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顺”阶段

一、“耳顺”的境界

五十岁的年龄是继第一次成熟于“三十而立”之所第二次成熟的年龄——对于历史的规律和历史的无规律的接受。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自己对这偶然性的一生，算是有了个来龙去脉的理解与认同，一方面明确了自己的有限性，另方面明确了自己的可能性。不再是青少年时代‘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前景茫茫，也不再是‘天下事舍我其谁’那种不自量力的空洞抱负了。”^[32]从生涯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处于五十至六十这一年龄段，职业成熟度可能增加也可能下降，但个体这时要考虑“如何应对个人资源的日益减少？如何应对个人的物质财富和责任的增加？珠穆朗玛峰现象（它应该被攀登多少次？）；由于精力和能力的降低，个体的年龄对机体的影响以及随后对生产率和满意度的影响……”^[33]。然而孔子五十至六十岁这一阶段，却是他生涯发展中最为精彩的一段。五十一岁时，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34]。一年官职三级跳，可谓官运亨通。“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35]齐人闻而惧，“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④。随后四年，孔子往来于卫、陈之间，终不得用，只好“归乎归乎……”思归了，那时他已六十出头了。这是孔子讲“六十而耳顺”的大致背景。

“耳顺”，是相对于“逆耳”而言的。“逆耳”是听了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感到不舒畅；另外是说对非道听不进去，就是说不能了解为什么人们会说逆于道的话，会逆于道而行。“耳顺”就是无论听到任何话语，都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而不会感到生气与刺耳，这正是一位年事已高、道德修养较好者的表现。“耳顺”是接受天命、认识天命的一个最佳效果：尽了人力，自己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很大的成功，但最终不为所用。往来卫、陈之间达四年之久，无所事事，这样的经历应该是认识天命的时候了。所有的棱角都被磨圆了，对这一切都安然接受。从此渐入耳顺之境。

二、诛少正卯

在孔子由“逆耳”到“耳顺”这一过程中，有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不得不提，那就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36]。通读《论语》，只字未提少正卯，其弟子们也未评说，但荀子与韩非及太史公等都论及。荀子对孔子诛少正卯是这样记述的“：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

读上面的文字，我们没有发现少正卯真正的罪名，只说他“乱政”，而真正乱政者乃鲁之“三家（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政出“三家”，何言王道？少正卯顶多为一思想有问题者，有反社会倾向或者是一个社会反对派而已。所谓“乱政”，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后面有大批的追随者。何新先生《孔子年谱》记载孔子42岁时，“少正卯在鲁都设徒讲学。孔门三盈三虚”^[37]，到少正卯被诛时应该讲学达十四年之久，这期间其影响力应该是很大的。能使“孔门三盈三虚”，其学术号召力应可与孔子比肩，无疑有大批追随者，正如荀子所载“，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笔者推测，从孔子为中都宰到大司寇这期间，少正卯极有可能是以“持不同政见者”（或至少在言论学术上水火不兼容）身份与孔子同朝为官的，犹如今日西方民主政府中反对党之行为；反对党者是处处与执政党唱对台戏的，也的确是心达而险（就是说他想得很旷达，实行起来却相反）、行辟而坚（行为很阴险，但很坚定）、言伪而辩（说得无理或强词夺理，但头头是道）、记丑而博（态度否定，报忧不报喜）、顺非而泽（不好的事、不成的理、不善的议论，他多趋之若鹜）。从这所谓的五条罪名来看，孔子的确像是容不得异端思想，所以有“攻乎异端，其害也矣”（《论语·为政》），“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的话。但孔子之诛少正卯，或许另有隐情，如三桓或其中某一桓授意孔子，而孔子对少正卯亦无好感且有矛盾，所以杀了也就杀了。但事件的本身与孔子所倡导的“仁爱”“爱民”是格格不入的，这在孔子内心深处，可能亦有深深的内疚与反思，所以才有“耳顺”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