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求知论

中国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极为重视学习求知的问题。他们认为，人生在世、立世，必须要有知识、有智慧。要如此，则必须好学、勤学、不耻下问。许多儒家学者在著书立说时，都首先讲为学求知之道、之理、之方、之途。如《论语》第一篇为《学而》、《荀子》第一篇为《劝学》、《法言》第一篇为《学行》、《潜夫论》第一篇为《赞学》等等，都意在说明学习求知对人生立世、做人的重要意义。

为学求知是人生的重要内容，不学习、无知识的人，很难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儒家学者深知此理，深明此义。所以强调人从生至死、从幼至老都要自强不息，孜孜以求，不断向学，努力求知。宋代大儒王应麟在其所编写的童蒙读物《三字经》中就写道：“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叶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这便生动而具体地揭示了学习求知的意义。

一个人要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就必须有知识、有道德、有功业，而这其中的关键则是学习，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枢要。所以为学求知是人生的第一要义，而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

孔子《论语》开篇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就告诉人们，学习知识，按时温习，学到了知识，是很快乐的事啊！

孔子虽然讲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但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自己的求知和教学的实践活动中，强调的是“学而知之”。他自己和历史人物，以及诸弟子，都非“生而知之者”，都是“学而知之者”。他自己明白说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经历，求知修德的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的一生都在为学求知，进德修业，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据《论语·述而》篇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亦是他的为人求知情况的真实写照，

孔子在谈到自己学习心得体会时，亦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他在教学实践中，一再教育弟子们要做到“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他对子路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学求知是矫正、避免各种错误行为、偏差的关键。不好好学习知识，就会发生各种偏差、错误、蔽障。人要想具备完善的道德和渊博的知识，就必须广泛深入地学习求知，认识各种事物及其规律。因此，孔子称赞颜渊好学求知、迁善改过的精神。“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孔子把学习求知与进德修业结合起来，视为同一的过程。

孔子主张学习求知，要放下身段，向各种不同的人学习，只要是有知识、有见地、有专长，就要拜之为师，虚心学习。所以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学习别人的优点、长处，发现自己的缺点、短处，从而改正过来。因此，要学无常师。子贡曾说过：“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没有经常固定的老师，向各种有特长的人学习，而能博采众家之知、之长，以使自己具有各种知识、技能。

学习、求知，必须勤学、好问。对此，孔子十分重视。《论语》中，“问”字一百二十一见，“问”与“学”的内容、意思，基本相近、相同。如“问政”、“问仁”、“问孝”等。孔子教育弟子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自己则是“入太庙，每事问。”（《语论·八佾》）问之方可知之，故要以问而求知、求解。

孔子认为，为学求知，还必须“多闻”、“多见”，更必须“多思”，把“学”与“思”结合起来。《论语》中，讲“闻见”者七十多见，论“思”者二十四见。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又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论语·为政》）这是说，自己不知道、不认识的知识、道理，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选择正确的见解而采纳之；其次要多见而认识事物及其规律。通过视觉观察来认识、掌握事物的发展和知识的来龙去脉。孔子自己就是这样学习求知的，所以当时有人说他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孔子虽然承认“闻见”的作用，但是他也认识到“闻见”的局限性。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多闻多见是好的，但是还有一些疑问不能解决，故要把其中有怀疑的地方保留起来，在言行中谨慎从事，才可以少犯错误。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孔子强调理性思维的作用，重视推理，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所以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种“举一反三”的推理思考，可以“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如此方可事半功倍。要想达到这种求知境界，就必须认真思考，不仅要“学”，而且尤要“思”，做到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闻见与思考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学习求知过程、阶段。

因此，孔子要求人们为学求知，必须在多闻多见的基础上，“默而识之”，反复思虑。他说：“君子在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利思义。”（《论语·季氏》）由“闻见”等感官所获得的感性认识，经过思考上升到理性思维，人就可以获得全面而正确的知识。孔子的为学求知论，不仅全面系统，而且科学合理，故受到后世的推崇、弘扬。

孟子虽然认为知识能力是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这是说，人的知识、道德观念是一种先天的良知、本能，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要真正具有知识则还需要学习。他自己平生“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上》）把学习求知与道德修养融为一体。

其实，孟子十分重视学，而强调专心致志的学。他以“学弈”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弃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孟子·告子上》）学习不能间断，今天学习，明天弃之，亦不能心猿意马，三心二意，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譬如当今下围棋这种技艺，虽然这只是一种小的技艺。但是如果不专心致志，也是学不到手的。弈秋是全国的下棋名手。假使让他教授两个人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听弈秋讲授棋艺。另一个人虽然表面在听讲，却心里想着天鹅将要飞来，想着拿起弓箭去射它。这样虽然与专心致志的人一同学习，但是他的成绩一定不如人家。这是因为聪明智慧不如人家吗？当然不是了。这就告诉人们求知学艺，必须一心一意，不可三心二意。

荀子深知学习的重要性，肯定人求知是一个不断的积累过程。他的《劝学》篇专门讲述这些道理，告诉人们“学不可以已”，并把学习与修身结合起来，“博学而日参省己身”。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须臾不断，日积月累，最终会攀登高峰，达到目的。否则，将半途而废，一事无成。所以说：“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将有所止之，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荀子·修身》）积跬步成千里，只要穷追不舍，跛鳖亦可以至千里；如果进进退退，走走停停，六匹千里马，也不能到达目的地。荀子以积土成山、积跬步成千里等具体事例，告诉人们学习求知，必须日积月累，从不间断，非如此则不可能达到求知的目的。

汉代儒家学者对孔子拜师求知学艺及其教授弟子学知之事，多有描述、记述，以告诉人们即使是圣贤，亦是学而知之的道理。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如下的记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孔子跟随师襄子学习弹琴，十天没有再学习新的乐曲。师襄子说：可以学习新的乐曲了吧！孔子说：我虽然熟悉了这支乐曲，但还没有掌握它的技巧。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它的技巧，可以学习新的内容了吧？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它的要旨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会了它的要旨了，可以学习新的内容了吧？孔子说：我还没体悟到作曲者的人为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在弹奏中受到乐曲的感染，进入到深沉思考的境界，感到心旷神怡，心胸开阔，意高志远。于是便说：我体认到作曲者的为人了。他肤色黝黑，身材魁伟，眼光明亮而高瞻远瞩，有君临天下的帝王气魄。除了周文王谁能作出这样的乐曲呢？师襄子听后对孔子曰：我的老师曾经说过，这就是文王听谱写的《文王操》啊！这个故事既表现了孔子的好学求知的精神，又表现了他的求知甚解，深钻细研，得其所以然的态度。告诫人们为学求知不可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只求当然，不求所以然的态度。

刘向在《说苑》中，记述了孔子教育弟子子路和孔子弟子曾子教育弟子公明宣的二则故事。告诉人们应当如何为学求知和如何教人得知的道理和方法。

其一为：“孔子谓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长剑。’孔子曰：‘非此之问也。谓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学，岂可及哉！’子路曰：‘学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无谏臣则失政，士无教友则失听。狂马不释其策，操弓不反于檠。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毁仁恶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建本》）这篇短文记述了孔子与子路初次见面时的一番对话，揭示了学习的重要意义，告诉人们学习与不学是截然不同的。子路本是个好勇力，尚武功，而不愿学、不事学的武夫，他认为学与不学，都是一样的，所以何必学习呢？经过孔子的层层开导，使子路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记住了老师的教导，下决心接受老师的教导，认真学习，改过从善，最终成为孔门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一。这个故事通过问答、诘难，逐步深入，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为学之方，求知之理，充分体现了孔子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和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

其二为：“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吒之声未尝至于牛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反质》）这则故事是说，公明宣跟从孔子弟子曾参学了三年，却未曾学过书本，曾子以为是不学习。经过曾子与公明宣的一番问对，通过生动而具体的事例，说明了学习不仅仅是向书本学习，向实际学习老师的言行，同样是学习，而且更为直观、亲切、感人，易于接受，收效更好。公明宣在日常生活中向堪称执行孝道楷模的曾子，学习孝道，待人之方，为官之道。这就告诉人们，读书是学习，实践同样亦是学习；老师的言行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为人师表者应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做到身端言正，方可为人师。

关于学习和求师的重要性，扬雄在《法言·学行》等篇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

扬雄认为，学习求知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不仅能学到知识，而且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他说：“学之行，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正，否则邪。”（《法言·学行》）学习可以锻炼、改造人的本性、习惯，可以成为高尚的人，不学习、无知识，便是普通的人。人有了知识，懂得道理，才会走正路，否则便会走邪路。所以说：“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法言·学行》）人要求得知识，做个有道德的人，就必须学习。世界上有学而不知而无德之人，却没有不学习而有道德的人。人如果不学习，无知识，无道德，就与禽兽差不多少。“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法言·学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扬雄认为，圣人与贤人，贤人与众人，众人与禽兽的差异就于知识、礼义之不同。

扬雄指出，学习求知，就必须拜师、求师。他说：“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法言·学行》）教师是儿童求知的生命、模范，没有老师的教诲和作模范，人能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人，是很难的。所以“务学”者尤其要“务求师”。

为学求知，还必须不断努力，精心思考，与朋友互相切磋琢磨，这样才算是好学，并能学好。所以扬雄说：“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法言·学行》）不仅要“学”，而且要“习”。“学”中得到的知识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要通过“习”以辨别之，从而使其理战胜邪说。扬雄说：“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也，况习是之胜非乎？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法言·学行》）以圣人为标准来审定、辨别是与非。

不仅要“学习”，而且还要“力行”，“习”中辨是非，“行”才见真知。所以说：“圣人之辞，可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为也。是以君子强学而力行，珍其货而后市，修其身而后交，善其谋而后动成道也。”（《法言·修身》）既学又习，既习又行，孜孜不倦，永不停止，方可博采众家，百川学海，川可为海，行之不息，归之不已，学到真知。否则，停止了，则一事无成了。所以说：“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不至于山，是故恶夫画也。”（《法言·学行》）扬雄的“学行”之论，既全面深刻，又富有哲理而且合理。

王符反对“生而知之”，提出“人智曰学”的思想命题。他把《赞学》作为《潜夫伦》的第一篇，以此说明学习的重性。他明确肯定没有“生而知之者”，也没有所谓“良知良能”者，都是“学而知之者”，即使是“圣人”也不是先天就知道一切的，而是“待学问”而知之的。所以他在《潜夫论·赞学第一》篇开宗明义就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人的知识、聪明才智、道德品格，都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都是老师教育而得的，世界上没有不学而知、不师而知、不至而能的良知良能者，即使像黄帝等十一位大圣人，也是以他人为师，勤学广问而具有广博的知识，硕大的品德，更不要说凡人众生了。所以人要有知识、有德行，就必须首先读书、学习。

人在学习中增长知识、能力，培养道德、品行，如同物经过琢磨变成器一样。王符说：“《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虽有玉璞卞和之资，不琢不错，不离砾石。”（《潜夫论·赞学第一》）人不学习无知识、无才德，犹玉石不琢磨不成器物一样。因此，人必须努力学习。圣贤君子之所以为圣贤君子，亦是学习修养的结果。如果不学习，当然就不会达到这种境界。“试使贤人君子，释于学问，抱质而行，必弗具也；及使从师就学，按经而行，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亦庶矣。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潜夫论·赞学第一》）圣人用心造经典以教育后人，人们用心学经典以使自己之心与圣人之心相合，便可以为“贤人君子”。如果“贤人君子”不学习，“释于学问，抱质而行”，也不会成为“圣贤君子”，而与圣人之心相合。

王符指出，人的聪明智慧先天差别是不大的、有限的、相对的，不是很大的、绝对的，人们之所以相差甚大、很远，就在于后天的学习、假物，尽心的不同，他说：“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尽照，及学也，聪明无蔽，必智无滞。”（《潜夫论·赞学第一》）人的先天性情、智慧是相近的，“未能相百”，后天学习而使人的聪明智慧相距甚远，“其明智有相万也”，这不是“真性之材”，而是学习的结果。所以说使人聪明智慧，事业有成的最好办法是学习，“莫良于学矣”。

刘勰认为，要认识宇宙万物之理及其变化之妙，就必须学习求知，不学习是无法认识的。他说：“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以光身者也。”（《刘子·崇学第五》）学习可以明事物之理，鉴事物之道，言事物之妙，光自己之身。人的学习如同“茧缲以为丝，织为缣纨，缋以黼黻，则王侯服之；人学为礼仪，雕以文藻，而世人荣之。”不断学习，精益求精，最终精致，受人称赞。不学习如同“茧之不缲，则素丝蠹于筐；人之不学，则才智腐于心胸。海蚌未剖，明珠不显，昆竹未断，则凤音不彰；性情未炼，则神明不发。”如果“人能务学，钻炼其性，则才慧发矣。”不仅能获取知识，增加智慧，而且会超过前人。所以说：“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染使然也；冰生于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镜出于金，而明于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语，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润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纳滋味而百节肥焉，心受典诰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深。远而光华者，饰也；近而愈明者，学也。……人性懁慧，非积极学而不成。”（《刘子·崇学第五》）学习求知，要日积月累，坚持不懈，手不释卷，口诵足行，学行并重，如此便可以做到滴水穿石，以绳锯木，积渐而成，取得成功。

学习求知，要取得成功，还必须集中精力思考，专心致志，心不旁顾。所以刘勰说：“学者出于心。心为身之主，耳目候于心。若心不在学，则听诵不闻，视简不见。如欲炼业，必先正心，而后理义入焉。”（《刘子·专学第六》）“心”为眼、耳、鼻、舌、身等感官的主宰，即思维器官主宰感觉器官，如果心思不专，精神不集中，那么其他器官所学之知，就会过而不留，连皮象之知都没有获取，更不要说认识事物的规律了。比如：弈秋下围棋，他是全国最善于下围棋的人。当他下棋时，有吹笙的人经过，他若倾心听吹笙，将围未围之际，要问他弈道，则不知也。这不是弈道之深，是情绪一时昏暗，被笙扰乱的结果。再如：隶首是天下有名的善算者。当他计算之时，有鸣鸿飞过，他将弯弓射之，正当箭发未发之间，要问他三五之数，则不知也。这不是三五难算，是意识一时胡涂，被鸿雁扰乱的结果。由此可知，“弈秋之弈，隶道之算，穷微尽数，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鸿而弈败算挠者，是心不专一，游情外务也。”结论是：“是故学者必精勤专心，以入于神。”否则“若心不在学而强讽诵，虽入于耳而不谛于心，譬若聋者之歌，效人为之，无以自乐，虽出于口，则越散矣。”（《刘子·专学第六》）正心、专心、一心在学，方可达义理，入于神。以事例喻学理，可谓寓于哲理的智者之见。

颜之推作为南此时著名的教育家，非常强调教育、学习的重要意义。他在《颜氏家训》一再训诫子弟们要好好学习，奋力勉学。

颜之推认为，世间的一切人，不论是农、工、商、手艺人，还是明王、圣帝，都必须学习，以学习求进取，不断上进，方可以为圣人，否则，不学习、不上进，只能为凡夫俗子。因此，他积极主张勤学上进，及时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全忘修学，消磨岁月的庸人之行。他说：“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逐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人生在世，当会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要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深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不记姓名，饱食醉漏，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颜氏家训·勉学第八》）颜之推在这篇语出惊人，危语动人，精粗具备，本未兼赅，令学者神骨竦惕，皆宜熟读的《勉学》中，揭示了深刻的道理，告诉人们：各行各业，各种人物，都要认真学习，精通本业，不可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消磨时光，自以为足，全忘修学。学者必有其成，必受其乐；不学者必无所成，必受其辱。颜之推认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读书学习、识事明理，“有学之贫贱”比“无学之宝贵”要宝贵的多。

颜之推针对梁朝全盛时期，贵族子弟多为不学无术的现实，而引用“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的谚语，进一步说明读书、学习的重要、可贵。

颜之推指出，读书、学习之所以重要、可贵，就在于学习求知能识宇宙之理，见人事之几。就是说，学习能使人认识天地万物的规律和人事成败的几微变化，令人聪明智慧。不学习使人茫然无识、愚而无知，“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学之所知，施无不达。”（《颜氏家训·勉学第八》）学习明理，以知指导行，则无所不达，这就是开心明目而利于行的道理。

读书、学习以求知、明理，必须做到：踏踏实实，孜孜不倦，日积月累；不可华而不实，时学时断，骄傲自满。颜之推说：“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颜氏家训·勉学第八》）学是为了行，为了用，学习求知明理，意在“修身利行”，不是摆花架子，装模作样，给人看的，故要做到春华秋实，不可炫耀自己，华而不实。

学习求知，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向各种有技艺专长的人学习，“夫学者贵能博闻也”，只有这样，才能学到广博的知识，掌握各种技能。所以说：“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一切知识都由“学问”而来，故学者要勤学、博闻、多问。这个思想是合理的。

学习求知，是一生的事业，一个人要获取广博的知识，就必须从小到老都要不间断、不停顿的学习。少年时要精神专注，长成人时要不失时机，壮年时不可虚度光阴，老年时不可自弃，要像孔子“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遊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颜氏家训·勉学第八》）圣贤、大儒，都是学来的。一个人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要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活到老，学到老，终有所获，成为圣贤。

张载一生为人为学、教书育人，均“以道德进”，故“多教人以德”。以德教人是张载教人求知的为学宗旨，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成人之道，以求成为圣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

张载认为，人的本然之性是善的，由于被气质之性所蔽障，阻塞而有不善。为了使人为善不为恶，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变化气质，返本归善。他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经学理窟·义理》）又说：“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古之人，在乡闾之中，其师长朋友日相教训，则自然贤者多，但学至于成性，则气无由胜，……必学至于如天则能成性。”（《经学理窟·气质》）为学求知，意在变化气质，“求为贤人”，“终为圣人”。为此必须虚心求知向学，既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师长朋友学习；既学习各种知识学问，又学习做人的道德规范。最终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圣贤。这是张载为学求知、施教育人的宗旨和目的。

围绕着这个宗旨和目的，张载就为学求知等一系列的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论述。

张载主张人的学习、教育，要从小抓起，及早教育，幼而教之，长而学之，直至实行胎教。从小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道德行为，长大继续学习，使之强化，最终成为有用之才。他说：“自诚明者须是要穷理，穷理即是学也，所观所求皆学也。长而学固谓之学，其幼时岂可不谓之学？直至在胞胎保母之教，已虽不知谓之学，然人作之而已变以化于其教，则岂可不谓之学？学与教皆学也，惟其受教即是学也，只是长而学，庸有不待教习便谓之学，只习有善恶。……所谓长而学谓之学者，谓有所立自能知向学，如孔子十五而志于是学也。”（《张子语录》下）求知问学是为了穷理、修德、做人、成圣。因此，培养人的广博知识、良好品行和行为习惯，必须从幼儿抓起，实行胎教。幼而教是学，长而学是学，学与教都是学。因为儿童从小就有记性，隔日事能不忘，所历事皆不能忘，所以要抓紧时间及早施教，使之从童蒙之时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性和求知精神。

学习求知，要讲究方法。张载深知学习求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秩”、“有序”过程，既不能停止间断，又不能急于求成，躐等而学，欲速则不达，所以要循序渐进，由博学精思而深入精微。

人的知识、才能、品行的获得和提高，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少到知之多，由知之浅到知之深的渐进积累过程，这如同事物发展变化由渐化到著变的过程一样，人们要遵循事物发展的顺序和规律，才能认识事物，获得知识。学习求知，也应当如此。因此，老师应当循序而教，学生应当循序而学，切不可“躐等妄意”而教、而学。张载说：“教人当以次，守得定，不妄施。”（《横渠易说·上经·蒙》）又说：“慕学之始，犹闻都会纷华盛丽，未见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进则渐到，画则自弃也。”（《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超越阶段，躐等妾意不成，画然停止，中断不学也不成。只有由浅入深，由易而难，循序渐进，方可有成。

学者要想真正有所得、有所成，还必须反复琢磨思考。只有博学精思，学思结合，才能深察精微，获取深沉牢固的知识。张载说：“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于实处转笃实，转诚转信。故只是要博学，学愈博则愈精微。”（《经学理窟·气质》）又说：“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经学理窟·义理》）人要博闻见，多读书，勤精思，强记忆，经过反复比较、参校、论证，方可察之精微，贯通义理。掌握笃实坚固的知识，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中去，才算是达到了教与学的目的。

学习求知，不可因循旧见，固守成说，人云亦云，而要用心领悟，去疑求新，濯去旧见，以开新意。张载肯定“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义理》）的学习方法，求知精神。对此，他多有论述。如说：“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所以观书者，释己不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经学理窟·义理》）“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心中苟有所开，即便劄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更须得朋友之助，一日间朋友论着，则一日间意思差别，须日日如此讲论，久则自觉进也。”“学行之乃见，至其疑处始是实。疑，于是有学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经学理窟·学大原下》）“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须有疑，必有不行处，是疑也。譬之通身会得一边或理会一节未全，则须有疑，是问是学处也，无则只是未尝思虑来也。”（《经学理窟·气质》）“多求新意以开昏蒙。”（《张子语录》中）读书须用心，专心致志，方可有灼见；读书须经常，常读常思，方可见到义理；读书须有疑，有疑释疑，方可深化进步；读书须实作，实作实行，方可获得真知；读书须创新，濯去旧见，方可获得新意；求知须师友之助，请教老师，与朋友切磋，方可解惑长进；读书须奋力，端正学风，方可振兴学术。张载所论所议，真是智者宏论、灼见。

二程从“天理”论出发所讲的“学”，虽然承认外入之学，但是主旨强调内省之学。如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易》之《乾》卦言圣人之学，《坤》卦言贤人之学，惟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至于圣人，亦是如此，更无别途。……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而人和天地万物都出自“一理”，就此而言，“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八）人的这种求知，实为体道。所以“近取诸身，百理皆具。”（《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为学求知，贵在自得，自识本心，不外以外物来安排。只要“潜心默识，玩索久之，庶几自得。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理上理会。”（《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这显然是一种内省体悟的为学求知论。

二程的这种为学求知论，与道德修养论密切相联的。他们一再申明：“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究其实质，二程的为学求知论，就是人身修养论。所以说：“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则物来夺之。……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这种“涵养用敬”、“进学致知”，实为“静坐”、“主敬”，即禅学“坐禅入定”论的理学版。只在心照万物，不在接触外物。只要主一无适，则外物不能夺，而天理无不明了。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二程并非完全排除外物之知，外入之学。为了认识事物之理，不妨也接触玩味、格致一下外物。如说：“物理最好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须是就事上学。”（《河南程氏遗书》卷三）“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从事物中认识事物之理，格物而知物，方可求得知识，获取智慧，这个思想无疑是合理的。

二程承认，只有博学，方可反约，学不博者，不能守约。所以博学、多闻见，再反约、守约，是为学求知之要。他们说：“圣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后约之以礼，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博与约相对。圣人教人，只此两字。博是博学多识，多闻多见之谓；约只是使之知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又说：“学不博者不能守约，志不笃者不能力行。”（《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如此认识、对待“博”与“约”的关系，以及其在求知中的作用，当有其可取之处。

二程还强调为学求知的一贯性、连续性，告诫人们自少至老，都要志力向学，学而不止，切不可间断、停止。所以说：“老喜学者尤可爱。人少壮则自当勉；至于老矣，志力须倦，又虑学之不能及，又年数之不多。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乎？学不多，年数之不足，不犹愈于终不闻乎？”（《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又说：“君子莫大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此汤、武所以圣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少年当自勉，孜孜不倦，免得年老体衰，年数不多，学之晚矣。当然，年老时学习亦胜过不学习。学习求知最大的祸害是中途停止不学。聪明的人是从少至老一直不间断的学习，从不停止，这样便可以超凡入圣了。

朱熹的为学求知论的思想主旨与二程基本相同，又赞同张载的读书方法和创新精神。

朱熹认为，人的知识既有生而知之者，又有物交而获者。他说：“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朱熹集》卷三十《答张敬夫》）人生来就有知识，此为生而知之；亦有与物交而来的知识，是后天学而知之。所以要把读书求知与求诸本身结合起来。“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直到这个田地，方是。”（《朱子语类》卷十一）本诸身，征诸民，考诸史，验诸事，内外结合，无所欠缺，方是真知。因此，朱熹很讲究为学之道，读书之法。他说：“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熹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读书要循序渐进，逐字逐句、逐段逐篇阅读、理会，理会通透后，再渐次深入，不能与虎从事，贪多嚼不烂。所以说：“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朱子语类》卷十）他一再告诫人们“读书不要贪多”，“学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费心力，须依次序，如法理会。”未得其前，不要求其后，不可好高鹜远，急于求成，这样会欲速则不达。他举例说：“读书，须是穷究道理彻底。如人之食，嚼得烂，方可嚥下，然后有补。”“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理自见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生吞整嚥，不知滋味，所以“读书不可贪多”，“读书贪多，最是大病。”（《朱子语类》卷十）熟读细玩，反复体验，方为有得。

朱熹认为，要把所学的知识化为自己的真知，不仅要熟读，而且要精思，领悟义理，融会贯通，不能学而不思，食而不化，必须学思结会，义理自出。他说：“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尝思之，读便是学。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兀危臲不安。”（《朱子语类》卷十）既熟读，又精思，方可理解书中的道理，做到永远不忘，变成自己的真知。

朱熹讲的“学”，亦包括修身涵养之义，或者说是将求知与修身融为一体。因此，朱熹极为推崇二程“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观点。他说：“伊川又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圣贤之言，如此类者亦众。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朱熹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圣门为学之要、之妙，在去掉邪妄之念，做仁人君子，持敬穷理，使“天理自明，人欲自消”。因此，朱熹称赞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方法是“得为学之本。”（《论语集注》卷一）读书求知是为了修养自身，维持此心。他说：“人之为学，固是欲得之于心，体之于身，但不读书则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人常读书，庶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横渠有言，所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其何可废。”（《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求知的目的是为了“管摄此心”，“维持此心”，不使“此心”、“本心”被私欲、邪念引诱、蔽障。

朱熹的这些思想是引申和发挥张载的相关思想而来的。我们说过，张载曾说：“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经学理窟·义理》）朱熹认为，张载提倡的读书为“维持此心”等说法最好。由于他按照张载的方法做了，所以走了捷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对张载的这种读书求知方法，大加称赞。他说：“张子说的维持字好，盖不读书，则此心便无用处，人常读书庶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今人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不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横渠说读书须是成诵，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古人记得，故晓得，今人卤莽记不得，故晓不得紧要处。慢处皆须成诵，自然晓得也。近与学者讲论尤觉横渠成诵之说最为捷径。……读书无疑者须教育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近思录》卷三）读书求知，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思明理，这样方可维持此心，管摄此心，这种把读书求知与修身体察结合起来的求知方法，当然有其合理之处。

吕祖谦作为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从“心即理”、“心即天”“心即道”的观点出发，认为“心”具万理，知识是先天具有的，所以求知当以“明心”为首先要务，反求诸己，内省体悟，“明心”即“明理”，不必外求。他说：“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来也。”（《左氏传说》卷十四）人只要操存此心，保存本心，守住初心，就可以成为君子了。这种求诸己的求知论，实为道德修养论。

吕祖谦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当然必须讲“学”的重要性了。他所讲的为学求知，旨在学做善人、君子，所以必须学习做人的伦理道德。他说：“为学须识义、利、逊、悌、廉、耻六个字，于此守之不失而为善人，于此上行之而著，习矣而察，便是精义妙道，”（《杂说》）吕祖谦在《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中，明确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他不仅规定学生要这样去学，而且在教学过程中，要学生必须这样去做，学以致用。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不可用，工弗学也。学也无所用，学将何为邪？”（《杂说》）学是为了践履伦理道德，成为有实用价值的人才，学而不用、无用，等于不学。

吕祖谦主张通过学习求知，来变化人的气质，使之由恶变善。就此而言，“学习”就是“治气”。所以说：“一言不移，则善恶霄壤，是孰使之然哉？气可以夺言，而言不可以夺气也。故君子之学，治气而不治言。”（《东莱博议》卷三）变化气质，则是为学所得，这如同春天可使枯树荣发、茂盛一样，效力无穷。

吕祖谦认为，要使学有其功效，就要教有其方法，针对不同气质的学生，施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不可限以一律”，亦“难以一律齐”所有的人。他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不能自反自强，非真知者也。”（《礼记说》）他强调人求知，必须不断学习，反对“以人言为讳，自以为是”，做到虚心学习，求教他人，补己不足，以求真知。不仅要“知其然”，尤其要“知其所以然”。这些为学求知的思想、方法，都是可取的。

陆九渊以“心即理”的自然观为基础，论证了人为学求知的问题。他说：“心即理”，“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岂有限量？”（《陆九渊集》卷十二《与赵咏道书》）理就是心，明理就是明心。因为“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人心之良、人心之知，人心之理等，都是我固有之者，“非由外铄”我者，所以人求知只在存心，不必外索，得此“真宰”，则无所不知了。他说：“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真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所病于吾友者，正谓此理不明，内无所主，一向萦绊于浮论虚说，终日只依藉外说以为主，天之所与我者，反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书》）他批评以外物为主，求知外物，主客颠倒，故不能明此心，明此理。其实真正颠倒内外、主客关系的是陆九渊。他如此强调以我为主，以内为主，当然轻视外物之学了。

不过，应当看到，陆九渊有时也讲学习求知，求师学知，由学而知。如说：“古圣先贤，无不由学。伏羲尚矣，犹以天地万物为师，俯仰远近，观取备矣，于是始作八卦。夫子生于晚周，麟游凤翥，出类拔萃，谓‘天纵之将圣’，非溢辞也。然而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如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称之，亦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相继以临天下，而皋陶矢谟其间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以有天下，未及下车，访于箕子，俾陈《洪范》。高宗曰：‘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郊，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乐为麴蘖；若作和羹，尔为盐梅。’人生而不知学，学而不求师，其可乎哉？”（《陆九渊集》卷一《与李省干书》）又说：“古者十五入大学，《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学指归。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学标的。格物致知是下手处。《中庸》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读书亲师友是学，思则在己，问与辨皆须在人。”“自古圣人亦因往哲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进。况非圣人，岂有自任私知而能进学者？然往哲之言，因时乘理，其指不一。方册所载，又有正伪、纯疵，若不能择，则是泛观。欲取决于师友，师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当否，若不能择，则是泛从。泛观泛从，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溃于成。欲取其一而从之，则又安知非私意偏说。子莫执中，孟子尚以为执一废百。执一废百，岂为善学？”（《陆九渊集》卷二十一《杂著·学说》）陆九渊认为，自古以来，即使是圣贤，都“无不由学”而成，学则知之，不学则不知。学必须求师，人生而不知学，学而不求师，都不成其为人。《大学》的“三纲领”是为学的“指归”，而下手处则是“格物致知”。《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是“格物之方”。这些为学之道、之方，旨在告诉人们为何学、如何学。学还必须择善而学，鉴别真伪，明辨是非。否则不为善学，当然也不会得正知、善道。这种为学求知的主张有其合理之处。

叶适从“事功”之学的思想出发，主张以实事实物为对象的学而知之。人的知识是由耳目之官接触外物产生感觉、知觉，由思维器官思考获得知识，即“自外入以成其内”与“自内出以成其外”的内外结合，从而认识事物，获取知识。叶适说：“按《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入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视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非有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道危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孟子·告子》）人的认识事物，获得知识，聪明睿智，入贤成圣等，都是观察、接触外物，再经过思考、谋虑，这就是“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的途径、道理。否则，排除感官之知，不能“自外入以成其内”，当然亦不可能获得知识了，“安能常官而得之？”如果只思不学，不能“自内出以成其外”，亦只是空思、妄想，自作聪明，同样不能获得知识。究其实，人获取知识，是由学思结合，内外交相成的结果。

依据这种学习求知理论，叶适既批评古代“专以心性为宗主”，而排斥感官在为学求知中的作用的主心论，是“虚意多，实力少”；排斥心官作用的主外论，是“测知广，凝聚狭”，两者都是使“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又批评“近世之学”的尤其甚偏之举。他说：“傅说固已言学之要，孔子讲之尤详。道无内外，学则内外交相明，今在《书》、《论语》者，其指可以考索而获也。荀卿累千数百余言，比物引类，条端数十，为辞甚苦，然终不能使人知学是何物，但杂举泛称，从此则彼背，外得则内失；其言学数有终，义则不可须臾离，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又隆礼而贬《诗》、《书》，此最为入道之害。后扬雄言‘学，行之上，言次之，教人又其次’，亦是与专门者较浅深尔。古人固无以行为上而教人为下者，惟后世陋儒专门，莫知所以学，而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雄习见之，以为能胜此而兼行者则上矣。近世之学则又偏了堕太甚，谓独自内出，不由外入，往往以为一念之功，圣贤可招揖而致；不知此身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故余谓孔子以三语成圣人之功，而极至于无内外，其所以学者，皆内外交相明之事，无生死壮老之分，而不厌不倦于其中，此孔氏之本统与傅说同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四《荀子·劝学》）叶适反复申明“学”为“内外相交”之学，不可求之外而遗其内，亦不可主于内而遗其外。他所批评的“近世之学”，主要是指陆九渊的“尊德性”的“主内”之学。叶适认为，陆九渊的“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等主张，是以心为主的“内出”而排斥学知的“主内”之学，故“偏堕太甚”，当然不可能获取真知了。因此，叶适在批评“适世之学”“偏堕太甚”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内外交相成”而学的道理。

叶适明确指出，要认识天下万物及其规律，就必须接触、考察天下万物，于物求知、求理，没有离物而先天固有的虚知、空知。所以说：“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不谬。”（《叶适集》卷二十九《题姚令威西溪集》）只有广泛学习，深察于古，才能见于今，鉴于后，才能明于前。因此，要古今前后，深究细研，方可以识事及其规律。叶适说：“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千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如出一贯，则枝叶为轻而本根重矣。”（《叶适集》卷十一《宜兴县修学记》）测古证今，上及千古，旁括百家，广集博取，融会贯通，便可以无所不知了。

叶适认为，学习知识，识事明理，不是一日之功，一时之举，而要孜孜不倦，日积月累。他说：“学非一日之积也，道岂一世而成哉！理，无形也，因润泽浃洽而后著，此《兑》之所以贵讲习也。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测，其大至于无能名，皆由悦来也。”（《叶适集》卷十一《长溪修学记》）学习知识，必须坚持不懈，不断积累，持之以恒，永不停止，如此可以成为圣贤。叶适把孔子有关学习的三句话视为“成圣人之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前乎孔子，圣贤之所以自修者无所登载，故莫知其止泊处；若孔子成圣之功，在此三语而已，盖终其身而不息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学而》）学而不止，终身不息，便可超凡入圣，最终成圣。

王廷相反对“天德良知”，强调“接习而知”。他指出：“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雅述》上篇）人的知识、认识能力，都是后天学习获得的。一个人从婴儿到长大成人所具有的知识，都是学习、接触外物而获取的。离开后天的学习，则什么也不能知。如果一个人从生下来就将他关在暗室里，不接触人和物，长大后出来，连日用之物都不能认识辨别，更不要说认识天地万物的规律了。王廷相以婴儿“闭之幽室”，“不接习于人间”，到长大而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兄弟，不辨牛马为例，证明人的知识是学习、接习而知。

王廷相指出，人只有后天博学、积累，方可达到“精义入神”的境界。没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验之知、之能。他说：“君子之学，博闻强记，以为资藉也；审问明辨，以求会同也；精思研究，以致自得也，三者尽而致知之道得矣。”（《慎言·潜心篇》）知识是通过“博闻强记”，“审问明辨”，“精思研究”三种途径获得的，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粗至精的不断积累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可尽知一切的。王廷相说：“夫神性虽灵，必借见闻思虑而知；积知之久，以类贯通，而上天下地，入于至细至精，而无不达矣。虽至圣莫不由此。”（《雅述》上篇）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学而能者”（《慎言·小宗篇》），只有“必待学而后加”（《雅述》上篇），所以必须从学习、接习中获取知识。

王夫之坚持“学而知之”，以对“生而知之”。他认为，人的知识是由“学”和“思”得来的，这是获得知识的基本途径。他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不恃其性之所近，而曲成其才，存乎学者之自勉而已矣。”（《四书训义》卷六）只有“学”与“思”并重、相资、互发，才能获得知识，认识物理。学之广博，知则日新，“闻见广而知日新，故学不废博。”（《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学之不博，知则不新。王夫之十分重视“学”的问题，他在阐释《论语》“学而时习之”的意义时，说：“本文一学字，是兼所学之事与为学之功言，包括原尽，彻乎时习而皆以云学。……学有对问、对思、对修而言者，讲习讨论是也。此学字与大学之道学字同，该括广大。……事无穷，道自无穷。”（《读四书大全说》卷四）王夫之认为，“所学之事”，内容广泛，范围广大，“此学字”“该括广大”，包括书本知识和广博闻见等；“为学之功”，同样广泛、广大，包括“学”与“行”的内容。学与思、学与行都应当并重，不可偏废。

王夫之对“学”与“思”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这就是：“学思并进而有功”，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资为功。学为思的基础，离开学的思是无根据的冥思，因而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废闻见而以私意测理，则为妄为凿，乃圣人所深惧。”（《张子正蒙注·中正篇》）没有以学为根据的思，则会妄意猜度，冥思苦想，当然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思是提高和深化学的手段，经过深思，才能深刻认识事物的规律。所以说：“心之官思则得之。……举一隅三隅可见。多学而识之者，一以贯之，不显亦入，不闻亦式，物不足以尽之矣。若耳目之官，视尽于色，无色则无所视，听尽于声，无声则无所听，聪明尽于闻见之中，所闻所见之外便无聪明，与心之能彻乎形而上者不同。”（《读四书全大说》卷十）只学不思，不能深化认识，把握义理，只有学思并进才有其功。学思并进的过程是认识不断深化、知识不断更新的过程。王夫之说：“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于永，显微相次而显察于微。”（《周易外传》卷五）王夫之学思并重的思想，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戴震依据“血气心知”的人生观点，力主学而知之，反对生而知之。他说：人“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虽自圣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学以牖其昧而进入明。”（《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学习可以打开人的知识门窗，启发心智，开通愚昧，增益德性，使愚者变智，昧者变明，柔者变刚。

戴震认为，如同人的形体（血气）必须从食物中吸取营养增强身体一样，人的认识（心和）也必须从学习中增加知识而不断提高。他说：“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食以养其生，充之使长；学以养其良，充之至于贤人圣人，其故一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人必须天天学习，学习如同饮食一样，不可一日中断。学则知，不学则不知，所以要天天学习，扩充知识，如同强壮身体一样，不可一日不学。

戴震强调学必自求自得，入而能化，不可食而不化。他说：“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与某书》）又说：“苟知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学习求知，如同饮食，食而能自化，不能自求、自得、自化，就如同无食一样无益。这个思想是可贵的。

戴震学知的可贵之外，还在于“察”。他明确指出，人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获得义理之和，就必须“察”，即观察外物。他说：“义理非他，所照所察之者不谬也。……理又岂别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仔细观察，条分缕析，剖至几微，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获得真知。戴震的“察”是根据当时天文学观察天体而来的，是以自然科学为根据的科学方法。

戴震指出，学知不仅要“察”，而且要“问”。只有勤学好问，才能扩充知识，获得真知。因此，他非常强调“问”，他自幼就好问。据《戴东原先生年谱》载：他十岁那年，老师“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以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凡二千年矣。然而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从这一连串的问答中，可以看出戴震从小就是一个勤学好问、善于思考的聪明少年。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通晓各种科学知识的大学问家。

戴震的治学、求知方法是：凡事必穷根究底，以明其真相；旁证博引，以断其是非。他自己总结为学求知的历程和经验时，说：“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有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答郑大用牧书》）以此为学求知、为人治学之道、之法，治学、做人，方可学有所成。

戴震为学求知，不为名利，不为私蔽。他认为，求知为人，有两种大患：私和蔽。“私”为私利、欲望；“蔽”为知识蔽障。他说：“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人只有去私、解蔽，才可以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人。戴震认为，“去私”在平等、宽容待人；“解蔽”在学习、去疑不惑。“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原善》卷下），就是此义。

中国的为学求知论，经历了几千年的探索、演变、发展，到王夫之、戴震那里，则日臻完善，他们作了全面的阐述，有些见解发人深省，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中国的为学求知论，与道德修养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儒家学者不是就学知谈为学求知，而把学知与修德融为一体，这是他们的独到处，亦是可贵处。