜负。战争的进展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胜负结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通过对双方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人事因素的详加探讨，仍可以发现战争发展的规律，对胜负结果做出预测。在《计篇》中，孙子详细考察了影响战争的诸种因素，阐明了战争胜负的可预测性。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通过“庙算”而得知。所谓“五事”，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对其具体含义，孙子作出了相应的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此五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在战略上必须慎重地考虑和衡量。所谓“计”是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计篇》）“五事七计”包括了影响战争的各种条件，通过对这些条件的分析比较，就可以预测战争的结果，知双方之胜负矣。同时，孙子还十分重视“庙算”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计篇》）战争的胜负可以用计算得知：计算周密，有利条件多，则能胜敌；计算疏略，有利条件少，则难以取胜。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天神鬼怪，而是取决于战争双方所拥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基本条件以及对这些条件的灵活运用。对于战争结果的预测，孙子不求之于龟卜术数的占筮，也不求之于内在的身心修养和外在天命、天意的主宰，而是客观理性地对影响战争的诸多条件进行了解、分析、比较和研究，从客观存在着的物质条件和人事因素中找寻出规律。

以“知”为重是《孙子兵法》的基本特色，也是获取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由“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的理论总结中，可以看出“知”在孙子军事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二、崇变：变中取胜的灵活原则

战争的规律取决于战争中诸因素的矛盾变化。孙子不仅能够从客观条件入手，看到战争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充分估计到与战争相关的诸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初步意识到战争的某些规律性，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认识到矛盾因素的转化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诸矛盾因素之间的转化，要“知变”“尚变”，善于利用变化，于变中求胜。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孙子直观地觉察到战争中诸多矛盾现象的存在，提出如敌我、得失、攻守、强弱、劳逸、众寡、勇怯、胜败、专分、治乱、虚实、奇正等一系列矛盾范畴，要求人们在战争中要注意到矛盾的两个方面，全面权衡利弊得失。“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事无全利，亦无全害，杂于利害，兼权熟计，才能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同时，矛盾着的对立方面，并不是一成如此，固定不变。双方不仅相互联系，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且又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因此，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矛盾因素向有利的方面转化。在具体的战争行为中，孙子提出了“利”“害”两种方法，即以“利”诱和“害”逼为手段调动敌人，把敌之有利因素变为不利因素。“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至者，害之也。”（《虚实篇》）故“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

在分析了战争中诸多矛盾因素及其相互变换转化的基础上，孙子提出了“因敌而制胜”（《虚实篇》）、“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的著名军事原则。强调用兵应针对现实敌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作战方式与方法，于变化中寻求战争的胜利。“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虚实篇》）。在《虚实篇》中，孙子以较大的篇幅论证了军事上“虚实”的可变性，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用兵之虚实也应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流转之中，只要掌握虚实变化之规律并善于运用之，就能变敌之“实”为虚，变己之“虚”为“实”，做到以己之实，击敌之虚，避敌之实，击敌之虚；在虚实变换之中，成为敌人命运之主宰。在论述“奇正”之变化时，孙子提出的“奇正相生，奇正相变”的观点，不仅在军事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在哲学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势篇》），而“奇”“正”相变相生，“奇”可以变“正”，“正”也可以变“奇”，“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在作战之中，奇兵之运用尤为重要。“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奇正之变，乃克敌制胜之法宝。“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高明的将帅，应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换奇正战法，善出奇兵而获取胜利。

崇尚变化，变中求胜，是《孙子兵法》所强调的一贯原则，体现在《孙子兵法》的各个方面。例如，它强调要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之类；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等；另外还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这在《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九变篇》中所提到的“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则包含着更大的灵活性，要求将帅要懂得临机处置的重要性。总之，战争中的情况复杂多样，千变万化，必须在作战指导上做到“战胜不复，而应行于无穷”，“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充分发挥将帅的指导作用，知变、尚变，善于应变，在敌我双方的动变之中，灵活机动地战胜敌人。否则，如不能根据现实情况，适时地处置问题，灵活机动地变换战法，即使熟知“地形”，也不能“得地之利”，虽知“五利”，也不能“得人之用”，虽据有有利之势，也很难赢得战争的胜利。

三、尚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用兵艺术

战争是一种残酷的智慧游戏，在双方的斗智斗勇之中，谋略的运用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在战争的策略问题上，孙子崇尚以智谋取胜，认为运用智谋、依谋略而胜敌才是用兵之上策，“谋”与“战”相比，应以谋为主，以谋为上，只有善于运用计谋，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用兵之最高境界。

孙子的“尚谋”思想是与其基本的战争观紧密相连的。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因此，以最小的代价去实现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成为战争活动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用兵的上策是以谋伐敌，通过计谋的运用迫使敌人屈服。因此善于用兵打仗、善于运用谋略的将帅，使敌人屈服而不用进行交战，夺取敌人的城邑而不靠硬攻，灭亡敌人的国家而不需久战，必以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做到“兵不钝而利可全”，才是用兵的理想境界。

孙子的“尚谋”思想与其对战争的特殊性的充分认识密切相关。在《计篇》中，孙子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观点，指出了战争行为的诡诈性，并对这些诡诈、欺骗行为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因此，高明的将帅如能熟知战争的特性，懂得兵不厌诈的作用，善于运用谋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假象，迷惑引诱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使敌人无从窥得我之虚实；同时不被敌人的假象所迷惑，准确地认识到敌人之实情，使我能知彼而不为彼所知，则战事之胜负可定矣。

孙子的“尚谋”思想是以其对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全面把握为依据，以对战争规律的充分认识为基础的。“谋”以“知”为根据，在“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的基础上，找出双方行动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确定自己的作战方针，战争的胜利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去营造。所谓：一谋之出，可胜千军万马；一计之用，可抵百万雄兵。但是，计谋的运用并不是单纯的主观想象力的肆意发挥，不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断，而是在深知敌我之实情、天地之情状、矛盾之转化基础之上，根据不同的现实条件而做出的相应的对策。

战争的谋划和战事中种种复杂变化的应对，关键在于人，在于将帅谋略的运用和能动性的发挥。在行军作战之中，军队能否做到纪律严明、行动协调、部署得当，能否善于利用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能否准确地把握进退之时机，将帅之作用至为重要。与“尚谋”思想相联系，对于将帅作用，孙子给予了高度重视。充分肯定了将帅的才智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重要作用。在“五事七计”之中，明确地把将帅作为影响双方制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作战篇》中，更是把“知兵之将”作为“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强调了将帅责任之重大。在《地形篇》中，孙子论述了“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情况，指出“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招致这些失败的原因，“非天之灾”，而是“将之过也”。战事之败，其罪在将，在于为将者谋划之不周。

肯定了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之后，孙子进一步对谋略的作用加以说明。孙子对谋略的重视，体现在兵法的各个方面。现举几例，以说明之：

“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一再强调：“兵者，诡道也”（《计篇》）；“兵以诈立”（《军争篇》）。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他设计了种种诡诈的方法来诱骗、对付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善于用兵的将帅，能够依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智谋改变现存的条件，灵活运用“诡道”十四法，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造成其错觉和失误，调动敌人，以我为主，“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势篇》）。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在战争中造成有利于己的态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

“自保而全胜”。战争双方力量的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如何争取胜利，如何保全自身，成为指挥者思考的重要问题。孙子认为，为将者如能善于谋划，在不同的情势下采取相应的攻守策略，可达自保之目的，然后窥视敌人的可乘之隙，等待有利之时机，仍能伺机而破敌，争取战争的胜利。“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形篇》）取胜的条件不充足，就应采取守势，深藏其形；故“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形篇》），深不可知，无形可窥，无懈可击；一旦窥得有利战机，则伺其阙漏，乘其虚懈，猝然而击之，故“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形篇》），击敌之不意，攻其所不备，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招架，做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失敌之所败，正是一切明智的战争指挥者的行动准则。

另外，诸如“避实而击虚”（《虚实篇》），“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以及“示形”“动敌”，“出奇制胜”等军事原则与作战方法，也都是孙子尚谋思想的运用和展现。

孙子充分肯定了“知”“变”“谋”在战争中的作用，承认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的基本条件，主张对这些条件要做到客观理性的了解和把握，正确认识不同的条件在不同情况下的作用；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战争中的诸多矛盾现象及其相互转化，觉察出战争规律的存在，强调在全面认识战争的“常”与“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谋略的运用促使矛盾方面发生转化，在战争实践过程中造成敌弱我强的有利态势，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战争是生存的竞争。作为古代生存竞争的历史记忆，《孙子兵法》这部传世巨著，是累积的精神与文化，其中所蕴涵的深邃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的人生、社会智慧，不仅属于古代，也属于现在和未来，在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